2009年,南方局舊址迎來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們是老南方局的子弟,應當地領導的邀請前來參觀。紀念館館長親自出面接待,結果剛一進門就遭到了質問:
“怎么沒有我父親的頭像?”
提出疑問的人名叫何明,是凱豐的兒子。紀念館進門處有一排頭像,其中包括周總理、博古、董必武等南方局常委,甚至還有周總理的夫人鄧穎超,卻偏偏沒有他父親凱豐的頭像。
當年南方局成立時,凱豐是六大常委之一,排名第三,在葉劍英、董必武之前,為何紀念館沒有將其頭像展示出來呢?館長趕忙解釋說二樓有,可當何明上了二樓,卻只在一張不起眼的集體照中,找到了父親的身影。
何明對此并不滿意,卻也沒有責怪紀念館,畢竟世人對于凱豐的了解,還停留在遵義會議上反對毛主席。因為這一點,凱豐一生的功績無人再提。
1906年,凱豐出生不久,南方爆發繼太平天國之后的農民大起義,策劃者是同盟會領導人之一黃興。從這一年開始,滿清的統治根基逐漸動搖,“三民主義”開始席卷南方各省,革命的浪潮已經不可阻擋。
到了凱豐五歲那年,武昌起義爆發,近三百年的滿清統治被一舉推翻,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徹底結束。然而,袁世凱竊取了革命勝利的果實后,中國開始出現軍閥割據的混戰局面。
伴隨著時代的迅速變化,年幼的凱豐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雖然從沒走出過家鄉,對于時局變化卻能講得頭頭是道。
1920年,凱豐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萍鄉中學。作為江西西部最好的中學,萍鄉中學匯集了不少北大畢業生,他們將前衛的思想和先進的教學方法帶到了萍鄉,學校里到處彌漫著自由的空氣。
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生活,凱豐很快成長為一名思想進步的青年。
1925年,凱豐考入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利用暑假的機會,凱豐回到家鄉組織農會,以配合北伐軍攻占萍鄉。北伐軍進駐萍鄉后,凱豐由于組織農會有功,還受到了蔣介石的接見。
然而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后,這一切全都變了。凱豐因加入了共青團,上了國民黨的緝拿名冊,組織上為了保證其安全,決定送他到莫斯科深造。在蘇聯期間,凱豐引起了博古的注意。
1930年,凱豐回到國內,在博古的介紹下,凱豐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派去香港,全面巡視廣東省共青團的工作。在共青團四屆四中全會上,凱豐當選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委員,后被任命為共青團廣東省委書記。
上海黨、團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后,凱豐奉命進入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期間,凱豐和毛主席有了第一次見面。
在此之前,毛主席對凱豐就有些了解,他的文章似大河奔流一氣呵成,這樣的人放在全國都很少見,將來定是可造之材??蓜P豐到了蘇區之后,事事都聽博古和張聞天的,令毛主席又有些失望。
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中央決定進行戰略轉移。出發前,凱豐被任命為第九軍團中央代表。中央紅軍到達遵義后,政治局決定召開擴大會議,當時九軍團擔負后衛任務,凱豐連夜騎馬趕去開會。
會議開始后,博古首先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的情況,將失敗的主要原因都歸咎于敵人的強大,對自己的錯誤則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博古報告完后,周恩來作軍事報告,直接點明失敗的原因可能是指揮上犯了錯誤,而毛主席則態度鮮明地表示不同意博古的報告。
很快,張聞天、王稼祥等人紛紛站出來,支持毛主席的觀點,對博古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嚴厲批評。會議的風向頓時發生轉變,大家紛紛支持恢復毛主席的工作,由他繼續指揮紅軍。
當時凱豐認為這一做法不符合共產國際的組織法,和中共組織的原則,同時他也認為人難免犯錯誤,為了維護共產國際的權威,維護博古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權,凱豐不計后果地站了起來:
“我對澤東同志的發言有看法。”
一時間,全場的目光都集中在凱豐的身上,大家都饒有興趣地盯著凱豐,想看看他到底能說出什么。沒想到年輕氣盛的凱豐一開口,就拿毛主席沒出過國發起攻擊,說毛主席不懂馬列主義,只不過是照著《孫子兵法》指揮打仗。
“凱豐同志,你說我是靠《孫子兵法》打仗,請問你讀過《孫子兵法》嗎?”毛主席強忍著怒火問道:“既然你沒有讀過,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孫子兵法》打仗的呢?”
在毛主席的不停追問下,凱豐啞口無言,只能不知所措地坐了下來,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反正邦憲同志不能交權……”
發生在遵義會議上的這段風波,后來給凱豐造成了極大的影響,甚至有人說凱豐和博古等人串通搞陰謀。當然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凱豐在遵義會議召開前一晚才抵達遵義城,之前和博古等人完全沒有聯系,而凱豐的做法并沒有違反組織原則,是符合黨內規定的,因此也談不上“搞陰謀”。
遵義會議之后,凱豐被免去了九軍團黨代表的職務,在隨后的扎西會議上,想通了的凱豐作了檢查,中央又恢復了他的職務。此后,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政治關口,凱豐都站在毛主席一邊。
1935年懋功會師前,凱豐率先察覺到張國燾有另立“中央”的企圖,代表中央撰文對張國燾進行批評。后來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凱豐明確支持北上,旗幟鮮明地維護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央。
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凱豐被任命為中央宣傳委員會負責人,之后又擔任蘇維埃糧食部部長。西安事變之后,凱豐擔任中宣部部長,毛主席也看到了凱豐身上的巨大變化,經常和他商量統戰方面的宣傳工作。
國共第二次合作后,中央決定成立南方局,凱豐被列入南方局六大常委,負責宣傳及黨報工作。在確定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時,周恩來主動讓賢給凱豐,自己來擔任他的副手,凱豐堅持不同意,但周恩來態度堅決,還找來博古一起說服凱豐。
就這樣,凱豐成了周恩來的“上級”。
1940年,凱豐被調回延安工作,擔任中宣部代理部長。中央書記處成立后,凱豐當選為書記處書記,參與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凱豐主要負責思想教育工作,成為整風運動中的主要領導。
1945年“七大”召開,博古被定為“左”傾路線,凱豐因此受到牽連,連中央委員都沒有當選。
新中國成立后,已經在東北地區工作七年的凱豐,被毛主席調入北京工作,出任中宣部副部長。可惜沒過幾年,凱豐就因肝癌離開了人世,時年49歲。在之后的歷史中,凱豐常被人回避,以至于很多人對他的了解,只停留在遵義會議上反對過毛主席。
“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父親對革命的貢獻會被更多的人知曉?!倍嗄赀^去,何明堅信父親的一生總會被人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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