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是與宏大歷史敘述有一定距離的私人場域。“書信里的宋人”基于宋代士大夫之間的私人往來信件，力圖帶領讀者走進宋代士人的內心世界。

慶歷元年（1041）正月，陜西延州城（今延安地區），52歲的范仲淹得到手下通報，說寨主高延德求見。范仲淹接見了高延德，見面后得知高延德是來為西夏皇帝李元昊傳口信的，說李元昊想求和，約范仲淹幾天后在保安軍見面談判。

此時是宋夏戰爭爆發的第二年，正是形勢焦灼的時候，李元昊突然派人求和，是真是假？如此重大的事，李元昊不派使者，不拿文書，只讓一個寨主來傳話，實在有些兒戲。范仲淹覺得肯定又是李元昊在使詐，他之前也干過這種事。于是范仲淹就給李元昊寫了一封信，告訴他如果真心求和，就應該正式一些，否則自己沒法報給朝廷。范仲淹寫完信之后，派手下韓周作為自己的代表，跟寨主高延德一起去見李元昊。然而就是這封信，險些給范仲淹帶來殺身之禍。

故宮博物院藏有一篇范仲淹寫的《邊事帖》（圖1），這是他寫給朋友的一封信。本文圍繞《邊事帖》，講講范仲淹在西北御邊的經歷，特別是他在戰場上表現出來的軍事才能和智慧，以及帖中提到的教育問題。

（宋）范仲淹《邊事帖》，縱30.5厘米，橫42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個好消息

《邊事帖》內容如下：

仲淹再拜，知府刑部仁兄。

“仲淹”二字寫得小小的，這是一種書信禮儀，表示謙卑。“再拜”是拜兩次的意思，這是古代書信中常用的一個敬詞。“知府刑部仁兄”是對收信人的稱呼。

伏惟起居萬福。施鄉曲之惠，占江山之勝，優哉樂乎。

祝您起居萬福。您在我的家鄉廣施恩惠，那里山美水美，您應該過得很快樂。

此間邊事夙夜勞苦，仗朝廷威靈，即目寧息，亦漸有倫序。

我這里的邊防之事雖日夜勞苦，但仰仗朝廷神威，現在到處都很安寧，也越來越有秩序。

鄉中交親，俱荷大庇，幸甚。

我家鄉的親人朋友都得到您的庇佑，真是萬分有幸！

師道之奇，尤近教育。

您倡導的“師道”令人稱奇，非常接近教育的根本。

乞自重自重。不宣。

希望您多多保重，不多說了。

仲淹拜上，知府刑部仁兄左右。三月十日。

這是落款。

范仲淹這封信可以作為宋代標準書信格式的范本。他在信的開頭先寫了自己的名和敬詞“仲淹再拜”，然后寫了對收信人的稱呼“知府刑部仁兄”；落款時也寫了自己的名和敬詞，以及對收信人的稱呼，后面又加了一個敬詞“左右”，字面意思是“我侍奉在您左右”，最后寫了時間。

另外，信中每寫到與收信人有關的詞語或需要尊敬的事物，都會另起一列或空格，這叫“提行”和“闕詞”。如“起居”“悠哉樂乎”“大庇”“師道”“自重”都是與收信人有關的詞，而“鄉曲”“朝廷”“鄉中”是需要尊敬的事物。“提行”和“闕詞”是古人書信中列與列長短錯落的原因。

宋人流傳至今的書信有數百篇，大多都是熟人之間的信，所以能把各項書信禮儀都寫得很到位的是少數。范仲淹的書信卻都能把各項書儀都照顧到，說明他是一個非常謙遜有禮、性格嚴謹的人。

這篇書信是寫給誰的呢？范仲淹稱呼他“知府刑部仁兄”，說明收信人的差遣是知州或知府，他的官銜是“刑部”的某個官，如刑部員外郎、刑部郎中等，且收信人年齡比范仲淹要大。單憑這幾項信息還不足以找出收信人是誰，但結合書信中幾個關鍵詞，就可以做出判斷。

首先，根據“邊事”可知范仲淹正在西北御邊，結合他的工作履歷可將這封信的時間鎖定在康定元年（1040）至慶歷三年（1043）之間，再根據“即目寧息，亦漸有倫序”可知大概率是在慶歷三年（1043），因為前兩三年宋軍接連大敗，一直處于緊張防守的狀態，直到最后一年時才具備“即目寧息，亦漸有倫序”的條件。信中落款時間是三月十日，所以可推知這封信大概率寫于慶歷三年三月十日。

其次，根據“施鄉曲之惠”“鄉中交親，俱荷大庇”可知收信人是在范仲淹的家鄉擔任知州。范仲淹的籍貫是蘇州，他父親是蘇州人，但范仲淹的出生地不是蘇州，而是在今天的河北正定（一說江蘇徐州）。他的父親宦游時，帶著母親一起，范仲淹就降生于宦游途中。范仲淹出生才一年，父親就去世了，窮苦無依的母親帶著他改嫁給一個朱姓山東官員，范仲淹也改名朱說。范仲淹二十多歲時才得知自己的身世，直到入仕為官之后才改回了范姓并認祖歸宗，之后他就一直把蘇州視作自己的家鄉。

經過查詢史料，慶歷三年三月的蘇州知州是富嚴，富嚴此時的官銜是“刑部郎中”，與范仲淹信中的稱呼“刑部”相符。富嚴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好官，他應該是因為不愿意看到戰爭持續帶給百姓的經濟壓力，所以才給身處前線的范仲淹寫信詢問戰爭形勢。曾在基層工作多年的范仲淹應該非常能理解朋友的心情，三年多的戰爭消耗了大量的財物，這些財物很大一部分都得由各地官府從民間征收，不僅老百姓快被榨干了，官員們的日子也不好過。所以范仲淹在信中先介紹了自己的近況，“此間邊事夙夜勞苦”，表明自己在盡力早日贏得戰爭，然后又介紹了邊疆形勢，“即目寧息，亦漸有倫序”。

范仲淹不便在信中對朋友說得太詳細，但是這寥寥數語對于在后方焦急期盼戰爭結束的富嚴來說，應該也是足以寬心的好消息了。

宋朝與西夏的恩怨

范仲淹參與的這場戰爭，是宋朝和西夏之間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西夏作為一個與宋、遼、金并立爭雄近兩百年的王朝，卻一直比較神秘。西夏是由西北地區的黨項族建立的政權。黨項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發端于青藏高原，后逐步遷移至黃土高原。唐末“黃巢起義”爆發后，黨項族首領拓跋思恭出兵助唐，被賜姓“李”，并被封為“夏州節度使”，也稱“定難軍節度使”，占據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正式成為一支割據力量。

宋朝建立之后，黨項首領李彝興繼續率部臣服宋朝，宋朝也繼續封他為定難軍節度使，兩國數十年間相安無事。到李彝興的孫子李繼捧繼任首領之后，李繼捧威信不足，無法統御本部，于是將五州之地獻于宋朝。宋太宗面對天上突然掉下的大餡餅，開懷笑納。可是這免費的“餡餅”不是那么好吃的，李繼捧的族弟李繼遷不想當宋朝的臣民，就逃出城去，率眾自立，逐步搶奪黨項族原來的五州之地。

宋朝將李繼遷視為叛賊，多次派兵圍剿，卻都沒能將李繼遷剿滅。李繼遷一邊打一邊跟宋朝說好話，為自己爭取生存空間。宋朝無奈之下也只能承認他的存在，再次封他為定難軍節度使。李繼遷憑借不屈的意志和靈活的策略頑強生存，同時依附于宋和遼，兩邊借勢，逐步發展壯大，宋、遼、夏三國開始維持“三角平衡”。

經過李繼遷和兒子李德明、孫子李元昊三代的經營，他們將版圖擴大至橫跨今天的陜、甘、寧、青、蒙，面積約相當于宋朝國土的五分之一，而且訓練出了強悍的游牧騎兵。到李元昊掌權時，他看自己有這么大的家業還要依附于宋和遼，在他們面前唯唯諾諾，覺得十分憋屈，他也想當皇帝，跟宋遼兩國皇帝平起平坐。

經過數年的運籌，宋寶元元年（1038），35歲的李元昊正式稱帝，建立大夏國，定都興慶府（今寧夏首府銀川）。由于它地理位置靠西，所以史稱西夏。

宋朝見李元昊自立為帝，立即削去其一切封賞，斷絕與西夏的貿易往來，并向邊境增兵，準備討伐狂妄的李元昊，兩國再次翻臉。康定元年（1040）春，西夏首先發起進攻，宋軍慘敗。慘敗的原因不是宋軍人少兵弱，而是將領水平不行。宋朝廷見狀立即往西北增派將領，這卻把仁宗皇帝難住了，因為經過幾十年和平的環境，宋朝已經很難找出善于領兵打仗的將領了。而且當時的戰區領導都是由文臣擔任，可是文臣當中有幾個善于領兵打仗呢？

這時知制誥韓琦從蜀地出差回來，跟仁宗談論起西北的軍事，非常有見解。仁宗立即任命他為陜西安撫使，赴西北視察軍事。韓琦到陜西前線之后，發現形勢很嚴峻，沒有良將統攬全局，數十萬大軍分布在漫長的邊境線上就像一盤散沙。韓琦心里有一個人選，但卻不敢跟皇帝說，因為這個人是范仲淹。

四年前，范仲淹彈劾宰相呂夷簡，卻落了個“朋黨”的罪名被外放，后來仁宗專門下詔，警告群臣“戒朋黨”。韓琦擔心如果此時他推薦范仲淹，鬧不好自己也得落個“朋黨”的罪名而受罰。可是現在正值國家用人之際，他如果因為懼怕受罰而不敢推薦人才，那豈不是耽誤國事嗎？

思慮再三，韓琦還是給皇帝上疏推薦了范仲淹，并寫了這樣一句“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意思是，如果我是因為勾結朋黨才推薦范仲淹，最后耽誤了國家大事，那就請滅我全族。仁宗見韓琦說了這么重的話，而且前線確實緊缺將才，也就不再追究“朋黨”的事了，將正擔任越州知州的范仲淹調往西北。

為什么韓琦寧可壓上全族性命也要推薦范仲淹呢？范仲淹之前可從來沒打過仗。韓琦這樣做，一方面是因為沒有更合適的人，另一方面是因為范仲淹之前曾多次上書談論邊事，表現出了卓越的軍事眼光。他在十幾年前就曾給朝廷上書，說邊疆缺乏精兵良將，官兵只知道搞錢享樂，而且邊疆地區糧食生產能力不足，很容易讓周邊民族乘虛而入。他還專門指出，西北邊疆雖然暫時很和平，但是一定要居安思危，做好戰備工作，否則一旦起戰事，必然失敗。事后來看，范仲淹的分析是非常準確的，只可惜他人微言輕，沒有引起朝廷重視。

范仲淹不僅對邊防存在的問題洞若觀火，還給出了具體建議。針對缺乏將才的問題，他建議一定要大量培養軍事人才。當時孫子兵法、吳起兵法這類兵書被列為禁書，以防止將官學會了之后造反，范仲淹認為應該在那些“根正苗紅”的家族中挑選將才，秘密授予兵書讓他們學習，并且安排他們到邊疆歷練；另外也要在文官當中挑選那些對軍事感興趣的人，也讓他們學習兵法；同時還建議朝廷重啟武舉考試，在平民當中選拔將才。針對邊疆糧食不足的問題，他建議讓邊疆地區的官員集思廣益，謀劃解決方案，還建議實行屯田，也就是組織士兵或流民耕種土地，獲取軍糧。如果朝廷真的能夠重視范仲淹的這些言論，或許就不會有十幾年后的西夏入侵，即便西夏入侵，宋朝也不至于無人可用。

范仲淹臨危受命，到達西北之后，立即視察邊防，并上疏談論西北兵事，他的見解深刻而獨到，于是朝廷任命他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相當于西北戰區副總指揮。過了沒多久，韓琦也被任命為副總指揮。當時的總指揮是夏竦，夏竦、范仲淹、韓琦又各自招募了自己的助手，至此，宋軍抗擊西夏的“戰區指揮團”組建完成。

仁宗委派韓琦赴西北時，曾對他說：“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故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后福。”意思是宋軍好久沒打仗了，有點生疏，這次失敗是個警示，后面吸取教訓會好起來的。仁宗這番話代表了當時很多官員的想法，他們覺得宋軍是很強大的，不可能打不過西夏這群野蠻異類，這次失敗只是一時失誤。事實真的如此嗎？新組建的“指揮團”能否帶領宋軍“開后福”呢？

戰略分歧

當指揮官各就各位，數十萬大軍和糧草器械也部署到位之后，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最基本的戰略問題：是攻還是守。攻就是立即集結數十萬大軍攻入西夏境內，一舉將其殲滅；守就是先做好防守，不讓西夏有可乘之機，待時機成熟再考慮進攻。

針對這個問題，朝堂和前線都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攻策”，一派主張“守策”，這兩派的主張各有其優點，也各有其缺點。“攻策”的優點是可以速戰速決，減少持久戰對國力的消耗，缺點是風險大，一旦進攻失利，損失巨大。“守策”的優點是風險小，可以盡可能地保存實力，缺點是戰線拉得長，要將兵力分散于上千公里的邊境線上，且長期對峙對國力消耗巨大。

這兩個方案的本質區別其實在于對目前的宋軍實力如何看待。主張“攻策”的人對宋軍實力有充足信心，認為可以一舉殲滅西夏，一勞永逸；主張“守策”的人對宋軍當前的實力沒有信心，認為應該先改善自身防守，立于不敗之地，再考慮進攻。

范仲淹主張“守策”，他的主張不是憑空想的，而是深入調研后得出來的結論。

在范仲淹看來，西夏之所以敢大舉進攻宋朝，是因為宋朝的邊界地區防守太差，才給了敵人可乘之機，所以當務之急是充分加強沿邊城寨的戰備狀況和防守能力。西夏的游牧騎兵擅長野戰，但不擅長攻城，只要能夠加強防守，就可以抵御他們的進攻。另外，當敵人來進犯的時候，就堅壁清野，將人和物資都挪到城里來，使他們搶不到任何東西。同時，各城寨之間有事要互相救援。這樣堅持兩三年，西夏人打打不贏，搶又搶不到東西，只能自我消耗，他們就疲軟了，到時再發動進攻，一舉將其殲滅。

針對很多人主張的“攻策”，范仲淹認為，幾十萬大軍攻入西夏境內，氣候、地形都不熟悉，糧草運輸也很困難，而且宋朝的步兵面對西夏靈活的騎兵，有天然的不利因素。另外，大部隊開進西夏，要穿過沙漠，很容易遭到西夏伏擊，困在沙漠中斷糧斷水，然后就會被西夏人一鍋端。再者，太宗時期就曾大軍討伐西夏，當時宋朝還有很多開國時期的精兵良將，黨項人也還沒那么強大，都沒把他們打敗。而當前的宋軍既沒有精兵宿將，也沒有與西夏作戰的經驗，而且西夏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氣焰正盛，宋軍憑什么取勝呢？總之，任何一項因素都可能導致宋軍失敗，所以范仲淹反對主動進攻。至于錢糧不足的問題，他仍然建議實行屯田。

對于范仲淹來說，真正難的其實不是如何贏得這場戰爭，而是如何讓別人接受自己的主張，如何讓那些盲目自信的人頭腦清醒。所以，在跟西夏打仗之前，范仲淹要先打一場內部的溝通仗。

攻守之爭

戰區的主要領導是三位，除了范仲淹，還有夏竦和韓琦，先說總指揮夏竦。夏竦是最早被派往陜西的統帥之一，他精通歷史，所以也研究了宋朝跟黨項人的對戰史，而且他研究之后的結論跟范仲淹類似，太宗皇帝當年擁有那么多精兵良將，五路伐夏都失敗了，現在就更別想了。他認為宋夏之間將是一場持久戰，宋朝要想贏得戰爭，只能采取加強防守的戰略。

也就是說，在大的戰略方向上，夏竦和范仲淹的觀點是一致的，但不代表他就會支持范仲淹，因為夏竦的立場沒有那么堅定。夏竦不像范仲淹那么富有家國情懷，范仲淹為了國家利益可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而夏竦更多考慮的是個人利益，隨時可能為了個人利益而改變主張。所以，雖然他是總指揮，但他不會明確堅持某個主張，而是會隨機應變。

再說與范仲淹同為副總指揮的韓琦。韓琦主張“攻策”，此時的韓琦才30歲，年輕氣盛且雄心勃勃，渴望通過這場戰爭建功立業。他相信在自己和一眾將領的帶領下，必然可以一舉打敗西夏，根本不需要長期消耗國力。

兩個副總指揮一個主張攻，一個主張守，總指揮夏竦見兩個副手各執一策，就兩邊都不得罪，他知道這件事干系重大，不想過多承擔責任，就不發表自己的主張，所以指揮團內部一比一打平。夏竦把球踢給了朝廷。他給朝廷寫了一篇奏章，綜合范仲淹和韓琦的觀點，制定了攻、守二策，然后命韓琦帶著這篇奏章，快馬加鞭奔赴京城，讓仁宗皇帝去做選擇。

仁宗皇帝看完夏竦的奏章，也拿不定主意，就把這篇奏章發給東、西二府的大臣們討論。大臣們討論得很激烈，最后攻策占了上風。此時已經進入十月了，于是朝廷下令，第二年開春，大軍討伐西夏。

得到朝廷的命令之后，韓琦自然是積極響應和備戰，夏竦雖然內心主張守策，但他見朝廷都下令要進攻了，于是也開始準備進攻了。唯獨范仲淹犯了難。如果聽從詔命，主動出擊，那就是置數十萬大軍于險境；如果不照辦，那就是抗命，還會得罪那些主張進攻的人，說不定還會被扣一個“懼戰”的帽子。

在這件事上，范仲淹充分顯示了他的溝通技巧，他給朝廷上了一篇奏章。在這篇奏章里，他先是找理由延緩出兵日期，說剛開春天寒地凍，行軍困難，糧草也不好運輸，一旦困在冰天雪地將十分危險，不如先緩緩，等天氣暖和點了再出兵；另外他又說，經過幾個月的整頓，邊防已經大為改善，西夏人或許已經不敢來犯了，所以應該想辦法招降西夏，如果能夠不戰而屈人之兵，是為上策也；最后他又說，他所管轄的延州（今延安）地區一直是西夏進貢的通道，為了彰顯宋朝方面招降的誠意，不要把和平之路堵死了，所以他這一路最好先按兵不動，只要西夏愿意認輸，他們隨時可以來進貢。

總之，范仲淹通篇都沒有反對出兵，但是又找了各種理由來拖延出兵。提交了奏章之后，還沒等朝廷回復，范仲淹就又上疏給朝廷，他就像個老父親一樣，把問題掰開了揉碎了說給仁宗皇帝聽。

就在這個時候，范仲淹的好朋友尹洙來找他了。尹洙是韓琦的助手，他這次來是替韓琦當說客的，希望范仲淹能夠聽從朝廷的詔令，趕緊整軍備戰，跟韓琦一起發兵。尹洙與范仲淹交情頗深，當年范仲淹因彈劾宰相呂夷簡而被貶，尹洙主動跟朝廷說自己是范仲淹的同黨，要求跟范仲淹同貶，這種情義令范仲淹終生難忘，所以韓琦派尹洙當說客當然是最佳人選。可是范仲淹態度依然非常堅決，在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他一點都不徇私情。

尹洙見范仲淹不答應，就賴著不走。范仲淹也不趕他，每天好吃好喝招待，就是不同意發兵。過了幾天，朝廷針對范仲淹奏章的批復下來了，范仲淹的申請被批準了。這下他更理直氣壯了，把朝廷的批復拿給尹洙看，說朝廷已經同意他這一路不出兵了。

估計尹洙出發前，韓琦給他下了死命令，讓他一定要說服范仲淹，所以尹洙還是賴在范仲淹面前，天天跟他軟磨硬泡。一直過了二十多天，尹洙嘴皮子都要說破了，范仲淹一點心軟的跡象都沒有。尹洙沒辦法，只能啟程回去找韓琦復命。

在尹洙勸說范仲淹的過程中，夏竦和韓琦也沒閑著，他們分別給朝廷上奏章，說原來計劃是兩路兵馬一齊出動，現在范仲淹不出兵，只剩韓琦一路，勝算太小，希望朝廷能給范仲淹單下一道旨意，命令他一起出兵。

就在他們等待朝廷批復的過程中，出事了。西夏李元昊又率領大軍打過來了，西夏上一次入侵的目標是延州，這次他們見范仲淹駐防的延州守備非常完善，未敢輕舉妄動，就選擇了韓琦的防區。韓琦派兵出城作戰，結果中了西夏兵的埋伏，一萬余人全軍覆沒，這就是宋夏戰爭史上的“好水川之戰”，也是宋軍與西夏交戰中的第二場大敗。

面對這樣的結局，韓琦終于知道，不能跟西夏騎兵在野外硬碰硬，還是范仲淹的防守策略更可靠，于是他也不再主張主動出擊，而是踏踏實實修城堡。朝廷把他調到秦州擔任知州，他花巨資給破敗的老秦州城做了一個結結實實的加固工程。一有戰事，就把老百姓和牲畜都遷到城里來，城門一關，西夏人什么也搶不到，攻城也攻不下，這就是采用了范仲淹的策略。

面對宋軍再次慘敗，皇帝和朝廷大臣也開始清醒過來了，西夏軍能夠連續獲勝不是僥幸，而是他們真的很能打，宋軍還是先老老實實堅固城池，加強防守吧。于是，朝廷重新下令：以后不許主動出擊，只有在西夏軍打來的時候，才能給予反擊。自此，“守策”成為朝堂和軍隊的統一思想，幾十萬大軍保住了。

在局勢非常緊張、主戰情緒高漲的情況下，為什么從沒領過兵、打過仗的范仲淹卻能夠保持理智，看清局勢，做出正確的戰略判斷，并且還能巧妙地把局勢扭轉回來呢？首先是因為，范仲淹有很強的憂患意識，他在多年之前就開始研究邊疆形勢，鉆研軍事。另外，范仲淹還有一項非常強大的能力，那就是他的調研能力。不論政事、軍事，范仲淹從來不說大話、空話，他在對一件事發表意見之前，必定會做充分而詳盡的調研，確保自己的分析和建議有理有據。

范仲淹一到前線就開始做深入的調研，對于地形狀況、宋軍布防狀況、城寨堅固程度等都了如指掌，還不斷派出小股部隊進入西夏境內去試探西夏人的實力和作戰特點，做到了知己知彼，然后才開始提出自己的戰略主張，所以他的主張才能符合實際，最終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范仲淹非常信奉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他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在當時的官場上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明白了這些，再來看范仲淹的表現，就不足為奇了。

戰術能力與識人用人

作為一名軍事統帥，只懂戰略是不夠的，還必須懂戰術。如果說大的戰略可以通過調查研究來掌握，但指揮作戰的能力可不是那么容易獲得的，這是個術業有專攻的技術活，范仲淹是一名文官，他懂戰術嗎？我們再看一個他的故事。

西夏入侵宋朝的第一次戰斗——“三川口之戰”是在延州地區展開的，延州知州范雍承擔主要戰敗責任，被調離戰場。不久之后，范仲淹從內地來到戰區，也駐扎在延州。范仲淹先巡視了一圈延州城的軍事部署，他發現延州城共有一萬八千士兵，其中高級將領率領一萬士兵，中層將領率領五千士兵，低級將領率領三千士兵。敵人來了之后，不管敵軍數量有多少，都是低級將領的三千士兵先上，戰敗之后，再由中層將領的五千士兵上，最后是高級將領的一萬士兵上。

范仲淹認為，讓弱小部隊先上，強的部隊反而在后面，這樣必然失敗。所以，他將全城兵馬平均分為六隊，每隊三千人，由六個將領分管。敵人來了之后，根據敵軍的數量，每次派出去一部分，打累了再換一撥，輪番出戰，這樣每次派出去的兵馬戰力相當，而且能夠及時得到休息。范仲淹這種部署有效提升了宋軍的防御能力，所以在整個戰區得到推廣。

當西夏人得知了范仲淹的兵力部署之后，這樣說：“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他們說的“小范老子”就是范仲淹，“大范老子”是指前任延州知州范雍。西夏人只通過范仲淹調整城防部署就得出了結論，對范雍可以隨便欺負，但范仲淹是個懂行的人，絕對不可小視。從此之后，西夏人再也不敢打延州城的主意了，甚至只要是范仲淹所負責的防區，他們都盡量繞著走。

久而久之，連仁宗皇帝都認可了范仲淹就是一個很會打仗的將軍。在宋夏戰爭的第三年，西夏發起了入侵宋朝的第三次戰役——定川寨之戰，宋軍又是慘敗。這次戰役并不是發生在范仲淹的防區，但是他得知消息后，第一時間率兵馳援。

仁宗得到西夏入侵定川寨的戰報之后，非常著急，他指著地圖說：“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很快，戰報又傳來，說范仲淹真的去支援了，他還沒到，西夏人就撤退了。仁宗大喜，說道：“吾固知仲淹可用也。”立即為范仲淹升官。

范仲淹之所以會排兵布陣，是因為他很早之前就料到邊疆不安，必有一戰，故而很早就開始研究兵法，對于如何排兵布陣了然于胸，等到了前線之后又立即深入實際，練兵的同時不斷派小股部隊去與西夏人作戰，獲得充足的作戰經驗，將自己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相結合，很快就成長為一名戰略、戰術兼備的優秀將領。

作為一名優秀的將領，還必須會識人，會用人，在這方面，范仲淹依然顯示了他超凡的眼光。在范仲淹駐扎延州期間，他主持修建了一座城池——青澗城。說起修青澗城，必須得提到一個人，那就是在宋夏戰爭期間成長起來的名將——種世衡。

種世衡比范仲淹年長4歲，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叔叔名叫種放，是北宋初期有名的隱士，后來被皇帝請出山做官。種世衡小時候跟著叔叔長大，身上也有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力量”。種世衡憑叔叔的恩蔭進入仕途，一直做的都是小官，后來到西北做了武官，在跟黨項人的對抗中逐步成長起來。

范仲淹慧眼識英才，大力培養他，給他錢糧、兵力，讓他擴充力量，逐步建立起了名震一時的“種家軍”。在當時，種家軍的名號比我們熟知的楊家將要響亮得多。為保衛大宋，種家五代數十人戰死疆場。《水滸傳》當中的“老種經略相公”和“小種經略相公”的原型就是種世衡的后代。

種世衡到延州之后，見延州東北方向守備空虛，敵人吃個早飯的工夫就可以溜達進來搶東西。他就跟當時駐防延州的范仲淹建議，將延州東北方向一座廢棄的古城重新修復起來，可以抵擋西夏兵。范仲淹一聽，這是個好主意，就讓種世衡負責這個工程。西夏人見宋兵在他們眼皮子底下筑城，擋他們的財路，他們當然不干，就不斷派兵騷擾。種世衡就一邊跟西夏人打仗，一邊修城。

這個古城所在的位置海拔高，到處是石子，沒有水源。種世衡就下令挖井，一直挖到150尺，都挖到石頭了也沒看見水，士卒們都放棄了。種世衡就下令，每挖出一筐石頭，賞一百錢。重賞之下，大家又開始使勁挖，結果清泉噴涌而出，這個地方就被命名為“青澗城”。

在大西北，有水就會有人，有人就可以辦很多事，但是要讓這座孤城重新被喚醒，還需要很多錢糧物資。朝廷給不了那么多錢糧，種世衡就艱苦創業，自力更生。他開發了兩千頃土地種糧，還利用靈活的頭腦廣開生意之門，發展商業，整座城被盤活了，成為邊境上的重要防守力量。

種世衡非常善于使用計謀，西夏有一對野利兄弟，是李元昊的左膀右臂，種世衡巧妙地使用反間計，讓李元昊殺了野利兄弟，大大削弱了李元昊的力量。他還非常會做“統戰工作”。西北邊境一帶有很多少數民族，很多部落對宋朝官員有意見，不服管理，成為邊境上的不安定因素。種世衡恩威并施，收攏人心，讓他們為宋軍服務，成為抗擊西夏的重要力量。

除了種士衡，范仲淹還提攜了名將狄青。狄青從一名士兵逐步成長為西北邊境上的武將，范仲淹見了狄青之后，認為他有良將之才，就將一本《呂氏春秋》送給他，希望他不要只做一名莽夫，還要學文化，懂歷史。狄青從此用功讀書，通曉了秦漢以來的全部兵法，成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將軍。

西夏終求和

在積極加強宋軍邊防能力的同時，范仲淹始終在研究一件事，那就是怎樣才能“不戰而屈人之兵”。要實現這個目的，除了讓自身變得強大，外交談判也是十分重要的，范仲淹就曾嘗試跟李元昊進行談判。

自宋夏開戰以來，西夏皇帝李元昊經常使用詐術，不是詐降，就是詐敗，設計各種圈套，宋軍沒少上他的當。宋朝與西夏的第一次大戰“三川口之戰”之所以失敗，就是延州知州范雍輕信李元昊的求和而導致。宋朝見李元昊沒有契約精神，就嚴令邊境的將官們，不準私下與西夏有任何往來，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先上報朝廷，由朝廷來定奪，免得又中了李元昊的詭計。

李元昊派寨主高延德來跟范仲淹約談判時間和地點，范仲淹料到李元昊又在使詐，就給李元昊寫了一封長信，說如果西夏真想求和，就要有正式的態度，然后掏出一顆長者之心，對李元昊諄諄教導，希望他放棄帝號，繼續歸順宋朝。范仲淹寫完之后派下屬韓周送給李元昊。李元昊沒有立即回信，而是將韓周扣押，然后發動了入侵宋朝的第二場大戰“好水川之戰”，可見他的求和只是詐術，是為了讓宋軍放松警惕，方便他進攻。

西夏大勝之后，李元昊乘勝給宋仁宗寫了一封信，并派使者跟隨韓周一起送到范仲淹麾下，范仲淹一看，這封信里充斥著傲慢侮辱的語言，不堪入目，就當著使者的面把信給燒了。過后，他又把這封信復寫了一遍，但是把那些侮辱性的言辭刪掉了，只保留了關鍵內容，然后上交朝廷。

朝中大臣讀完范仲淹改寫的信之后，討論的焦點并不是李元昊這封信的內容，而是如何處罰范仲淹，因為范仲淹不該擅自做主跟西夏進行外交活動，更不應該將西夏皇帝寫給宋朝皇帝的信燒毀，副宰相宋庠甚至跟仁宗建議斬殺范仲淹。最后，經過其他大臣說情，仁宗考慮到范仲淹也是一片忠心，而且正值用人之際，就沒有對他予以重責，只是將他貶官一級。

慶歷三年（1043）春，陜西涇州（今甘肅省涇川縣），已升任陜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的范仲淹收到一份諜報：西人請和。

此時宋夏戰爭已經進入第四個年頭，雖然宋朝和西夏的幾次戰役都是以宋軍失敗結束，但畢竟只是局部性戰役，每次損失人數大約在一萬余人，對于駐守西北的數十萬大軍來說，并沒有傷筋動骨。經過三年的“夙夜勞苦”，宋軍防御能力逐漸加強，城寨也愈加堅固，西夏人已經很難討到便宜了。宋軍從一開始的戰略被動已經逐步轉為主動，已經具備了攻擊西夏的條件，這也就是范仲淹《邊事帖》中所說的“即目寧息，亦漸有倫序”的含義。所以范仲淹和韓琦開始謀劃從戰略防守轉為戰略進攻，奪取橫山，收復靈武，沒想到西夏卻再次求和了。

此次西夏的求和卻是真的了，因為西夏確實打不動了。西夏的大部分物資都需要從宋朝進口，宋夏翻臉之后，宋朝斷絕跟西夏的貿易，導致西夏經濟出現問題，隨之也出現很多社會問題。加之西夏又搞僵了跟遼國的關系，“三角平衡”被打破，西夏無力同時跟宋、遼兩個大國對抗，只能被迫求和了。

這個結果和范仲淹在戰爭剛爆發時主張的“守策”一致，再次印證了范仲淹卓越的軍事戰略眼光。范仲淹之所以能被稱為軍事家，就是因為他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為。他的軍事思想和戰略不僅對當時的戰爭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而且對多年之后宋朝與西夏的歷次戰爭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蘇州建學和慶歷興學

范仲淹寫給富嚴的信里說“師道之奇，尤近教育”，這句話的確切含義有些模糊，結合范仲淹對教育工作的重視，可以理解為他是對富嚴在蘇州倡導的師道點贊，說它尤其接近教育的根本。范仲淹是公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我認為還應該給他加上一個教育家的頭銜。范仲淹一直非常重視教育，并且為教育事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教育思想和措施不僅影響了宋朝的教育和文化，對后續近千年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對我們今天的教育來說，也有很多值得研究和借鑒之處。

大中祥符四年（1011），22歲的朱說（范仲淹的曾用名）意外得知自己原來不是朱家的后代，而是被改嫁的母親帶到朱家來的。得知身世的朱說辭別母親，來到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的應天府書院讀書。書院的前院長戚同文是有名的教育家，他出身儒學世家，自幼父母雙亡，后來勤奮攻讀儒家經典，以講授儒學成名，他的學生中登科中榜者達56人，應天府書院也因此而名滿天下。朱說在應天府書院刻苦攻讀儒學。他與戚同文有類似的童年遭遇，又受戚同文學風和師德的影響，所以五年的求學生涯，塑造了他堅毅的品格和心憂天下的家國情懷。

大中祥符八年（1015），26歲的朱說考中進士，他仕途的第一站是廣德軍，大約就是現在的安徽省廣德市，他的官銜是司理參軍，負責司法審案。他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之外，還非常關注當地民生。他發現這里的教育非常落后，兒童入學率非常低，還從來沒出過進士。貧苦出身的范仲淹對百姓疾苦感同身受，希望他們能有更多改變自身命運的機會，于是就在府衙旁邊建了一所學堂，聘請了三位有學問的人擔任教師。從此，廣德開始興起求學之風，大約二十年后出了第一位進士，后續至北宋結束的90年間，共出了二十多位進士。

范仲淹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任官，都要辦學堂，請名師，并以儒家經典培養人才。在基層工作了多年之后，他愈發感到教育的重要性，因為他發現知州、知縣等基層長官的素質普遍不高，除了能力不足以外，更重要的是品德不夠。年老的忙著拉關系，送好處，為子孫謀官職；年輕的又不甘心扎根基層，只想著往上爬。當這些知州、知縣都只顧著為自己謀好處，而不用心處理政務時，他們手下的官吏就更散漫了。結果就是，官吏尸位素餐，基層工作荒廢，國家的很多政策執行不到位，百姓的很多問題也沒有人解決。最終，雖然國家太平了，經濟發展了，但只是讓官員們過上了好日子，老百姓的日子卻越過越差了。

范仲淹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危及國本，必須做出改變。當時的范仲淹就已經清晰地看到人才的重要性，而人才的培養靠教育。所以，他主張以教育為抓手，培養和選拔德才兼備的、會治國理政的人來做官。具體說，就是要大力振興公辦教育。當時的公辦學校數量非常少，而且生源主要是貴族子弟。普通百姓的孩子求學主要依靠民間私學，而民間私學在規模、質量、師資、課程標準，以及培養目標等方面各行其是、良莠不齊，很難滿足國家的需要。所以范仲淹認為，必須由國家來主導教育事業，開辦大量的公辦學校，制定統一的教學標準，培養對口的人才。

在范仲淹38歲那年，正在家里守母喪的他被聘到應天府書院任教。能回到母校任教，范仲淹非常樂意，更重要的是他終于可以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轉化為實踐。這期間他全面整理自己的思想，給朝廷寫了多篇談論教育改革的文章，這些文章預示著他的教育思想已經逐步成熟和成型。那么他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

首先就是大力興辦官學。在全國普及公辦教育，且有教無類，招生沒有門第限制。

其次是明確培養目標。主要就是培養德才兼備的、能夠治世經邦的人才，說得直接一點就是培養未來的合格官員。

第三是以國家需求為導向來制定課程標準。范仲淹主張以儒家經典“六經”來培養學生，“六經”包括《詩》《書》《禮》《易》《樂》《春秋》。他認為“圣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有了這六個方面的知識和能力儲備，就可以治理天下了。至于諸子百家和各個朝代的歷史，雖然可以拿來互相比較和借鑒，但都不能像六經那樣，教人認識最根本的規律，所以只能作為輔助課程。

有了教材，還要明確怎么教、怎么考試，當時盛行以詩賦論人才，進士考試也主要看詩賦水平。詩賦講究典故的運用，講究平仄、韻腳等形式美感，也就是以考生的知識面和辭藻文采為主要衡量標準。而范仲淹認為，應該以學生對教材主旨的領悟和應用為目的，也就是說背了多少課文、記住了多少冷知識，寫出的作文多么文采飛揚，這都不是根本目標，根本目標是能不能用學到的東西分析解決實際問題，說得再簡單粗暴一點，就是學生學了這些東西以后能不能當一個好官。所以他建議日常教學和科舉考試都要重策論，輕詩賦。策論就是分析時事并提出解決方案，類似于我們現在公務員考試的“申論”。

第四是重振師道。范仲淹非常注重名師的選拔和培養。他挑選教師不看門第、學歷、官職、背景，只要有大才，有大德，能夠培養出好的學生，就會得到重視和提拔。范仲淹非常尊師重教，總是想方設法為教師們爭取好的官職和待遇。

范仲淹這些教育思想，在當時是革命性的，也確實切中了現實需求，所以一呼百應，得到很多人的響應和追隨。在他的推動和影響下，應天府書院人才輩出，成為宋初四大書院之首。

在范仲淹45歲那年，他的家鄉蘇州洪水泛濫，范仲淹被調往蘇州治水，并擔任蘇州知州。他在蘇州買了一塊地準備建一座宅子，風水先生看了之后說，這塊地上會接連不斷地出大官。這要換一般人還不得趕緊據為己有，但是范仲淹卻沒有這樣做，他想的是，我自己家富貴不如大家都富貴，于是他把這塊地捐出來建了一所官學，希望蘇州能世代出人才。他還請了當時有名的教育家胡瑗來校任教，胡瑗為學校訂立了嚴格的教規。

在范仲淹的帶動下，蘇州的歷任長官和知名人物都很重視教育，蘇州州學的名聲越來越大，學子越來越多，每年的“考公率”也名列全國前茅，蘇州成為宋朝的“教育示范城市”。據說現在的蘇州中學所在地就是范仲淹所建州學的位置。

《邊事帖》的收信人富嚴大約是范仲淹離開蘇州之后的第三任知州，他倡導的師道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是范仲淹能給他點贊，說明他在尊師重道方面肯定是做出了成績。多年之后，富嚴還在蘇州州學旁邊建了一座圖書館，稱為“六經閣”。

富嚴為官清正，一身廉潔。退休之后，他沒有回自己的老家洛陽，而是選擇居住在蘇州。為了紀念他，蘇州百姓在他所居之地建立牌坊，取名“德壽坊”，富嚴住過的巷子被命名為富郎中巷，現在的蘇州還保留有德壽坊和富郎中巷。

宋夏戰爭結束之后，范仲淹被調回朝廷主持“慶歷新政”，此時他就有機會在全國范圍內落實自己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推動下，全國各地的府學、州學、縣學遍地開花。他將胡瑗創立的教學法推行全國，并改革科舉考試，以策論為主要考試科目，將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的目標都統一到國家實際需求上來。

“慶歷新政”只實施了一年多就失敗了，范仲淹的大部分改革措施都半途而廢，唯獨教育改革的成果一直延續下來。我國歷史上公辦教育體系的全面建立就始于范仲淹，他的貢獻惠及千秋萬代。

教育家們的教育家

范仲淹不僅為宋朝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官員，在他的提攜和栽培下，還涌現出了很多對后世影響巨大的學問家、思想家、教育家。如人稱“宋初三先生”或“理學三先生”的胡瑗、孫復、石介，理學創始人之一的張載，以及北宋哲學家李覯等等。

胡瑗在遇到范仲淹之前，多年科考不中，便開始在民間辦學授課。他的教學理念與范仲淹不謀而合，所以范仲淹非常賞識他，邀請他到自己的學校任教，還推薦他入朝覲見皇帝，還被破格授予官職，后來又到國子監任教，很多皇室成員和朝中官員都成為他的學生。

孫復在走投無路之際，去找范仲淹乞討，范仲淹見他才學出眾，就將他召入應天府書院學習，還每月給他三千錢的補助，讓他侍養母親，孫復這才得以完成學業，并成為一代名師。石介也是范仲淹的學生，他創建了泰山書院，成為泰山學派的創始人。

張載年輕時曾想做一名武將，他到西北拜見正在領兵抗擊西夏的范仲淹，想要為國建功立業，范仲淹看他是可造之才，就勸他投身儒學。張載聽從范仲淹的勸告，棄武從文，終成一代理學大家。

范仲淹就像一棵大樹的主干，他生發出很多樹枝，這些樹枝又長出無數的綠葉，最后枝繁葉茂，結出無數果實，惠及了無數人，所以范仲淹堪稱“教育家們的教育家”。

范仲淹本是一名文人士大夫，但他卻時刻關注著邊防軍事和教育事業，這都是出于他憂國憂民的思想。正是因為看到國家有很多問題，所以他時刻處在“憂”的狀態中，一刻不敢懈怠，在力所能及的各個方面為國家盡心盡力。在他身上，我們能看到更具體的士大夫精神，這也是為什么他能在后續千年間為世人傳頌的原因。范仲淹的一生，有太多值得我們今人研究和學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