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朱元璋開創的大明王朝，并不等于漢人噩運結束，反而是一個更漫長黑暗的開始。

01、大開殺戒

大明統一華夏，漢人自然地升起一種愿望，認為蒙古人統治的黑暗時代已經過去，漢民族自己建立的政權，應該跟歷史上若干偉大的王朝一樣，至少在開創初期，呈現一片蓬勃祥和的欣欣向榮氣氛。

這種愿望并不奢侈，然而，漢人的命運太壞，他們這次所遇到的王朝開創者，不是劉邦，不是李世民，而是朱元璋。

朱元璋不久就發動有計劃地合法大殺戮，完全采用七世紀武則天當政時期來俊臣的冤獄手段，但殘酷的程度，卻使來俊臣所作的，看起來好像兒戲。

最重要的兩次行動，一是胡惟庸冤獄，一是藍玉冤獄。

胡惟庸是朱元璋的宰相，極有才干。在本質上，自卑感過重的皇帝會跟有才干的大臣不能并存。

1380年，“有人”告發胡惟庸謀反，勾結汪洋大海中的日本，準備在宴會上殺掉朱元璋。朱元璋遂把胡惟庸磔死，屠滅三族。

過了漫長的十年，到了1390年，朱元璋的獸性再度發作，宣稱，他又發現已死的胡惟庸的新陰謀和新同黨，于是展開全面逮捕，連朱元璋最尊敬的開國元老，77歲的老宰相（太師）李善長，都包括在內，共處決二萬余人。

朱元璋還編撰一本書，名《奸黨錄》，附錄李善長的供詞，昭告全國。

三年后，1393年，朱元璋發動第二次大殺戮。“有人”告發大將藍玉謀反，立即逮捕下獄，然后發表藍玉的供詞——藍玉在供詞中承認準備發動兵變。于是藍玉被磔死，滅族。

根據口供牽引，被滅族的有一萬五千人，其中有一個公爵，十三個侯爵，二個伯爵。

若干人早已死亡，但朱元璋是追溯既往的，所以死者的子孫仍要抵罪。

朱元璋又編撰一本書，名《逆臣錄》，昭告全國。

朱元璋兩次大殺戮的對象都是他初起兵時親如手足的患難朋友。他們為朱元璋效命，當他們以為可以分享富貴時，卻遭遇朱元璋的毒手。

然而，這兩次大殺戮不過只是整批死亡。事實上朱元璋每天都在殺人，像皇太子的教師宋濂，朱元璋尊稱他是“圣人”，來往宮中，如同一家，卻因他孫兒牽涉到胡惟庸案中，乃貶謫而死。

朱元璋最信任的智囊劉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劉伯溫，他的高度智慧使朱元璋如芒刺在背，終于把他毒死，反而宣稱是胡惟庸毒死的，還故意向宰相之一的汪廣洋詢問是否知道。

汪廣洋不明了朱元璋的用心，回答說不知道。朱元璋大怒，立即把江廣洋貶謫，等他走到中途，再下令把他絞死。

平定云南的大將傅友德，父子同時賜死。

平定廣東的大將朱亮祖，父子同時被鞭死。

大臣李仕魯在金鑾殿上表示堅決辭職，朱元璋認為看不起他這個皇帝，教武士摔死階下。

在所有共患難的老友之中，只有三個人得以保全生命，沒有被扣上謀反的帽子。一是常遇春，一是徐達，一是湯和。

常遇春運氣最好，早早的就病死了。

徐達事實上死于處決，他患一種疽瘡，最忌鵝肉。朱元璋偏偏送了一碗鵝肉給他，并命送鵝肉的宦官在旁監督著他吃掉。徐達一面吃一面流淚，當晚毒發逝世。

所以，事實上只有湯和一個人活的最久而且善終。他逝世后，他的家族暗暗慶祝。

可以說，那是噤若寒蟬的一個時代，官員們每天早上入朝，即跟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來，合家才有笑容。

首都應天（江蘇南京）如此，全國各地皆然。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剝皮亭”，官員一旦被指控貪污，即被剝皮，懸皮于亭中，以示警戒。根據統計，明廷副部長以下和南直隸（江蘇省及安徽省）一省大小官員，因貪污罪名死于監獄或被判決作苦工的，每年都有數萬人。

而嚴厲的追繳贓款制度，更使大逮捕向四方蔓延，全國中等以上人家，幾全部破產。

嚴懲貪污使人歌頌，但問題在于訴訟法，即被指控貪污的官員，是不是真的貪污。在酷吏酷刑之下，連滅三族的謀反罪名，都坦承不諱，更何況僅殺一身的貪污。

不過真正的恐怖并非死刑，而是追贓。

死刑一死即了，追贓則遺禍無窮。死囚的財產不足以賠償贓款時，在拷打中只好供出曾寄存某家若干，于是某家即被摧毀。

如果仍不能夠足額，那一家在拷打下也只好再供出曾轉存到另一家若干。輾轉牽引，千里外素不相識之人，都會成為窩主，家破人亡。

02、特務機構

朱元璋無止境的殺戮，史學家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皇太子懦弱而皇太孫年幼，后來皇太子又很早死去。為了保持政權，不得不如此。

但僅此現象，不一定非產生無止境的殺戮不可，十世紀宋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曾使用“杯酒釋兵權”的方法作為應對。

公元前二世紀西漢王朝開國皇帝劉邦的情形與朱元璋相同，但劉邦只處決了少數的異姓王及個別將領。

七世紀當皇帝的武則天的處境更為嚴重，也只個別打擊。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在于他的性格，一種絕對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這種性格，表現在行為上的是短見、冷血，喜歡看別人流血、看別人痛苦、看別人跪下來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絕寬恕。

這是人類中最卑鄙最可怕的一種品質，具有這種品質的普通人，對他的朋友和他的社會，都能造出最大災害。身為皇帝而具有這種品質，更使這種災害擴大，無法加以控制。

歷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爾都還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則完全沒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來的小動作。

然而，僅只殺戮功臣和官員，帶給國人的痛苦，仍是暫時的。

朱元璋對國人最嚴重的傷害，是他在政治上所作的若干重要措施。

中國文化和物質文明，一直到十四世紀，都比歐洲進步，但朱元璋使這種進步停止。以致十九世紀歐洲人侵入中國時，中國已墮落成一個白癡般的部落，至少落后三百年，植根于此。

三百年的落后，才是朱元璋和他的明政府無與倫比的罪惡。

朱元璋跟劉邦，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兩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劉邦畢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終保持英雄們所有的豁達大度的氣質，不脫平民社會的本色。

朱元璋卻深以他的平民身份為恥，深以他當過乞丐和當過和尚為恥。在他充滿自卑的情意結中，異常羨慕官員和士大夫所保持的優越地位，因而產生強烈壓制別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朱元璋開創了使人聞而顫栗的“詔獄”與“廷杖”。

我們先用下頁表，說明明廷中刑事訴訟機構的地位和互相關系：

刑部負責法律的制定和頒布，管轄全國各地司法機構，有權提審它認為不恰當的案件。

都察院負責對不法事件糾察檢舉，并派遣官員（御史）分赴各地，擔任“巡撫”官職，接受人民對官吏的控訴，它也可以審理，也可以判決。

大理寺類似國家最高法院，負責對前二機構的審判，作最后裁定。

它們被認為“三法司”，是正規的司法系統。

三法司當然地是在皇帝絕對控制之下，但朱元璋認為它們仍有理性成分，于是另行設立由他直接指揮的“錦衣衛”（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即皇城治安司令部。

錦衣衛內設“鎮撫司”，即軍法處。錦衣衛逮捕罪犯，拷打出口供后，即交鎮撫司判刑處決。如臂使指，快捷了當，沒有任何顧忌。胡惟庸、藍玉等五萬人的兩大冤獄，就是錦衣衛完成的使命。

然而，朱元璋的后裔認為錦衣衛的理性仍未能完全泯滅，于是，十五世紀時，再創立“東廠”，又創立“西廠”。十六世紀時，更創立“內廠”，由皇帝最親信的宦官主持。

本已布滿全國的特務，遂互相交錯，密如蛛網，這是中國之前所未有的現象。街頭巷尾的一舉一動，夫妻爭吵和市井打斗，早上發生，晚上就到了皇帝耳朵。

宦官主持詔獄最大的方便，是他可以隨時向皇帝直接提出報告，皇帝可以隨時向宦官發布命令。

宦官具有雷霆般威力，無人可以抗拒。所以罪犯如果落到“三法司”之手，還有活命的希望或不受苦刑的希望，一旦被“廠”、“衛”逮捕，沒有一個人能夠幸免。

對人性具有同等摧毀功能的，還有廷杖。

廷杖，即在大庭廣眾之下，用木棍對罪犯拷掠（打問）。它是逼取口供的工具和追贓的工具，也是刑罰的一種。一個人如果被處罰廷仗一百以上，他所接受的即是死刑，而且是極端痛苦羞辱的死刑。

在延杖制度下，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沒有人能維持人性的尊嚴。對高級官員（部長副部長以上）執行廷杖時，一定有宦官高坐中央監刑，其他官員則陪坐兩旁，左邊站小宦官三十人，右邊站錦衣衛三十人，庭下站行刑獄吏百余人，都穿短褲，手執木棍。

宦官向“犯罪”的大臣宣讀皇帝的詔書（判決書）后，“犯罪”大臣立即被行刑獄吏撲上來，捽伏倒地，用麻布把他從肩膀以下綁住，使他不能轉動。再把他雙足用繩索綁住，由壯士四方牽拽握定，只露出臀部和腿部，接受廷杖。

廷杖時，受刑人痛苦難忍，大聲哀號，頭面撞地，塵土塞滿口中，胡須全被磨脫。這是一副慘不忍睹的摧殘人性的圖畫。

強壯的人可支持八十下，超過一百的往往即在杖下斃命。有幸不死的，也要割去敗肉數十碗，醫治半年以上。

錦衣衛行刑獄吏，都受過特別訓練。如果得到滿意的賄賂，他們打下的木棍，看起來很重，甚至血肉橫飛，但受傷較輕，痛苦也較輕。

如果家庭貧苦，無錢行賄，他們下杖時看起來很輕，皮膚也不破，但痛徹心腑，只三四十杖，靜脈血管就會寸寸切斷，全部肌肉組織潰散，不久即死，無藥可救。

03、宰相制度消失

明朝建立之初，仿效前朝，中央政府設立下表所列的三個機構，作為中樞。由中書省首長，擔任宰相，作為皇帝的助理。中書省內設立六部，負責全國行政。

十四世紀八十年代，朱元璋誣陷宰相胡惟庸謀反后，即下令撤銷中書省編制和宰相職位，擺升六部為一級中樞機構，各部首長（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皇帝不再設立助手，而直接向各部發號施令，已經夠專制的政府，此后進入更絕對的專制。

朱元璋另外成立一個秘書機構，稱為“內閣”，所委派的秘書，稱為“大學士”。大學士冠有某殿某閣字樣，以資分別（殿閣都是宮廷中的建筑物）。

大學士的職位很低，只正五品，比各部首長（尚書·正二品）要低三級，等于各部最低的助理科員。

中國有史以來在政治上占重要位置的宰相制度，從此消失。皇帝遂在沒有助手幫手的情形下，單獨處理帝國事務。

朱元璋對此一措施沾沾自喜，認為是他最高智慧的結晶，可以永遠保持明政權于不墜。所以他下令說：“后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請求，即以叛逆論罪，凌遲處死。”

然而，問題就發生在皇帝身上，朱元璋來自民間，政權又由他創立，對繁瑣的政務，還可以勉強應付。但他的后裔卻是一群花花大少——而且是一群惡少，生長在深宮之中和女人、宦官之手，面對著千萬種變化莫測的帝國事務，必然手足失措。

朱元璋在位時，平均每日要親自批閱150件奏章，裁決400種案件。從前有宰相可以幫助皇帝，如今沒有人能為他分擔，他也不準別人分擔。

花花大少皇帝只有依靠內閣，命那些大學士在每一個奏章或案件上，簽注意見，寫出對該事的分析和應如何反應的建議，甚至皇帝頒發命令的草稿，都一并擬好呈上。——當時術語稱為“票擬”和“條旨”。皇帝即根據這些簽注，加以批示。

于是，不久之后，大權遂漸漸滑入大學士之手。大學士成為沒有宰相名義的宰相，內閣也成為沒有中書省名義的中書省。

內閣大學士有數人之多，并不是每一位大學士都可簽注意見，必須資格最高，深得皇帝信任的人（往往是華蓋殿大學士，華蓋殿后來改為中極殿），此人即世人所稱的“首相”——首席宰相。

但大學士畢竟不同于正式宰相，正式宰相可以單獨推行政令，大學士便無此權。他只能依靠“票擬”一一簽注意見，來竊弄皇帝的權力，只有黑市地位，沒有法定地位。

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學士跟皇帝之間，還有一段距離。對皇帝如何裁決，是不是依照他簽注的意見裁決，甚至會不會做出相反的裁決，大學士都不知道。他們也很少有向皇帝當面陳述解釋的機會。

事實上，到了后來，皇帝深居宮中，不出來露面，大學士遂數月數年，或數十年，都看不到皇帝的影子。他們只有依靠這種脆弱的“票擬”，維持權力。而此票擬，卻要仰仗宦官轉達，并仰仗宦官在皇帝面前做補充說明。

皇帝所頒發的命令，也由宦官傳遞，有時用批示，有時用口頭，宦官的權力遂日益膨脹。而皇帝和大學士之間，往往互不認識。皇帝對大學士的印象，全來自宦官的報告。于是，政府大權又從大學士手中滑出，滑到宦官之手。

我們可用下表顯示明政府在十五世紀中葉后所呈現的組織形態。必須對此形態了解，才能對明王朝了解。

宦官，在蒙古帝國時，改稱“太監”。太監本是宦官中的一種官職，后來演變為凡宦官都稱太監。

明政府的宦官組織，共有40個機構（十二監、四司、八局、十六雜房）。司禮太監僅只是40個機構中十二監之一的“司禮監”的首長，但卻是一個最高職位，可稱之為宦官之王。

原因很簡單，他負責伺候皇帝，并擔任皇帝和內閣間的跑腿工作，最接近權力魔杖。大學士簽注的意見，必須司禮太監先看過，才能到達皇帝面前。皇帝批示時，司禮太監有機會隨時參加意見。

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司禮太監的關鍵。第十一任皇帝朱厚照15歲即位，正是貪玩的年齡，司禮太監劉瑾，每乘他專心游戲時，請他批閱奏章，朱厚照就大怒說：“你不會代我批嗎，我用你干什么？”

劉瑾正是要小家伙說這句話，然后他的批示即獲得法律根據。于是司禮太監成為皇帝助手，大學士反而降為司禮太監的秘書，司禮太監命他們如何簽注意見，他們只有照辦。到了后來，連大學士都由宦官推薦，絕對專制的弊端，全部出現。

英國于一百年前，即建立國會，約束君主權力。中國卻恰恰相反，君權更加肥壯，這是明王朝加給國人的不幸。

04、文字獄與八股文

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公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淀。十四世紀末期，這河流終于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

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文字獄屬于詔獄的一種，它的特征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為誹謗皇帝或諷刺朝廷，即構成刑責。

文字的意義不在客觀的解釋，而在當權人物主觀解釋。文字獄的本身就是當權人物作賊心虛的一種反應，越是心虛，越是神魂不寧，聽到別人說“亮了”，他就肯定是諷刺自己的禿頭，因而惱羞成怒。

于是知識分子除了被“誣以謀反”外，又多出一種純屬于文字的災難。——因而我們想到倉頜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

舉例子說明：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

這些句子里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釋，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為顯然是諷刺他當過反賊的往事。

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許元被處斬。

當然，文字獄不限于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對印度高僧釋來復最為禮敬。釋來復告辭回國，行前寫了一首謝恩詩，詩中有兩句：“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

意思很明顯，他生在異國（殊域），自慚不生在中國，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歌頌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釋不同，他說：“殊，明明指我‘歹朱’。無德，明明指我沒有品德。”

于是釋來復從座上客變為階下囚，處斬。

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則是釣鉤。

科舉制度到明王朝，只剩下進士一科，并分為三個階段完成。

縣級考試（縣試）錄取，稱為秀才，即初級知識分子。然后才有資格參加省級考試（鄉試），錄取后稱為舉人，即中級知識分子。然后才有資格參加由教育部（禮部）主持的中央級考試（會試），錄取后再參加由皇帝主持（實際上由宰相或宦官主持）的最高考試（殿試），錄取后稱為進士，即高級知識分子。

明王朝跟宋王朝一樣，有一項不成文法，非進士出身，不能擔任宰相（大學士）或部長級高級官員。

科舉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至為了然。它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則學校不過是培養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

朱元璋更規定考試范圍，以《五經》、《四書》為限。《五經》、《四書》，又以理學道學領袖人物朱熹的注解為標準課本。

十四世紀八十年代，朱元璋更特別頒布一種試卷格式，規定應考的知識分子遵守。十五世紀初期，第三任皇帝朱棣，進一步加以約束，規定使用八股文。

八股文是一種文章的體裁，指文章的八個部分，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這種形式是嚴格的，不能改變，改變便不是八股了。

但八股主要的特征卻在精神方面，即內容方面。依照規定，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而作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八股文中沒有“我”字），而是要用孔子、孟子等圣人的口氣說話，即儒家圣人系統在說話，看起來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實際上卻什么都沒有觸及。

這種文體，跟代數學上的方程式一樣，用不著獨立思考——事實上是嚴厲的禁止獨立思考，只要能把圣人系統的言語恰當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

如果被主考的試官欣賞錄取，便可由秀才、而舉人、而進士，而成為治理國家的官員。

至于怎么才能恰當地代入，那就是自此之后直到十九世紀末期，500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奧秘，和最大學問。

知識分子所從事的唯一研究工作，是從《五經》、《四書》中選出全部可作為考試的題目，請老于此道的八股專家，撰寫數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誦。考試時，把適當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賭博時押賭注一樣，押中時就成為進士，被任命為官員；押不中時，則落第而歸，下次考試再來。

知識分子不再用接觸其他任何書籍，甚至連《五經》《四書》都不用接觸。

年輕人偶爾翻閱《五經》《四書》，或偶爾翻閱歷史古籍，如司馬遷的《史記》之類，不但自己會懊悔浪費寶貴的光陰，即家長和教師，也必大大的震驚。

如果有人竟然對文學藝術，如科學工程有興趣，那更駭人聽聞，會被他的親友所不齒，認為是讀閑書，浪費光陰。

自此，知識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醬缸之中，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類還有別的知識和別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于是一種只有中國才有的“官場”社會形成。

明王朝統治階層由這類知識分子組成，他們對人的評價，完全以官為標準。——猶如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評價，完全以錢為標準一樣。為了做官，不但忍受廷杖的恥辱，還建立一系列的奴才哲學，宣稱皇帝即是父親（君父），所以“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僅只廷杖，算不了什么。

于是霎時間恥辱化為榮耀，本來應該憤怒的心情，因已找到奇異的理論基礎的緣故，反而大悅，以挨廷杖為忠臣而自豪。

人性尊嚴被嚴重歪曲，這正是醬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歐洲歷史正開快車，十四世紀已進入文藝復興時代，掙脫黑暗時代的枷鎖，呈現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國人卻被糟蹋到這種地步，真是一個巨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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