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尊敬的茲維克爾神父：

我的這封信又是寫給您，尊貴的神父，因為我相信您的人生歷程比從中國到布爾諾的路途更遠，我用不著擔心，當我的信送到時收信人已不在人世了。

開赴馬尼拉的船不久就要啟航。我利用這一機會簡略告知您以下內容：1716年11月9日我們乘六艘船從廣州出發，這六艘船一則是送我們的官員用的，二則是廣東總督的官員用的，也是供我們使用的。我們的船隊經過時，每距十里的哨所，包括村鎮城市，都鳴禮炮向我們致敬。

嚴嘉樂繪制的轎子形狀

12月8日我們從南昌動身走陸路去北京，乘的是轎子（轎子的樣子見附圖—嚴嘉樂）每抬轎子用兩匹騾子馱著；另外還有幾百匹騾馬馱著行李和隨行人員，這一個長長的行列行進起來鈴聲叮當，頗為悠揚動聽。皇帝兩次派人前來催我們快走。可是我們還沒有趕到京城，他卻又到塞外去打獵去了。在皇帝狩獵期間我們才到達了北京。

1717年元月2日我們穿過城市，從我們修會的住院近旁走過（可是我們的教士們對此一無所知），來到距京城約一小時路程的皇帝常住的夏宮。我們在那里一位宮廷大臣的家中住了八天。排行第三的皇子多次到我們這兒來詢問各種學術問題。到元月10日我們才獲準搬到我們修會的住院去。

元月31日皇帝派使者傳諭旨，他將要返京，叫我們到距京城數小時路程的礦泉療養地去迎候。2月2日我們動身到那里去，3日一早皇帝就到了，我們跪在路邊候駕。皇帝一看見我們，就讓一個太監領我們去行宮，走的是只有宮里人能走的后門。我們在那兒用餐，餐具都是銀制的。最后我們被帶進皇帝住的殿里，我們用三跪九叩首的大禮向這位非凡的帝王致敬。

這種大禮是這樣行的：凡是第一次見到皇帝的人，進殿以后分兩邊站立，雙手垂于身前。隨后所有的人一起跪倒在地，兩手按在地上叩頭（將前額碰地）；然后大家緩緩直起身來，跪片刻后再叩頭，共計三次。隨后大家站起身來，站立片刻，再跪下三叩首；再站起，再做最后一次三叩首，共計三跪九叩首。

17世紀西方人根據傳教士描述為康熙皇帝畫的像

這種大禮只在第一次覲見時舉行，以后不再重復，只有中國的新年和在宮中慶賀皇帝生日時才用，那時各階層的人分別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時間舉行慶典。行這種大禮時需有大臣在場，大臣做手勢或口頭下命令，使大家行禮的動作能整齊一致。

在感謝皇帝賜予禮物或食品時也行這種大禮，皇帝照例每年都要有所恩賜的。在其他的場合只需叩一次頭，例如皇帝賜宴或賞賜其他東西時，即使是太子或皇親，也得在接過禮物之前叩頭謝恩。

如果要描述中國慶賀新年的那幾天，尤其是正月初一那一天的慶典是多么隆重、金碧輝煌和光彩奪目，我可以寫滿一大張紙，這種盛況是歐洲人根本無法想象的。

我以為，在祝賀新年的半個月里，每晚在皇帝的夏宮里施放煙火，北京一個城市用掉的火藥會比全歐洲一整年用掉的火藥還要多。

不過我得就此打住，免得我說的故事也隨爆竹飛上天，還是說說在礦泉療養地的事吧。

我們行過三跪九叩首的大禮之后，皇帝命我們走近他，到安放皇帝寶座的臺前去。我們到了臺前剛跪下，他又叫我們直接登上臺，跪在他寶座前的小桌邊。我們可以把手放在桌上，用指頭指或者寫字。首先談起關于算術和幾何的各種問題。隨后皇帝唱了一個c-d-e-f的音階，叫我跟著唱。他彈了彈我的羽管鍵琴，垂詢了各種音調的問題。最后，皇帝表現出十分喜悅和恩寵，宣稱：我的到來使他感到十分高興，他早就希望來一個好樂師，同時又是一個好數學家。由于我兼有這二者，皇帝對此高度評價和贊揚，這樣就使德格里先生的威望大為下降。我原以為德格里遠遠超過我，但聽了他的談話以后我才知道，迄今為止他有點名氣只不過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罷了。其實我對他評價如何無關緊要。所以我盡量避開他，免得別人以為我在自我吹噓。我也不應該為我是一個更好的樂師和數學家而沾沾自喜，因為我不過是天主手中的一個較為適用的器皿而已。

皇帝召見結束以后，兩名官員搬走了我的羽管鍵琴，三皇子也幫他們搬。琴是這兩位官員搬來的，現在還是他們二人將琴搬到行宮門口，交給了我的仆人。

在此之前，當我們吃午飯時，也是這兩位官員端菜、送飯、斟酒；飯后他們還打掃餐桌和我們照滿人的習慣盤坐的席位。當我們向皇帝告別時，皇帝吩咐讓我們品茶。

嚴嘉樂繪制的北京皇城圖

這一次召見，以及2月7日在京城皇宮里第二次召見，皇帝并沒有給我們什么任務，而只是創造一個機會聽聽我們對他的贊揚。不過這次召見時皇帝讓我們講講我們知道什么新的數學方法。我們剛講了一部分，他又命令我們把余下的部分講給三皇子聽。皇帝不能再聽我們講了，因為他正忙于一年一度的慶典，現在又外出狩獵水禽近一個月。6月初暑天快來的時候，皇帝到滿洲去避暑，到1月初才回來：皇帝今年63歲，已在位56年。他的兩個大兒子被關在監牢里，默默無聞，好像世界上不存在這兩個人似的。大兒子的罪名是試圖毒死自己的父親和兄弟。至于曾被任命為皇太子的二兒子犯了什么罪我無所得知。

至今沒有任命繼承皇位的太子。我們擔心，如果沒有任命皇位繼承人皇帝就逝世了，皇帝又有這么多兒子，中華帝國可能爆發后果極為嚴重的暴亂。皇帝有16到18個成年的兒子（年幼的不計在內）如果我沒有弄錯，只有第六和第七位皇子去世了。

不過，以上這些，您尊貴的神父，讀起來大概是索然無味的，您要關心垂詢的肯定是我們這里傳教事業的情況。

可是我又能寫多少呢？我剩下的時間和紙張已經不多了。簡短地說一點吧。

1715年教皇發出的諭旨，1716年送到廣州傳信部的兩位傳教士手中。這兩位傳教士將教皇諭旨在廣州的教士中秘密宣讀。我們的教士（五位葡萄牙人，五位法國人）宣了誓，不再為中國人行圣禮。9月從滿洲派來送我們去北京的李秉忠將教皇諭旨事告知了皇帝。皇帝命人寫了一份抗議，以漢文、滿文和拉丁文印制300份送到廣州，讓廣東總督蓋上官印，分發給歐洲來的船，讓他們帶到歐洲去。

1716年11月初，當皇帝從滿洲回京之后，北京副主教、方濟各修會的康和之突然進入我們在北京的三個教堂，宣讀了教皇的諭旨。但是，處理與此諭旨有關問題的幾位中國官員當時正好在法國教士的住所。當他們從仆人口中得知這位秘密的不速之客的所作所為之后就稟告了皇帝。皇帝當即下令將康和之作為重犯逮捕，鋃鐺入獄。關押七天之后雖經耶穌會士的說項得到釋放，但條件是：他必須將教皇諭旨的所有復印件（因是秘密帶來的，所以被視為不合法）立即收集起來，自己帶到廣州去退還給那位將諭旨交給他的傳信部的教士，讓他將諭旨退還給教皇。

我們修會的神父們是怎么做的呢？他們當然恭順地接受了教皇諭旨，作了相應的宣誓，但他們決定暫不執行，因為正如那位并不偏袒我們的主教自己說的，要想執行教皇諭旨而又不致使我們整個傳教事業冒完全毀滅的巨大風險是不可能的。皇帝已再次聲明：如果要禁止中國禮儀，他就不能容忍歐洲人留在中國；他命令德里格寫信給教皇告知此事。如果說按照中國的法律其他的歐洲人還可以活命的話，那么德里格先生早就該斬首了。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和其他歐洲人一樣不肯聽從皇帝的上述抗議；另一方面他在去年秘密呈交給皇帝的備忘錄中造謠中傷，肆意誹謗耶穌會士和一位與我們友好的大臣犯了大罪；最后還有一點：他在多次寄到歐洲的信中欺騙教皇，說是如果禁止中國禮儀，并不會引起皇帝反對我們傳教事業的任何危險。因此，皇帝稱他為無恥之徒，是魔鬼附體，應該處死，皇帝命令他徹底認罪和悔過，并且寫信給教皇承認自己說了謊：信上還需有關證人簽字確認。尊貴的神父，關于這些情況您可以從羅馬方面更詳盡地了解。

12月13日我和尊貴的康和之先生談過話，那時他即將離京赴廣州。1717年1月22日他到了廣州。4月中他回到京城，向皇帝報告了自己的行動。尊貴的馬國賢先生住在法國的耶穌會士的住所，他沒有介入這場亂七八糟的事。德里格先生住在京郊的夏宮附近，像往常一樣與三皇子過往甚密；但據我所知，自11月份以來皇帝沒有召見過他。這個人外表看起來慈眉善目，但他的行為卻是邪惡狠毒舌利如劍，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能叫人心驚膽戰。

我來到中國使我們的教士們十分高興，他們早就盼著我的到來了。您看，圣明的天主是多么保佑我，我因四年多身體不適才從奧洛莫烏茨調走，改在布爾諾的雅庫布·克雷薩處工作。而且，也是圣明的天主的指引下，在我到布爾諾之前，羅馬的人們忘記提醒我：我到中國要搞音樂。如果他們告訴了我這一點，我就可能打消來中國的念頭，或者會推遲來華之行。

尊貴的神父，請您讓您的見習教士和其他的教友們為我祈禱，我至少能成為天主的音樂的有用工具。

因為皇帝不在家，我從今天起有空余時間。我們將同戴進賢一起做（依納爵）羅耀拉神父的神操。因此我就此擱筆，也沒有地方可以再寫了，還有許多有意思的事只好留在下一封信里再寫。

我最恭順地為彌撒供奉祭品，在您面前我永遠是基督最小的奴仆。

耶穌會士嚴嘉樂
1717年3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