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5月20日起實施的民營經濟促進法指出“國家推動構建民營經濟組織源頭防范和治理腐敗的體制機制”，以法律形式強調了反商業腐敗在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重要作用。恰逢其時，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5月9日發布《反商業腐敗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2024）》，為社會提供了檢察機關反商業腐敗的基層經驗。一年一度“618”即將來襲，在互聯網企業的盛宴、消費者的狂歡開啟之際，檢察官也提醒互聯網企業關注預防相關商業腐敗新場景。

大廠開啟反腐攻堅戰 檢察助力“刮骨療毒

圖①：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發布的《反商業腐敗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2024）》。

圖②：檢察官就承辦的案件開展討論。

圖③：檢察官在接待室就企業所咨詢的法律問題進行解答。

圖④：2025年5月，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舉辦“法治護航營商環境”征求代表意見座談會暨企業問需座談會。

“商業腐敗犯罪案件多發領域，正從傳統行業逐漸轉向互聯網、人工智能、電商平臺等高新科創行業。”

“在業務扁平化、流程化的管理模式下，小崗位人員利用職權犯罪現象多發。”

“一單一結、比例回扣這種‘老掉牙’的方式逐漸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精心策劃的犯罪‘劇本’，突出特點是利益輸送時機非固定化、方式多樣化。”

5月9日，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發布《反商業腐敗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2024）》（以下簡稱白皮書），用過去五年來辦理的1253件1956人的反商業腐敗犯罪案件，以司法視角揭開了商業腐敗的內幕，引發在場互聯網大廠代表們的強烈共鳴。

大廠，這個略帶自嘲意味的詞語如今已經成為中國互聯網產業二十年來強勢崛起的文化符號，覆蓋了我們手機里那些每天都“離不開的App”。大廠工作則寓意著高薪、福利、光環、高壓等等。然而，近些年來騰訊、抖音等頭部互聯網公司連年主動發布內部反舞弊情況通報，讓“大廠反腐風暴”成為網絡熱詞。

員工謀騙公司1.4億元，境外虛擬貨幣洗錢再分贓

大廠里的商業腐敗是如何發生的？真實案件可以揭開隱秘的角落。

馮某是某短視頻平臺公司的服務商與區域運營部門負責人，負責服務商的入駐審批、獎勵政策制定及執行等工作。這個職位不算特別高，但面臨的誘惑卻不小。原來，為了拓展業務、吸引流量，該公司經常出臺各類鼓勵服務商入駐和運營商開展活動的補貼政策，馮某既是這些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執行者。

獨掌大權讓馮某的欲望膨脹起來。他與外部供應商唐某、楊某等共謀，馮某在制定獎勵金政策的時候留下程序漏洞，并且將內部數據泄露給外部。這樣，外部商戶在沒有真實運營的情況下通過提交內部數據，就可以將他人的獎勵金劃歸己有。為了方便騙取獎勵金，楊某還指使其下屬王某、趙某甲、趙某乙、翟某以本人或他人名義注冊多家“空殼公司”，協助將某短視頻平臺公司支付的獎勵金轉至楊某實際控制的賬戶，共計1.4億余元。

錢到手了，如何按照事先的約定分錢？熟悉互聯網的馮某想到了比特幣。他指使唐某、楊某分別利用8個境外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將涉案錢款從人民幣轉化為虛擬貨幣，再通過境外“混幣”平臺混淆虛擬貨幣來源、種類，以虛擬貨幣形式經多個層級轉移，部分涉案錢款以人民幣形式流入馮某等人控制的賬戶。

該案令辦案人員感到震驚的是“大廠商業腐敗進化了”，從早年間的無意識犯罪進化到如今事先有預謀、事中有配合、事后有攻守同盟，再到利用虛擬貨幣洗錢，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對抗偵查策略。

“小官大貪”“虛擬貨幣洗錢”“企業風險管理意識薄弱”是該案辦案檢察官李濤在辦理這個案件中感受最深刻的三點。在這位有著近十年辦理此類案件經驗的檢察官看來，在互聯網公司倡導的扁平化管理模式下，公司高層大都專注于發展戰略層面，一些負責具體業務的中層管理者甚至普通管理人員手中權力高度集中，審批鏈條過短，使得風險急劇擴大。例如他正在辦理的另外一起涉及某頭部電商企業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是非主管的基層員工，利用手中權力修改結算數據，給其親友所在公司多結算了上千萬元的資金。

上述馮某等7人職務侵占案是海淀區檢察院發布的反商業腐敗的10個典型案例之一。綜觀這些案例，其犯罪手段之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繚亂——

有公司前臺秘書利用支付結算漏洞“螞蟻搬家”式侵占公司錢款300余萬元；

有集團公司高管伙同關聯公司高管挪用資金3800余萬元；

有電商平臺主播運營人員以借款、購房、購車等名義向其管理的帶貨主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財物；

有業務部門攜帶商業秘密集體離職，“鳩占鵲巢”非法占有老東家知識產權成果……

大廠反腐開啟攻堅戰

盡管大廠反腐風暴近年來才被社會高度關注，但事實上，互聯網企業反商業腐敗之路已經走過了十年長路。

早在2015年前后，百度、騰訊等企業就在內部成立了專門團隊處理相關問題，此后“反舞弊團隊”“職業道德委員會”“廉正合規部”等專門組織陸續出現在互聯網頭部企業架構之中，目的均劍指內部商業腐敗。

北京市海淀區無疑是觀察商業腐敗犯罪的最佳樣本地。這里聚集了高新技術企業9000余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400余家，千億級企業8家，百億級企業50余家，獨角獸企業50余家，上市公司264家。龐大的經濟體量在活躍經濟的同時，也讓商業腐敗犯罪的風險增大。

從辦案數據看，近五年海淀區檢察院辦理的商業腐敗案件呈上升趨勢，從年均200件上升到年均300件以上。在多位辦案檢察官看來，一方面，案件數量的上升與大廠逐漸意識到反商業腐敗重要性、加大內部反腐力度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說明反商業腐敗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

盡管發生在互聯網大廠的腐敗行為與傳統商業腐敗相比，所涉罪名以及犯罪構成等在刑法學層面并無本質差別，但在行業特點、案件情節、風險環節等方面卻呈現出“商業腐敗手段升級”的趨勢。

在風險環節方面，運營環節因涉及引流推廣、用戶增長、數據分析、市場調研等多方面，成為互聯網行業商業腐敗犯罪的多發高發環節。如楊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中，楊某作為某科技公司市場品牌部社會化營銷組負責人，主要負責對公司品牌進行社會化推廣運營。楊某在任職期間，引入劉某經營的公司為其提供流量推廣服務，雙方約定按照付款金額的10%給回扣，僅一年時間，楊某便從劉某處拿到270余萬元回扣。

在犯罪場景方面，電商領域“流量變現”“數據權益”逐漸成為商業腐敗新場景。與傳統商業模式不同，電商領域的互聯網屬性更加明顯。電商運營服務涉及對平臺資源的分配和管理，例如直播平臺的推薦位設置、電商平臺的店鋪排名等，在商鋪引入、資源投放、違規控評等方面存在權力尋租空間。例如郭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案中，郭某為某短視頻平臺公司運營人員，負責平臺賬戶的直播管理、賬號維護等，利用職權違規為其管理的多名主播提供快速解封、快速加“白名單”等幫助，多次收受他人錢款共計300萬元。

“這些腐敗行為就像隱藏在暗處的‘吸血蟲’，吸食新經濟的‘元氣’，不僅扭曲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侵蝕企業創新活力，更可能讓來之不易的科創成果蒙塵。”海淀區檢察院經濟犯罪檢察部主任孫鵬如是形容。

“大廠反腐陷入越反越多的怪圈”“商業腐敗行為手段翻新，內部打擊卻乏力”“報案時內部調查的電子證據難以有效呈現”“企業選擇性報案與趨利性執法難題”……白皮書發布后，在海淀區檢察院組織的“法治護航營商環境”征求代表意見座談會暨企業問需座談會上，來自騰訊、小米、快手、滴滴、百度等10家頭部企業的代表，紛紛暢談自家企業在反商業腐敗中遇到的難點痛點，迫切希望檢察機關幫助破局。

打造服務區域特色的反商業腐敗檢察工作模式

5月20日起實施的民營經濟促進法第39條強調：“國家推動構建民營經濟組織源頭防范和治理腐敗的體制機制，支持引導民營經濟組織建立健全內部審計制度，加強廉潔風險防控，推動民營經濟組織提升依法合規經營管理水平，及時預防、發現、治理經營中違法違規等問題。”

“期待這份凝結司法智慧的成果，能成為企業防范風險的警示燈、行業治理的參照系、社會共治的透明窗。”海淀區檢察院檢察長姜淑珍認為白皮書是檢察機關貫徹民營經濟促進法的一個很好嘗試。

司法智慧來自司法實踐，來自海淀區檢察院五年來真刀真槍辦理的1253件商業腐敗犯罪案件，來自他們充分運用高科技手段與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刀光劍影。例如前文提及的馮某等7人職務侵占案是一起典型的智能化犯罪，犯罪人員將虛擬貨幣作為媒介，故意增加交易復雜程度以逃避資金追溯。檢察機關啟動技術輔助審查機制，使用區塊鏈大數據流向分析工具及虛擬貨幣、人民幣流向的“雙向審查”，證明涉案錢款、虛擬貨幣的轉移路徑，為進一步查明事實和追贓挽損奠定基礎。

在高質效辦好個案的基礎上，如何進一步走向機制化建設、反哺更多個案的辦理？

海淀區檢察院不斷探索反商業腐敗檢察專業化建設道路，一方面建立起高質量、高效率、高標準的檢察辦案模式，依托《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提升經濟犯罪案件質效工作指引》及兩個配套附件，對嚴重侵害企業利益的商業腐敗犯罪依法嚴厲懲處，對辦案中發現的漏罪漏犯及時追訴，對多渠道獲取的法律監督線索精準研判；另一方面優化司法辦案社會效果，建立重協同、重機制、重創新的檢察供給模式，打好檢察服務保障組合拳，創新推出服務企業專屬平臺——“檢啟智遠”微信小程序，做實檢察建議與跟蹤回訪，積極與其他行政、司法機關攜手推動多元主體治理體系。

大廠該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防范商業腐敗風險體制？檢察官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紛紛給出建議，例如遵守不相容職務分離原則，對高風險崗位實現監督制約；又如在“618”這種易發高發商業腐敗新場景來臨時，企業要高度警惕、做好預防措施。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肩負依法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的重要職責，在助力打造公平、透明、可預期營商環境方面，檢察機關依然任重道遠。

（來源：檢察日報·明鏡周刊 作者：張羽 郝曉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