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彭學龍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4年國產游戲《黑神話：悟空》的全球成功，不僅標志著中國游戲產業的崛起，更是中國文化創新傳播方式的真實寫照。直播是游戲的重要傳播方式，《黑神話：悟空》發售次日，游戲直播累計播放量達4224萬。但隨著網絡游戲直播的風靡，著作權保護問題也逐漸浮出水面，這正是焦和平教授新作探討的核心議題。

機遇和挑戰：網絡游戲直播成為文化傳播新途徑

一方面，游戲產業借助文化IP獲得發展機遇。網絡游戲產業的蓬勃發展，展示出中國在數字文化領域的創新能力和中國游戲產業的發展潛力。而網絡游戲直播正在重塑以游戲為載體的文化傳播格局。有關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電子競技產業實際銷售收入中，直播收入占比最大，為80.84%。由此可見，網絡游戲直播為游戲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更受歡迎和追捧的新平臺、新機會。

另一方面，游戲直播的著作權風險早已呈現。2019年，一款名為《夢幻西游》的游戲，曾因網絡直播引發糾紛，最終侵權方被判賠2000萬元，成就“網絡游戲直播侵權全球第一案”。該案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主要是由于當時該領域有關立法、司法處于空白狀態，而理論界、實務界、產業界對現行法律的適用，以及相關利益的分配問題存在很大分歧。2020年，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發布《關于網絡游戲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的審判指引（試行）》，對游戲直播的著作權問題作了司法探索。但有關的問題并未結束討論，如何在直播中保護原創內容的同時促進游戲文化傳播，仍是網絡游戲產業需要直面的新挑戰，也是著作權法亟待解決的新課題。

難題與破題：網絡游戲直播的著作權法定性爭議

第一，規范依據的澄清。著作權法被稱作“技術之子”，技術變革導致著作權法必須頻繁革新，但立法變動則導致概念與內涵缺乏清晰的對應關系。網絡游戲直播畫面是否屬于作品，前提是著作權法關于此種表達形式的作品規定為何，及其內涵應作何解釋。作者對“視聽作品”的“前世今生”進行了考察，最終得出“視聽作品”和“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內涵和外延皆有區別的結論。這一立法史考察，不僅能夠為網絡游戲直播著作權問題所用，而且對“視聽作品”規定的理解與適用大有裨益。

第二，權利客體的認定。客體認定決定了權利人對游戲直播市場的“控制權”是否成立，這實則囊括以下問題，即游戲程序、游戲畫面和直播畫面之間的保護關系如何確定？該書以類型化方法破題。首先，將網絡游戲直播畫面分為三種類型，并提出以獨創性為標準分別采用“演繹作品規則”和“一般作品規則”進行判斷。其次，作者反思了游戲畫面認定為視聽作品時直接解釋路徑的弊端，并分析了采用類推適用路徑的優勢。最后，作者認為直播畫面可以直接認定為視聽作品，并且明確了保護的畫面類型。

第三，權利主體的界分。圍繞網絡游戲直播畫面的著作權歸屬，游戲開發者（運營者）、游戲直播平臺、游戲玩家以及游戲主播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法律博弈。面對多元主體的利益主張，該書遞進地給出了清晰答案：一是區分游戲直播畫面與游戲運行畫面，分別界定二者著作權歸屬；二是針對游戲運行畫面著作權歸屬，僅當游戲給玩家提供個性表達空間且玩家實際有創作行為時，玩家才可能享有著作權，其他情形歸游戲開發者；三是對于游戲直播畫面著作權歸屬，按直播平臺與游戲主播的不同法律關系界定，“合作分成模式”依約確定，無約定或約定不明歸主播，“簽約模式”歸直播平臺，“平臺服務模式”歸游戲主播。

第四，侵權行為的分析。游戲直播涉及的侵權行為復雜，有信息網絡傳播權、廣播權、發行權、表演權四種不同觀點和實務做法。作者結合現行立法，得出網絡游戲直播當受廣播權調整的結論，但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將目光進一步深入到廣播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立法缺陷。從缺陷產生的根源入手，作者提出將現行立法中的廣播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合并為“遠程傳播權”的建議。

第五，合理使用的認定。網絡游戲產業從吸引用戶“玩游戲”為主要市場，發展出吸引用戶“看游戲”這一衍生市場，后者應當繼續置于游戲作品權利人控制之下，還是應當交由社會公眾免費使用，學界對此認識分歧嚴重。該書考察了合理使用的“四種標準”及其合理選擇，并從解釋論出發，逐一分析了游戲直播與合理使用規定情形之不匹配，最終得出游戲直播不構成合理使用的結論。

亮點與難點：一種基于具體問題的系統研究范式

如果宏大的立法論搭建了法的骨骼結構，那么精細的解釋論則孕育了法的經絡血肉，二者缺一不可。該書既試圖“建骨骼”，更側重“長血肉”。在全面性追求的指引下，一些議題保持了特殊性，而另一些議題走向了一般性，這是該書采用這一研究范式的必然代價。

第一，在體系結構上，該書從客體、主體、權利、限制展開研究，環環相扣。每一部分的理論問題均有其代表性。與其說這是以網絡游戲直播著作權問題為中心的研究，毋寧說這是一本以網絡游戲直播為例、系統探討著作權法上多個核心研究議題的綜合性著作。但追求這種系統性效果的代價，便是在一些章節過度拓展論域，有沖淡全文中心議題之感。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該書以精細的教義學研究為主。在教義學的立場上，當現行立法遭遇適用難題，適用者不應首先懷疑立法本身存在缺陷，而是應反思解釋方法是否存在不足，以此來維護法的穩定性。作者正是教義立場優先的踐行者。但與此同時，作者也應直面精細化教義學的局限性。雖然精細化程度反映了研究的水準，但過度精細化也可能忽視問題的整體性和多元視角，過度關注細節而忽視了其他的理論維度。

第三，對于立法論與解釋論的關系，該書的探索有待深入。強調教義學并非漠視立法缺陷。當立法的不足顯而易見，解釋論的彌補不過是暫緩之策，無法解決根本問題。該書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立法缺憾的探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然而，立法論無法回避的是立法論與解釋論的關系，即評估解釋論乏力到何種程度時，需要推進立法論。例如，該書關于“遠程傳播權”的立法論研究，雖然指出解釋論的勉強適用不如立法論的效果徹底，但對于應如何科學評價解釋論的不足進而轉向立法論，還有待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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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郭晴晴

審核人員 |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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