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米價格達到50年來的高點，日本，一個以米飯為主食的國家，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米危機。日本米價自去年秋季以來持續攀升，10斤一袋的大米從2000日元（約合人民幣100元）快速翻番至4000多日元（約合人民幣200元），讓“吃米”這件事變成了沉重負擔。 5月23日，日本總務省公布的4月全國消費者物價指數顯示，大米價格較去年同期暴漲98.4%，創下自1971年以來的最大漲幅。日媒甚至評論稱，日本大米正堪比“吃不起的黃金”。

▲央視新聞截圖

然而，當消費者為高價米叫苦不迭時，另一幅景象卻令人心酸：辛勤耕作的稻農時薪竟低至10日元（約合人民幣0.5元）！今年3月底，東京市中心還出現了呼吁將“時薪10日元”提高的示威活動。

一邊是米價飆升如黃金，一邊是稻農時薪低至10日元。這巨大的反差背后，究竟隱藏著日本農業怎樣的結構性困境？

政府放糧，農協“截胡”

儲備米去哪了？

日本政府表示，此番米價高企，一是由于去年夏季的極端高溫導致水稻廣泛歉收；二是疫情后旅游業復蘇，推動日本餐飲業對大米需求的激增。然而日本米少、米價貴還源于更多的深層次問題。為增加市場大米供應、抑制米價持續上漲，日本政府自今年3月起，向市場投放儲備米，但效果有限。日本農林水產省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4月27日，投放的儲備米中，真正流入零售市場的僅7%。

▲經濟學家認為，釋放的儲備米95%被農協買走 央視新聞截圖

那么，這些米去哪了？3月18日，日本農協從受政府委托的倉庫中接收了此番中標的儲備大米。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農協通過競標收購了其中95%的儲備米，僅3月和4月兩次投放，農協就囤積了約20萬噸大米。于是，在2025年的日本，魔幻般地出現了“政府放糧、農協囤糧”的局面。

日本新上任的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24日說，政府計劃直接將儲備米賣給零售商，而非像之前一樣拍賣給中間商，希望以此平抑米價。小泉進次郎當天在札幌市發表演講時表示，政府將繞過那些阻礙政府控制價格的拍賣機制，與零售商“直接簽合同”，同時調低米價，以一袋5公斤裝大米2000日元（約合人民幣100元）的價格出售。

限制進口，對內實行“減產政策”

是保護還是束縛？

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前財務省官員高橋洋一指出，大米產量低、需求高僅僅是表面原因，2025年的“米荒”是數十年來日本推行不合理農業體制的苦果。

在日本，農民是自民黨的傳統票倉。以保護農民利益之名，自民黨一直嚴格限制大米進口量。在1995年加入WTO前，日本對進口大米征收高達778%的關稅，此后逐漸降至目前的227%。

▲5月21日，日本東京一家超市，大米貨架上張貼著限購的提示 新華社發

日本對外限制進口，對內則實行“減產政策”。“減產政策”開始于1971年，由時任自民黨首相佐藤榮作批準，日本農林水產省制定，農協負責執行。通過發放補貼限制水稻種植面積，鼓勵農民轉種其他作物或直接休耕，此后該政策持續近50年。

“減產政策”名義上是要預防水稻生產過剩，防止米價暴跌，但現實結果卻是人為控制市場供應，成為利益團體結盟牟利的手段。

數十年來，日本政府明里暗里執行的“減產政策”，打擊了稻農種稻的積極性，抑制了日本農業的競爭力。這一政策還帶來長期的不良影響，農戶依賴補貼，缺乏商業思維。

農戶“老、散、小”

產業結構陷入困局？

以小農戶高度分散、從業人員急劇老化、生產成本高昂、難以適應現代化市場競爭為主要特征的產業結構，不僅使深陷其中的多數米農無法分享到米價上漲的紅利，反而日益貧困化。

日本的稻米生產長期以來由高度分散的小規模農戶構成主體。而個人農業從業者中，有多達76%經營的耕地面積不足2公頃。這些小規模農戶往往收入微薄，甚至虧損，許多人不得不兼職或種植其他作物、養殖牲畜以補貼家用。

▲調查顯示，日本農民平均年齡已超70歲 央視新聞截圖

現代化農業生產離不開機械化，但對日本絕大多數小農戶而言，動輒數百萬乃至數千萬日元的農機購置費用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天塹”。要成為一個日本新農人，購置基本農機起步至少需30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50萬元）。

這導致小規模農戶的生產成本畸高。例如，耕地不足0.5公頃的農戶，其生產一袋60公斤大米的成本，竟是擁有50公頃以上土地的大型經營體的近3倍。

在日本，農戶高齡化加劇、農地荒廢、農業人口流失現象嚴重。

今年2月，日本國會眾議員討論會上公布的數據證實，日本農民平均年齡已超70歲，再過5到10年，農戶數量將急劇減少，屆時大米價格可能飆升至每5公斤1萬至2萬日元。而到2040年，農戶數量預計將進一步縮減。

米價節節攀升

為何稻農反而很受傷？

日本農林水產省的農業經營統計調查顯示，2022年，稻農（水田經營者）年均農業純收入僅為1萬日元。若以平均勞動時間1003小時計算，時薪約為10日元。即便在2023年，各項成本上漲后，最終年收入也僅為9.7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874元）。

與之相對，近年來積極擴大規模的農業法人實體，特別是擁有15公頃以上（占法人實體的52%）乃至50公頃以上的大型經營體，年收入可觀，后者甚至高達1471萬日元，收益差距巨大。

▲5月12日，日本石川縣農民在播種水稻 據視覺中國

此外，大米銷售價格雖提高，但肥料、燃油、農業機械維修費、人力外包成本也都在大幅上漲；農民的利潤空間被壓縮，多數農民仍需依賴農協或批發商銷售稻米，需繳納高額分銷手續費；部分農民寧可選擇少種植，維持現有補貼，也不愿增產。

這帶來的后果就是，日本水田面積和大米產量不斷下降，抗風險能力也逐年變差。

日本“米荒”的原因并非天災，而是人禍。它揭示了日本農業政策的弊端，敲響了糧食安全的警鐘。

紅星新聞記者 鄧紓怡 實習記者 周月瀟 綜合央視新聞、環球時報等

編輯 郭莊 責編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