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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時間,多城地鐵直接或間接提出漲價。
重慶將于5月29日召開城市軌道交通票價機制聽證會,兩項新的票價方案,或將起步價從2元提高至3元,或減少單位價格可乘坐的公里數。
與之類似,昆明地鐵已從4月15日起降低單位價格可乘坐的公里數。雖然起步價未變,但此前每增加1元可乘坐5、7、9、11、13公里,調整后變為4、5、6、7、8公里。
佛山地鐵沒有調整價格,但調整了運營策略,以期降本增效。5月8日起,佛山地鐵集團運營的所有線路提前30分鐘收車,列車發車間隔時間相應延長。還有乘客反饋,佛山地鐵站廳燈光昏暗、電梯一度“停運節能”、部分列車體感“悶熱”。
眾所周知,地鐵等公共交通往往需要遵循公益性原則,所以長期以來維持低票價,其正常運營極度依賴地方政府補貼。此外,與地鐵相關的TOD物業開發和運營,也是不少地方反哺軌道交通建設的重要手段。但最近幾年,地方財政壓力疊加房地產市場下行,使得地鐵公司的壓力越來越大。
作為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每一次地鐵漲價都會引發廣泛討論,這一次也不例外。絕大部分公眾顯然不希望地鐵漲價,但當地鐵公司的收入無法覆蓋成本時,其基本運營也難以保障。
2元能坐多遠?
2元,在地鐵行業有著特殊的意義,這是絕大多數城市地鐵的起步價。
在已開通地鐵、輕軌或以地鐵模式運營市域鐵路的城市中,只有北京和上海的起步價為3元,其他城市起步價均為2元。
上海2005年就將起步價提升至3元,北京則直到2014年12月才結束2元地鐵時代。此次重慶軌道交通提出的調價方案中,包括將起步價提升至3元的選項。如果最終選定該方案,重慶將成為全國第三個地鐵起步價3元的城市。
起步價相同,但可以乘坐的里程不同。統計范圍內的43個城市中,15個城市2元可乘坐4公里,這其中包括地鐵客流量排在全國前列的廣州、深圳、成都、武漢、杭州等地。
合肥、蕪湖“最便宜”,2元可以乘坐8公里;在長春,2元可乘坐7公里;其他城市2元可乘坐4~5公里。
地鐵票價一般按照“遞遠遞減”原則,即坐得越遠,單位價格越低。例如廣州,起步價2元4公里,之后每增加1元可乘坐4、4、6、6、8公里。
實際上,這種票價模式正是始于廣州,2006年正式實施后一直沿用至今,并成為“業界標桿”。
按照各地票價水平,如果花5元錢,可乘坐的公里數則差距更大,廣州、深圳、成都等城市為18公里,鄭州則達到30公里。
天津沒有按照上述模式制定票價,而是按區間收費,2元可乘坐5站,乘坐16站以上票價5元。
總體來說,我國的地鐵票價水平在全球范圍處于較低區間。比如,倫敦地鐵起步價為2.7英鎊(約26元)、紐約地鐵起步價2.9美元(約21元)、東京地鐵起步價180日元(約9元)。
將當地經濟水平考慮在內,結論或許更合理。根據北京交通大學高級工程師魯放等人的研究,在各大國際城市中,新德里地鐵費用占人均GDP比率相對較高,而新加坡相對最低,北京、上海地鐵票價在國際范圍內處于中低水平。
政府補貼多少?
票價水平影響著地鐵公司的收入,但地鐵公司的收入又不僅僅來自于票務。
我國絕大多數地鐵公司都從地方政府獲取大量補貼,也有的通過TOD實現“自我造血”。
總體來看,2024年,地鐵公司收入有升有降。城市進化論統計了29家地鐵/軌道交通集團的財報,與上年相比,18家營業收入上漲,但只有13家歸母凈利潤上漲。
廣州地鐵取代深圳地鐵,成為全國營收最高的地鐵公司,2024年收入231億元。營收超100億的還有寧波軌道交通、北京基礎設施投資(北京地鐵母公司,以下簡稱“京投”)、蘇州軌道交通、成都軌道交通、濟南軌道交通。
利潤方面,曾經最賺錢的深圳地鐵,去年錄得334.6億元巨虧,超過了過去五年凈利潤的總額。深圳地鐵公告稱,主要系投資萬科產生的虧損。
地產行業對深圳地鐵的影響不止如此。
深圳地鐵此前是TOD模式的優秀代表,通過地鐵上蓋物業和沿線房地產開發反哺軌道交通建設運營。
2024年,深圳地鐵實現營收211.89億元,同比下降15.74%。其中站城一體化開發板塊收入近乎“腰斬”,年內錄得營收79.17億元,同比下降46.23%,占總收入比重下降至37.36%。對于該業務收入下滑的原因,深圳地鐵稱,“主要系房地產周期性結轉影響所致”。
這也折射出房地產下行時期,一些地鐵公司面臨的難題。房地產行業不僅影響地鐵公司的售房收入,也影響著地方土地財政收入,而地鐵公司又依賴地方政府的財政補貼,壓力再次增加。
不過仍有城市的房地產收入占比較高。如2024年南寧軌道交通集團營收39億元,其中軌道交通運營收入只有5.91億元,商品房銷售和工程服務收入則達到28億元。廣州地鐵也獲得了98億元的物業經營收入。
2024年,京投取得31.5億元的歸母凈利潤,位居全國第一。但這并不能直接說明經營成效,因為它獲得的補貼在納入統計的地鐵公司中也是最高的。
財報顯示,2024年,京投獲得的其他收益(與企業日常活動相關的政府補助)達到248.5億元。
深圳地鐵此前賺錢能力強,獲取的補貼額較少,2023年政府補助(其他收益)為7.3億元。但2024年巨虧后,其獲得的政府補助猛漲至71.5億元。
另外,青島地鐵、寧波軌道交通、成都軌道交通、鄭州交通發展、南京地鐵、長春軌道交通等獲得的政府補助,也在50億元以上。
該不該漲價?
事實上,地鐵公司的經營現狀,早已不是秘密。如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所言,“單靠票務收入很難覆蓋地鐵公司的運營成本”。即便是國內客流量靠前的地鐵公司,也很難單憑賣票支撐其運營。
即將舉行價格聽證會的重慶展示了具體的數據。重慶市發改委表示,重慶軌道交通的票款收入與運營成本差距日益加大,運營成本監審報告顯示,人次票款收入僅占運營成本的14.54%。
所謂人次票款收入,就是平均每人次支付的票價。根據上述數據簡單計算,一趟票價4元的地鐵行程,真正成本達到27.5元。這還只是運營成本,未包括前期每公里數億的建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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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地鐵公司的收入,漲價是有效途徑之一,但往往也面臨爭議。不少人認為,地鐵作為公共服務,應以普惠、低價為主,而不是以盈利為目的。但也有人認為,地鐵是企業化運營,保證自身生存和可持續發展同樣重要。
交通與發展政策研究所(ITDP)東亞區首席代表劉岱宗對城市進化論分析,地鐵漲價涉及日常民生,公眾感到不滿很正常。但事實上,如果地鐵不漲價,入不敷出的部分就要由公共財政補貼,最終還是全體納稅人買單。“有的時候大家多出一點錢,可能會讓公共財政更健康。”
劉岱宗參與過我國許多城市的交通項目規劃,他分析指出,票價設計是一個復雜問題,與建設成本、當地的收入水平等都有關系,如果能提供公開透明的定價機制,或許公眾更容易接受。
此外,改變地鐵票制有很多方法,并非只能簡單地提高票價。歐美一些城市地鐵并不按照里程計價,而是通過劃定區域和區間來設定票價,可結合區域出行熱度制定不同價格,既能提升服務又能增加收入。
地鐵票價調整,還可能影響公眾出行習慣。據北京交通大學教授賈順平分析,地鐵是公共交通的骨干網絡,適合長距離出行,因此地鐵定價會有意鼓勵公眾在短途出行中使用其他交通方式。
劉岱宗提到,3公里以內有很多出行方式,比如公交、共享單車甚至步行,提高起步價可以轉移部分短途乘客,降低地鐵擁擠度。“比如在倫敦,起步價就是20多元人民幣,如果只有兩三站我就選擇走路。”
重慶發改委也提到,票價調整的目的之一,是要增強城市軌道交通對中長距離乘客的集聚作用。
劉岱宗表示,以前修地鐵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是沿線土地增值,地鐵公司的房地產收入下降后,更應該去挖掘其他方面的收入潛力,比如廣告、站內商鋪等,通過各種精細化的運營來提高收入。
上海、廣州的地鐵站內,均有大量商鋪運營,北京地鐵近年來也逐漸放開地鐵站點內的商業運營。成都地鐵5月27日的消息顯示,其線網內50多個地鐵站設置了鮮花機或鮮花架。
不僅要開源,還要節流。劉岱宗認為,地鐵公司應該提高管理效率、降低運營成本,“不能因為調價,就放松對成本的管控”。
他提到,地鐵運營領域還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議可以讓運營效率高的地鐵公司去其他城市經營地鐵,從而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營收。
實際上,異地運營地鐵早有先例,港鐵已經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多地運營地鐵線路,甚至西安地鐵已經去海外運營波哥大地鐵。但這樣的案例仍舊很少,最近幾年沒有新增的代表性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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