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與莫言是經常被拿來比較的兩位作家，他們年紀相仿，經歷也大體類似，關鍵在于，兩人的都熱衷于寫苦難、悲劇和荒誕。

然而，相比之下，年輕人普遍更喜歡余華，而非莫言。這是為何？

莫言與余華

答案與四方面的因素有關——

第一，余華比莫言更幽默。

“幽默”是人們對余華的普遍印象，相比之下，莫言則顯得更嚴肅。

同是講述為何會選擇當作家，莫言的講述是：“我寫作是沖著一天三頓餃子開始的”。原來，1957年，他家里來了個大學生鄰居，鄰居講自己認識的一個山東較“腐敗”的作家，一天竟吃三頓餃子。而莫言家，當時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餃子。

莫言于是想：如果自己也當了作家，寫出一本小說來，便也能一天三頓餃子了。

1998年，與余華等人一同去意大利參加遠東地區文學論壇時，莫言在講到自己‘為什么寫作’時說：

“我當了好幾年的哨兵，我想給自己弄一雙皮鞋，沒鞋怎么辦，我就寫小說發表，有了稿費就能買皮鞋了。”

余華在講述自己為何做作家時的說法，明顯更好玩。他說：

“我走上文學道路其實很簡單，我去了一個衛生院做牙醫，我一天都沒學過醫學，上班第一天就拔牙了。因為帶我的那個醫生師傅七十多歲了，他累，他就讓我看一遍，下一個就讓我上了。驚心動魄地拔掉了第一顆牙，從此以后就是我負責拔牙，我師傅負責坐在椅子上開處方看報紙。

我非常不喜歡牙醫這個工作，當時在縣文化館工作的那群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我就覺得生活很不公平，我們一天拔8個小時的牙，你們在大街上東逛逛西晃晃，問他們‘你們為什么不上班’？他們說‘我們在大街上就是上班’。
當然這樣的工作我也很喜歡，我就想怎么能調到文化館，因為那個地方不上班、不工作，自由自在。那怎么辦呢？寫小說吧，那時候雖然我認識的字不多，但是寫小說夠了，多一個字能寫，少一個字也能寫。所以就開始寫小說，寫完發表了，很順利調到文化館工作了，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故意遲到了兩個小時，我想反正那些人也在大街上，結果發現我是第一個到的，我就知道這個單位來對了。”

余華擅長用一種非常幽默的方式，接納這個世界的缺憾，甚至悲劇。比如，對于自己的殘疾人朋友史鐵生，余華經常性“不把他當殘疾人，也不把他當人”，他甚至還在踢球的時候，讓史鐵生當守門員，并得意地說：

“然后我們讓鐵生當守門員，鐵生坐在輪椅里面，沈陽文學院那幫孩子真的不敢踢，因為我們告訴他們‘你們要是把一腳踢到鐵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們踢沒了’。他們真的被嚇到了，就不敢踢，然后我們就贏了”。

史鐵生的苦難，就這么在余華的嘴里，輕飄飄地不值一提了。

余華與史鐵生

第二，余華比莫言更接地氣。

莫言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此外，他還擁有很多頭銜，比如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寫作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等。這些頭銜，每一個都屬于“廟堂之上”，相比之下，余華的頭銜也有許多，但他在絕大多數人的印象里，只有一個頭銜：當代作家。

如此，在世人眼里，莫言明顯地更加高大上，讓人有距離感；而余華則更加接地氣，讓人覺得很有親和力。

莫言

莫言幾乎不上網，而余華則很喜歡上網，他對網上與自己有關的各種梗，也極其清楚。比如，之前有個著名的梗，是說他的發型像潦草小狗。余華知道了之后，就立馬把頭發給剪了，結果，網友們發現：余華不是發型像潦草小狗，而是長得像。余華聽了，樂呵呵地接受了這個形象。

余華在接受采訪時，經常會時不時地蹦出自己從網上了解到的信息。有一次，別人問他給自己的作品打多少分，他脫口而出：9.4分。當人為什么不是滿分時，他笑著說：“這是豆瓣網友給的打分，我也想問另外的0.6分去哪里了。”

余華顯然知道自己“專業代簽”的梗，這個梗始于一次簽售會。當時，所有人都拿著余華的作品讓他簽名，可有一個讀者拿的卻是其好友史鐵生的書。余華發現后，就把自己的名字劃掉，樂呵呵地簽上了“鐵生”兩個字。從此，網友們就叫他“專業代簽”。

后來，余華在韓國開簽售會，有人帶了加繆的書，還有人帶著莫言的書請他簽名。他沒有一點兒詫異，也都樂呵呵地提筆就來。

余華從來不把自己當腕兒，他經常很“潦草”地出現在各種地方。幾乎在任何場合，他都以非常隨意的方式出場，一副生怕自己打扮一下，就會帥到別人的架勢。

余華在街頭

余華還喜歡參加各種網絡節目，2021年至2022年，他參加《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我在島嶼讀書》等節目，他對于在新領域創新和探索，很有興趣。

相比莫言，余華還完全沒有架子。

很多成名的人，都會或多或少有些架子，有的架子是“成就”做成的，有的是“年齡”做成的，有的純粹是“頭銜”做成的，可余華不管活到多大年紀，取得多大成就，從來沒有過一丁點架子。

他喜歡和年輕人一起玩兒，在年輕人面前從來不端著，年輕人玩梗，他笑著說：“他們累了，這是他們休息的方式。”言語間，滿滿都是對年輕人的理解和關愛。

因為不端著，余華從不會居高臨下地對年輕人進行任何指導，他甚至竭盡一切地為年輕人開脫。年輕人問他該看什么書，他就說：“想看什么書就看什么書，愿意看什么書就看什么書，只要是在看”，聽聽，他在為年輕人“開卷不擇書”開脫。

有一次大雪天，余華去給年輕人講座。看到座無虛席的會場，他上來的第一句話居然是：“這么大的雪，我是你們就不來了。”言語間，全是替年輕人著想。

年輕人很不喜歡被年長者勸說“要多吃點苦”，他也懂他們的心情，還站在他們的角度說：

”永遠不要相信苦難是值得的，值得贊揚和歌頌的，苦難就是苦難，苦難不會帶來成功。苦難不值得追求，磨煉意志是因為苦難無法躲開。”

余華是最能理解年輕人的累的，他曾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

“年輕人太難了，大家覺得這世界破破爛爛，是因為社會變化太快，卷不動就會掉下去，年輕人的整個生活發生了實質的變化。他們突然意識到，當他走上社會的時候，給予他的機會沒有給予他父親的那么多了，我們那個時代遍地都是機會，你過了十個店，還有二十個村在前面等著你，現在這個時代你別說是村，就是店也沒有了。”

和年輕人打成一片的余華，更受歡迎實是情理之中。

第三，兩人的作品區別極其大。

莫言的文學作品，以語言豐富、生動著稱，具有強烈的表現力和感染力，他還非常擅長各種修辭手法，以讓他在作品中塑造的世界更具藝術價值。

而余華的作品，則以簡潔、質樸著稱，他能用五個字表達的，絕對不會用五行，更不可能用五頁。余華要講什么，總是單刀直入，他從來不用華麗詞藻，總是極其準確地將人物的情感和內心世界展示出來。

比如，《活著》里主人公福貴的兒子在醫院被人抽血抽死后，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路是這樣的：“月光灑在地上，像灑滿了鹽。”只這么一句，就把福貴的人物特性和此刻的復雜的內心世界，精準地刻畫出來了。

除了語言的區別，莫言和余華的作品還有一個最大的差異：兩人的作品雖都描摹社會的黑暗、人性的惡等，但他們的最大落腳點不一樣。莫言的落腳點經常是：人性很丑惡，人是沒救的；而余華的落腳點則更多的是：社會很黑暗，時代很悲哀，人性很惡，但世界上就是好人多，人是充滿希望的。

余華《活著》里的福貴

莫言作品《晚熟的人》《斗士》等寫的是遭遇挫折又不依不饒、外強中干的人，他們見利就上卻不會見好就收，并最終導致失敗。

而余華的《活著》里的福貴，則是一個經歷了被騙光家產、父被氣死、喪子、喪女、喪妻、喪孫等悲劇后，仍堅強活著的偉大而平凡人物。是什么支撐著福貴活下去，是他死去的至親死之前給他的溫暖和愛。你看完，雖哀嘆人間之苦，卻也不得不感嘆：世間很壞，但世上就是好人多。

余華在作品中，總是不斷地提醒你：世道太糟糕了，但你看，世界上到處都是好人。《許三觀賣血記》里，許三觀賣完血后覺得冷，當晚和豬睡在一個被窩，余華有這么一段描述：

“那頭小豬已經睡著了，一點聲音都沒有，許三觀把自己冰冷的腳往小豬身上放了放，剛放上去，那頭小豬就吱吱的亂叫起來，在許三觀的被窩里抖成一團，老頭聽到了，有些過意不去，他問：‘你這樣能睡好嗎？’

許三觀說：‘我的腳太冷了，都把它凍醒了。’ 老頭說：‘怎么說豬也是畜生，不是人，要是人就好了。’ 許三觀說：‘我覺得被窩里有熱氣了，被窩里暖和多了。 ’于是，許三觀得以一夜安睡。”

就這么幾句話，你看完，整個人就為之一顫，他這哪里是敘事，壓根兒是在暖你的心窩。一開始，讀者也覺得老頭是嫌許三觀“欺負”豬，或者嫌許三觀影響自己睡覺。結果，老頭居然都不是，他是遺憾豬不是人，沒法像人一樣在他需要溫暖的時候緊緊摟著許三觀，以暖熱他。許三觀被這句話暖到了，立馬覺得“被窩暖和”，繼而一夜安睡。

簡而言之就是：看莫言的作品，會讓你覺得沒有希望，而看余華的作品，則讓你覺得充滿希望。

余華

相比之下，年輕人當然更喜歡給自己希望的人了。

莫言和余華，都是中國當代文學領域的璀璨之星，他們都照亮了這個時代。但如果問誰更亮，答案當然是余華，因為：他照亮的是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