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路軍建立時，編制內只有6個正規旅，首任旅長自然都是軍內響當當的人物。358旅和359旅隸屬于120師，該師主要源自紅軍時期的二方面軍，也就是賀老總領導的隊伍。

一般來說，紅軍改編八路軍，出于山頭因素，各部基本上還是沿用之前的領導機構和高級干部。比如115師的師長、副師長和旅長們，都是來自老中央紅軍及紅25軍。但120師非常獨特：358旅名義上的首任旅長盧冬生因故沒到崗，改由中央紅軍的張宗遜就職；而359旅剛一建立，組織上便安排老中央紅軍干部陳伯鈞當旅長。

換句話說，120師兩個旅最早的軍事主官，實際上都來自老中央紅軍。盧冬生在那段時間被批評有“軍閥習氣”，送進抗大學習了，后來又去蘇聯進修，他是一天旅長都沒當成；而359旅旅長陳伯鈞，情況更特別：他上任后不久，還沒怎么打仗便被送進黨校學習，旅長換人。兩人似乎殊途同歸。這究竟是怎么了？

真要沒什么事的話，前線統兵將領肯定不會被送去黨校。陳伯鈞當359旅旅長時間不長，卻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教員最終決定換掉這位嫡系愛將。

陳伯鈞的早期履歷十分輝煌。他參加過教員領導的秋收起義，當時的職務是排長，紅四軍在井岡山建立后，陳伯鈞升任連長。陳伯鈞是教員非常信賴的干將，在中央紅軍里職務最高時，當過紅十五軍軍長，職級相當厲害了。

由于1932年教員受到過錯誤路線沖擊，一度失去指揮權，他帶出的將領也受較大影響。但陳伯鈞認定教員的正確思想，立場非常堅定，寧可被撤職也要擁護首長，這徹底確立了他在教員心中的位置。陳伯鈞在長征后期擔任過紅六軍團長，也正因為這段經歷，使他帶有一些二方面軍的“成分”，抗戰初期才被任命為首任359旅旅長。

其實相比起副旅長王震，陳伯鈞對該部的控制力不太強。王震作為老牌的紅六軍團政委，跟蕭克是多年搭檔。陳伯鈞在長征兩個方面軍混編時，屬于左路軍干部，后來被裹挾著跟四方面軍大部隊一起南下。期間個性強硬的陳伯鈞，跟張某人對著干，遭到撤職打壓。1936年紅二、紅四方面軍會師，他才被調到了二方面軍的紅六軍團任職，在這支隊伍里的根基很淺。

所以對他來說，359旅沒那么好帶。偏偏抗戰爆發之后，陳伯鈞又出了幾次狀況，引起中央首長的不滿。有一次到延安開會時，陳伯鈞不知怎么想的，竟然把印有“國民革命軍少將旅長”的名片，遞給了大首長。這是很犯忌諱的，當年廣大紅軍官兵，改編八路軍時普遍有抵觸情緒。我們為了照顧抗日大局才加入國軍建制，陳伯鈞卻大大咧咧，似乎對自己的國軍職銜很滿意，還給教員遞去名片，當時就引起首長的不悅。

這件事當時在總部人盡皆知。而在1937年10月，陳伯鈞的急脾氣犯了，又干出一件真正影響惡劣的事情。北方天氣轉冷，陳伯鈞安排旅部后勤部門籌措軍服，并讓一名會計到八路軍總部領軍費。會計見院子里正好有輛汽車，為確保款項安全，便提出搭總部的順風車過去，結果車上的司機說什么都不肯。

一番爭吵后，惹出了旅長陳伯鈞，他問明白緣由后，上去直接給了駕駛員一記耳光，說對方“缺乏革命同志互幫互助的精神”。其實司機拒載見仁見智，畢竟這是軍委直屬摩托學校的車，司機本人也不隸屬于359旅，有自己的工作任務，只不過把車停在旅部的院子里而已。

這一巴掌，代價太大了。要知道358旅首任旅長盧冬生之所以不能到崗，跟總部嚴抓“官僚主義”直接相關。陳伯鈞這下倒好，直接送上門來了。很快他就接到通知，被叫到總部接受批評。教員決定給陳伯鈞改掉缺點，也是為了扭轉120師里的一些風氣，便讓陳伯鈞回抗大接受思想教育，副旅長王震代理他的職務。第二年年初，王震同志正式繼任359旅旅長。

教員一向任人唯賢。他再器重的將領，也不允許搞特殊，有缺點必須改掉，這點很令人感慨。陳伯鈞能打仗，但也是位個性將軍，很多時候率性而為，這次終于吃了虧。此后他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心態逐漸變得平和沉穩，在1943年復出擔任358旅副旅長，輔佐張宗遜。雖然比抗戰初期降了半級，但對于一名志在戰場的將領而言，已經是萬幸了。

解放戰爭中，陳伯鈞長期在四野體系工作，雖然帶兵戰績跟鄧華、韓先楚、李天佑等人相比，似乎不那么耀眼，但也出任過12兵團的副司令員、45軍軍長等要職，軍事生涯明顯回暖了。建國后，陳伯鈞獲得了上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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