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四川成都27歲女子王某雅在家門口被殺一案在社會上引起很大轟動，兇手梁某某與她住同一小區，故意在其家門口敲門、吐痰、尋釁滋擾，并當著保安的面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刀具砍、刺受害人10刀致其死亡，性質極其惡劣。但起訴書顯示兇手梁某某患有精神分裂癥，對其2024年6月9日的違法行為評定為部分刑事責任能力，所以從法律上來說判死刑立即執行的可能性并不大。我從一個視頻上看到了受害人母親撕心裂肺的哭訴，不由自主流下了同情的眼淚。

受害人母親哭訴著說：“我希望我們國家立法，從我的女兒那個事情上立法，就是精神病殺了人，跟正常殺人一樣的要判死刑，必須刑事責任。不然的話那些精神病的監護人他們不會引起重視……，還會去殘害下一個無辜者”，其實王某雅并不是第一個被精神病患者殺害的人，之前就有媒體報道過上海某大學生被精神病鄰居殺害、湖南某地精神分裂癥患者持刀傷及多人。每次悲劇發生后，輿論場都會掀起關于精神病與刑事責任的熱議，我以前也曾寫過文章進行評論，從情感上來說，我是支持受害人家屬的觀點的，精神病人也要“殺人償命”，不能因為他是精神病就無法無天，這不符合天道。但情感歸情感，并不能代替法律的判決。筆者為此采訪了北京大悅律師事務所副主任李志勇律師，請他談談他的觀點。

李志勇律師稱：我國現行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這條法律規定會給受害人造成兩個層面的“不公：一是實質不公，無辜生命逝去而加害者免于刑罰，難道受害人就白死了嗎？這是一道靈魂拷問題；第二是可能性的程序不公，在精神病鑒定過程中，會不會有“貓膩”給兇手脫罪，這也是公眾會產生疑慮的地方。當精神疾病成為暴力犯罪的“免死金牌”，當醫學診斷與法律正義形成難以調和的沖突，我們不得不思考：血的代價是否應該促使刑法做出改變？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認定標準是否需要重新審視？這不是簡單的報復與寬恕的選擇題，而是關乎社會安全、司法公正與人權保障的復雜平衡。

王某雅在家門口被害案并不是個案，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大約1.73億人有精神疾病，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而據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的數據，截至2023年12月我國登記在冊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高達698.8萬例，其中精神分裂癥患者約479.9萬例。這幾百萬嚴重精神病患者都是潛在的社會殺手啊，你知道哪一會兒招惹到他們，天降災禍。而精神病患者在犯病期間行兇，其行為是不能自主的，所以法律規定“不負刑事責任”。從貝卡里亞到費爾巴哈，古典刑法學家們早已論證過，“懲罰一個無法理解自己行為性質的人，既不具威懾效果，也有違刑罰的正當性基礎”，我國刑法的制定接受了西方這一法律觀念，也算是法律上“與國際接軌”。

“但這樣的法律規定顯然也是有弊端的”，據李志勇律師介紹：我國對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患者的強制醫療制度存在執行不力的問題，導致一些患者出院后再次危害社會，加深了公眾對現行制度的不信任。相比而言，德國建立了完善的保安處分制度，對無責任能力但有社會危險性的精神病患者實施長期監護；日本則設有“醫療觀察法”體系，將精神病犯罪者納入系統治療與風險評估。這些國家的共同點是將公共安全納入考量，通過制度設計平衡人權保障與社會防衛的需求。“要求精神病患者也殺人償命，或者因為王某雅案件推動修改刑法，可能性并不大”。

李志勇律師稱，“對受害人的同情是一回事，在情感上對那位母親的哭訴我也感同身受，但法律的回應不會是簡單的殺人償命同態復仇，而應當是一套既尊重科學又回應正義的精細制度設計”。李志勇律師舉例說明：如通過王某雅案件的教訓進一步完善精神病司法鑒定體系，建立全國統一的鑒定標準與資質認證，提高鑒定透明度和公信力；如強化強制醫療制度的執行力度，確保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療與監管，杜絕“放了又犯”的惡性循環；最后重要的一點是，能不能建立一套“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為受害者家屬提供物質與心理支持，緩解“實質不公”帶來的痛苦。

我是個作家，沒有李律師這樣的法律專家那么理智。如果法律規定“精神病人也要殺人償命”，我是舉雙手贊成的。如果法律堅持原有的原則，我認為推動“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或許是對逝者的一種告慰，也是對生者的一個補償，如何實現"情、理、法統一"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命題，需要各方面專家共同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