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藏海傳》中堪輿術的起源，deepseek會告訴你，早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就已經會為房子選址了。

這當然不是AI大忽悠，畢竟原始人類尋找洞穴居住，也是一門重要的學問。如果說蘇秦、張儀為首的縱橫家都是史上有名的“大忽悠”，那么漢代的王充、鄭玄，唐朝的袁天罡、李淳風，都是史上有名的“大噴子”。

一、堪輿術的來歷

堪輿是什么？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中單字解釋為：“堪，地突也”；“輿，車輿也”。

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日者列傳》中，就出現過堪輿家。“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兇……”

堪輿家在正史中最重要的第一次亮相，居然是同行之間打嘴炮。

稚奴的兩位師父，一個是星斗大師，一個是高明師父，剛好對應這兩大門學問。

這不是什么巧合，而是編劇有意賣弄。

從歷史上來看，堪輿家和縱橫家都是戰國時代的產物。

堪輿一詞，最早出現在漢代《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雄。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為奇辰”。

也就是說，堪輿術從一開始，就跟“風水”“營造”“木匠”這些建筑學元素高度關聯。

這些先秦時代的思想，總結了城市選址及營建的經驗、制度以及規劃，自然為后來出現“堪輿術”提供了理論基礎。

春秋戰國之際，已經出現了齊國的臨淄、趙國的邯鄲、秦國的咸陽，這些商業大城市，自然會有《墨子》、《管子》、《考工記》，之類關于城市建設的著作。

堪輿最初的意思，就是勘度北斗星的運行。《藏海傳》第七集中，太后的棺槨上出現了北斗七星的圖案。

因為北斗在古代被認為是天帝的車輿。《史記·天官書》稱：“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稱節度，定諸紀，皆毅系于斗”。

西漢鄭玄注《周禮》稱古代堪輿以歲星（木星）運行十二次的星土分野來辨方位吉兇。

“堪輿歷”就是以“堪輿北斗”為準的歷法。古人認為，根據天上的星辰變化，可以指導日常生活中的進行方式。只有這樣，他們的思想、行為才能嵌入大自然的運行軌道，使天道、人道相合。

二、陰陽師與風水師

漢朝時期，“堪輿家”的死對頭就是“五行家”。五行家最擅長的就是以五行相克之物，化解不利的“厭勝法”。

“厭勝”在漢漢武帝時期，一手早就了赫赫有名的“巫蠱之禍”。這種手法最常見的模式，就是以土、木塑形，讓巫祝祭鬼神祛除災禍的“解除法”，以及攘解符箓文字的“符鎮”之法。

在《臧海傳》第六集中，高明師父化妝的瞎子算命師，偷換簽筒的招數就是“厭勝派”的絕學。

這兩支流派，就是后來我們俗稱的“陰陽師”和“風水師”。

陰陽師就是后來的“命里師”，也被稱之為“算命先生”。

堪輿師就是后來的“風水師”，也被稱之為“地理先生”。

兩支本土教派之間經常互掐，內斗，直到魏晉時期遭到了重創。

魏晉時期出現了“風水生氣論”，對堪輿術的地位發起了挑戰。傳入中土的佛教，更是對堪輿術發出了致命一擊。

堪輿風水事關皇家命運，皇帝當然不能等閑視之。

算命先生和風水先生，也都是“嘴強王者”，吵起架來，互相問候起對方全族女性，三天三夜斗不帶重樣的。

兩家孰優孰劣，如何進行評判？

來，上科技。

就像你去按摩房，熟練的技師剛一搭手，你就能知道她的深淺。

同理，羅盤在風水學中應用，也是檢驗一個堪輿師的標準。

隋蕭吉、唐李淳風、袁天綱在注《管氏地理指蒙》中曾多次提及指南針。

僧一行在實測子午線時，對磁偏角作了記述，晚唐楊筠松的《青囊奧旨》曾提到“羅經十二位”，據傳，他還創制了羅盤中的縫針。

羅盤的應用和磁偏角的發現，是中國科技史上一大貢獻，對風水術而言，它對堪輿理論的簡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唐朝初年，儒道佛各派思想紛雜，訛偽虛濫之詞真假莫辨，為統一風水界的認識。

于是乎，唐太宗領導了一場正本清源的文化運動，令顏師古考據《五經》，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唐僧玄奘、義凈先后從陸路、海路西行求取佛國真經，高士廉考辨天下譜牌，所有的和尚道士都要考資格證。

其中，呂才勘定“陰陽書”，《舊唐書·呂才傳》記載：“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余人共加刊正……。

羅盤的應用和磁偏角的發現，是中國科技史上一大貢獻。對風水術而言，它對堪輿理論的簡單化，標準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正統技師，啊呸。

在正經堪輿師的指導下，呂才對傳世的各類風水術書，進行了加工整理，其中120家膚淺俗陋、穿鑿附會、無稽之談的全部刪掉。其中新派著作53篇，加上舊書47篇，湊了個100的整數，成了官方認可的一百篇堪輿術經典。

“攝可用者，為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舊唐書·呂才傳》。

三、體制內的堪輿家

雖然《藏海傳》是架空歷史劇，但臧海身處的年代，無疑是明朝。無論是沙寶亮穿的明朝官服樣式，亦或是平津侯的那把“長風劍”形制，都是明朝的元素。

在《藏海傳》第二集中，師父把小臟孩關進了榫卯亭中。

師父一句臺詞就漏了底：把前朝何夢桂的《贈尹巽齋易數》背給我聽。

何夢桂正是宋末元初的堪輿大師，浙江淳安人。這首詩，寫給好友尹巽齋的，收集于他的作品《潛齋集》中。

《臧海傳》出現了許多刪改的地方，但是臧海作為“堪輿師”一上來就能在“欽天監”謀職，在歷史上確有其事。

堪輿家、風水師的起點很高，從一開始就是天選“體制內”人員。

在唐以前，高深的術數都掌握在累世術家手中，世代相傳，世襲官爵，成為望族。

累世術家與各類術書歷來都控制在皇家手里，例如郭璞曾為東晉著作佐郎，蕭吉為隋代太府少卿，唐李淳風為太史令，僧一行為司天監，楊筠松為靈臺地理事等。

隋唐科舉制度下的“使賢任能”、“學而優則在”的賢人政治思想，不僅刺激了儒學普及，也促進了風水術家的發展。隋唐涌現出許多風水大師，大多是出身望族，學貫古今，或佛或道或儒的飽學之士，如隋代的蕭吉、唐代的袁天綱、李淳風、僧一行、司馬頭陀、浮屠泓等。

風水隊伍的壯大，必然帶來理論的繁榮。

即便是民間偶爾出現堪輿大師，朝廷也不會輕易放過。《堪輿名流列傳》記載：

唐玄宗時，民間有位丘延翰曾因“”為縣人卜葬地，理氣交見。”

太史奏曰：河東聞喜有天子氣，朝廷忌之，使斷所扦山，詔捕之”。

丘延翰被捕后，歸附了朝廷才詔免其罪，拜業大夫官。

丘延翰畢竟在民間多年，為了避免他的堪輿術流傳，朝廷還專門派人偽造他的學說以迷惑百姓。

“唐時，邱公不象天機，妄托大地，于是詔一行著《銅函》、《滅蠻》等經，變亂穿山、透地，增入八干四維，隱其實旨，以愚中外”。

由此可見，晚唐之前民間流傳的多是一些下三流的民俗方術。所謂此行的也多為以此謀生的野俗之人，并不真正懂得風水的實旨和奧理。

正宗的風水術流出皇室，應該是黃巢“滿城盡帶黃金甲”之后的事情。

據《四庫全書》記載：（楊筠松）廣明中，遏黃巢犯闕，竊禁中玉函秘術以逃，后往來于虔州”。

黃巢之亂時期，楊筠松竊秘府之書，避地江南。此后，楊筠松在江西收授門徒，創立了特色鮮明的贛派風水。

他的門徒曾文過、范越鳳、厲伯紹、劉淼及丘延翰等皆以專精風水地理之術而行于江湖，成為一代大師，并因之而獲得進升為官的機會。

風水術這才成為庶民子弟謀生、行善、取仕的手段，客觀上促進了風水的專業化傾向。

宋代是各類方術的集大成時代，甚至兼容多家所長，發展出了適合佛、道、儒三敎都可以用的器物--石頭。

宋人施清臣的《繼古叢編》中記載，宋代的南方街鎮丁字路口，已經安置了石敢當，用來鎮壓化解沖煞。

宋徽宗在開封大內東北角建“艮岳”，用來求子嗣就是其中典型。

到了明清時期，堪輿術又出現了“形勢”“理氣”兩大分支。

圍繞各自的流派，又產生了《陽宅撮要》、《八宅明鏡》、《陽宅三要》、《陽宅十書》等一系列陽宅術書，使陽宅理論迅速發展和流傳開來。

同時，科技的進步也為風水注入了新的知識點，也將風水的神秘色彩大大降低，從而促進了皇家對風水術書的開禁。

元代郭守敬時期，全國曾大規模的天文地理大測量活動。

明代徐光啟與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合作，引入了西方地圖說和五大洲的新天下觀，翻譯了《幾何原本》，利用量天尺、日月蝕來測繪各地經緯度，為風水觀念的更新注入了新的知識點。

風水理論在明清出現了更加專業化的傾向，分類更加明細，一些新的科技知識被吸納其中，不斷充實和完善風水理論。明代蔣平階就撰寫了專論“水”的專著《水龍經》，技術手段上也日益成熟。

《徐霞客游記》在《江源考》中，推翻了自古流傳的長江源頭“岷山導江”之說，證明了金沙江為長江正源，他對江河源流的考察，地形地貌、礦產、物產、水文、氣候論述以及對動植物的比較鑒別，對風水地理中的一些傳統觀念進行了更新和辨正。

清代已經開始廣泛利用“堪輿術”，尋找地下的礦脈。清代道光年間吳其睿，在《滇南礦廠圖略》曰：“山有蔥，下有銀；山有磁石，下有銅或金”，踩廠之人必相地勢，與堪輿家卜地相同，要求勢壯氣雄，重關緊鎖，以聚財寶，以及金為水母，貴陰忌陽等等。
風水學說是一個十分龐雜、晦澀、魚龍混雜的理論體系，其中既有深遂而玄妙的哲理，也有現代人看來極為可笑的巫術手段；有大儒高士的精辟見解，也有庸碌俗師的應時之語；有極富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有關于精神方面近乎巫術的內容。

從現代科學看來，風水關于死者對生者的蔭應之說，是它理論上永遠無法證實的致命傷，也是它產生迷信思想的根源，而它的吉兇修辭表達方法，更讓其蒙上了濃重的迷信色彩。

現代人想研究風水，首先要破除迷信，一方面是對風水學說本身的迷信，打破港、澳、臺地區風水界就風水論風水的理論自閉；另一方面，要破除對人為設置的研究禁區的迷信，打破以合乎理性為唯一正確標準的研究方法，使風水研究可以突破實證部分的局限而深入其神秘效應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