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巔峰之作，兩百多年來吸引了無數(shù)讀者和學者的關注與研究，形成了龐大而多元的紅學體系。劉心武的“揭秘紅樓夢”獨樹一幟，憑借其在百家講壇的系列講座及相關著作，在大眾層面引發(fā)了對《紅樓夢》新一輪的討論熱潮。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

然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審視，這部作品中的諸多觀點偏離了嚴謹?shù)膶W術軌道，以“紅學研究”“原型研究”“原筆原意”為支撐構建的解讀體系，看似新穎深刻，實則根基不穩(wěn)。

二十年前劉心武提出的系列論述，2005年前后紅學界有過諸多批評意見，但他的戲說并不見沉寂，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跡象，時不時有人以奇談怪論聲稱打破紅學傳統(tǒng)。因此仍有必要進一步揭露其“揭秘”的荒謬。

本文將通過對書中具體內容的詳細剖析，揭示這些觀點的不合理和不符合學術規(guī)范之處，為紅學研究的健康發(fā)展提供思考。

“紅學研究”：缺乏規(guī)范的臆測

“紅學研究”是劉心武三面紅旗中的“總路線”旗幟。面對紅學界的批評，他回應稱，紅學是共享空間。

在《畫梁春盡落香塵》一書的序言里，劉心武說：“‘紅學’研究是公共共享的文化空間，無論是機構還是個人，誰能壟斷這個話語空間呢？推動‘紅學’發(fā)展的方式之一，就是進一步加強這個話語空間的共享性。”[1]

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說在前頭”中洋洋自得稱自己對秦可卿的“研究”為“秦學研究”，并進一步聲稱自己的學術性：“紅學研究應該是一個公眾共享的學術空間……要有平等討論的態(tài)度、容納分歧爭議的學術襟懷……不斷提升調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學術水平。”[2]

對此，也有不少人表示贊同，如沈灃認為：“劉心武開辟了研究《紅樓夢》的全新渠道，打破了‘紅學’為某些專業(yè)人士獨享的傳統(tǒng)觀念。”[3]

確實，誰都可以進行紅學研究，他人無權阻止。問題是如何理解“公眾共享”，趙建忠作了個很形象的比喻：“馬路是‘公共共享’的，你可以走，我也可以走，但如果誰違反了交通規(guī)則，那就會有警察出來干涉。”[4]

《紅學流派批評史論》

交通有交通規(guī)則，紅學學術研究也應該遵守一定的規(guī)范。這就牽涉到學術和范疇和紅學的邊界問題，筆者對此曾給予論述，許多有關《紅樓夢》的演繹和戲說并不都屬于紅學的范疇，更談不上學術。[5]

胡文彬先生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提問時，針對劉心武的“紅學是公眾共享的學術空間”一說有過精辟的回應：

我并不是反對大家關注《紅樓夢》，如果中國人民都熱情地來讀《紅樓夢》，這是一個民族文化發(fā)展很好的事情。但這并不是意味著號召大家來做紅學家，因為學術永遠是少數(shù)人的事業(yè)。……

學術研究就一定要接受學術的檢驗，提出一個學術觀點必須拿出相關的證據(jù)來證明這個觀點的成立，而不是憑想像瞎猜。劉心武所提出的那些東西，哪一個能拿出證據(jù)，哪一個能夠有理有據(jù)地來說服大家？《紅樓夢》不是謎語大全，不是憑借猜謎就可以做出研究的。

他說“紅學是一個公共的學術空間”，這就是誤導，學術的東西是這樣猜謎的嗎？如果十二億人都這么猜謎，那一個謎面就該解答出十二億個謎底，這可能嗎？像《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這樣的書很多啊，比如有《職場紅樓夢》等等，作者不說自己是在做學術，只說自己是戲說，那就無可厚非。[6]

《胡文彬談紅樓》

既然劉心武以“紅學研究”和“學術”為名，就應該是學術研究，理應符合學術規(guī)范。周先慎認為：“學術規(guī)范的起碼要求，是立論要有根據(jù)，認證要合乎邏輯，不能愛怎么想就怎么想，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我們通常把研究人文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的學問稱作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既然是科學就要體現(xiàn)科學精神，而科學精神的要義就是求實。”

張慶善認為：“在我看來劉心武先生的所謂‘秦學’根本不是什么學術研究，而是新索隱，是在搞分作，是編故事，只是這些故事編的不如他以前的小說故事編的好，可以說是矛盾百出。”[7]

孫偉科認為：“一種以‘秦學’命名的紅學研究，正在危害著讀者對于《紅樓夢》這一古典名著的文學閱讀，將《紅樓夢》‘宮廷秘史’化，正是魯迅當年所批評的‘流言家’式的研究。”[8]

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中，劉心武對諸多情節(jié)和人物的解讀缺乏基本的學術規(guī)范，更多依賴于個人的主觀臆想。

以秦可卿的身世揭秘為例，他從秦可卿臥室的陳設入手，認為“案上設著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著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盤內盛著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著壽陽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聯(lián)珠帳……說著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這段描寫暗示秦可卿身份高貴，甚至大膽推測她是廢太子的女兒 。

但在傳統(tǒng)明清小說的創(chuàng)作語境中，這種對閨房陳設的夸張、華麗描寫是常見手法，旨在營造氛圍，并非是對人物真實身份的暗示，不能作為確鑿的學術證據(jù)。

此外，在解讀過程中，劉心武常常忽略文本的整體邏輯和內在一致性。他對某些細節(jié)過度解讀，卻未能將這些解讀與小說的整體主題、人物關系以及情節(jié)發(fā)展有機融合。

例如，在分析金陵十二釵的判詞時，他脫離判詞與人物命運、家族興衰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孤立地對個別字詞進行解讀，得出一些與原著主旨相悖的結論，使得他的“學術研究”更像是一場脫離文本實際的個人遐想，缺乏學術研究應有的嚴謹性和科學性。

由此可見，劉心武所謂的“紅學研究”“學術”都是掛羊頭賣狗肉，欺世盜名而已。

《揭秘與猜謎：劉心武秦學透視》

“原型研究”：牽強附會的索隱

劉心武的“紅學研究”主要分為兩支：一是索隱，二是探佚。他將索隱冠以“原型研究”的美名，這無疑是劉心武所打出的第二面旗幟。

將索隱方法看作是牽強附會的猜謎行為，這在紅學界早已成為共識。索隱的本質，是把《紅樓夢》里的人物、事件與歷史上的人物、事件相對應，竭力找尋其中的關合之處。

劉心武在揭秘《紅樓夢》時，以康雍乾三朝激烈且嚴酷的權力斗爭為背景，把皇帝及其擁護者稱作“日派”，把廢太子胤礽、他的兒子弘皙及其追隨者稱作“月派”，認為兩派為了爭奪皇位展開了殊死搏斗。

劉心武將對秦可卿的索隱當作關鍵突破口，堅信秦可卿的生活原型，便是康熙朝兩立兩廢的太子胤礽之女。這種所謂的“研究”手段，明顯就是索隱派的翻版，也可稱之為“新索隱”。對此，已有多位學者明確指出，此處便不再贅述引用。

劉心武索隱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對《紅樓夢》第十回張友士為秦可卿開的“益氣養(yǎng)榮補脾和肝湯”處方的解讀，藥名是人參、白術、云苓、熟地、歸身、白芍、川芎、黃芪、香附米、醋柴胡、懷山藥、真阿膠、蛤粉、延胡索、炙甘草、引用建蓮子、紅棗。

劉心武把前五個藥名作如下解讀：

依拙見，藥方子的頭十個大字，實際上是一道讓秦可卿自盡的命令，那十個字可分兩句讀：“人參白術云：苓熟地歸身。”也就是告訴秦可卿為家族本身及賈府利益計，令她就在從小所熟悉的地方——具體來說就是“天香樓”中“歸身”即自盡。[9]

《劉心武紅學之疑》

除諧音外，還把“云苓”二字拆開，將處方解讀為密電碼，認定張友士“是負有傳遞信息使命的間諜”，這樣的索隱實在讓人噴飯。

劉心武致力于為《紅樓夢》中的人物和情節(jié)尋找原型，然而其建立的原型對應關系大多牽強附會，缺乏可靠依據(jù)。

他認為賈家的原型是江寧織造曹家，秦可卿的原型是廢太子胤礽之女，賈母的原型是蘇州織造李煦的妹妹，史湘云的原型是曹雪芹的一個李姓表妹脂硯齋，李紈的原型是馬氏，賈政的生活原型是一個過繼兒子。這種對應看似在歷史與文學之間建立了聯(lián)系，但仔細推敲便會發(fā)現(xiàn)漏洞百出。

以秦可卿的原型為例，劉心武列舉的依據(jù)是：書中秦可卿出身寒微，不可能嫁到賈府成為賈家長門長孫媳婦，其出身可疑；她奢華臥室陳設的暗示、她前身警幻仙子之妹妹的高貴說明其真實身份高于賈府；第七回送宮花給了秦可卿，回前詩中有“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誰是惜花人？相逢若問名何氏，家住江南姓本秦”說明惜花人姓秦，血緣來自宮中；秦可卿死后用的棺木，來自義忠親王老千歲，千歲在這里就是指太子，等等。

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雖然可能受到作者生活經歷或歷史事件的影響，但其中融入了大量的藝術加工和虛構元素，不能僅憑片面的疑點和個人對詞句的偏見就強行給小說安上個原型。

《紅樓夢索隱》

如果說蔡元培、王夢阮等人的舊索隱還有點影子，他們索隱的是歷史上真實有過的人物，劉心武的索隱卻絲毫沒有歷史文獻的支撐，廢太子胤礽真有過一個隱匿在下官之家嗎？

而且，曹雪芹在《紅樓夢》開篇就明確表明“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強調了作品的虛構性，劉心武的原型探尋顯然忽視了這一重要創(chuàng)作意圖。

書中許多脂批說“有是事”“有是語”“真有是事”“真有是語”等，一部分指出作者描寫“活像活現(xiàn)”，生動逼真之意，但也確有一部分是指認來源于生活實事實語。

因此就有許多紅學研究者，包括劉心武，認定《紅樓夢》中許多人物、地物、事件都是有原型的，進而去探究他們的原型。

比如，書中的主人公賈寶玉的原型，有人認為是曹雪芹，有人認為是曹頫，還有人認為是脂硯齋，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其實，脂硯齋一早就告訴我們：

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fā)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不曾于世上親見這樣的人，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奇?zhèn)髦幸辔匆娺@樣的文字。于顰兒處更為甚。其囫圇不解之中實可解，可解之中又說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至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己卯本第十九回夾批）

己卯本《紅樓夢》第一回

這段脂批明確告訴我們，賈寶玉只是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并不存在于現(xiàn)實生活中，這就徹底否定了猜測原型。

那么，書中人物是不是有原型呢？有一個疑似原型，還是脂批告訴我們的。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齡官執(zhí)意要演《相約》《相罵》二出戲一段有雙行夾批：

按近之俗語云："寧養(yǎng)千軍，不養(yǎng)一戲。"蓋甚言優(yōu)伶之不可養(yǎng)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業(yè)稍出眾，此一人則拿腔作勢、轄眾恃能種種可惡，使主人逐之不舍責之不可，雖欲不憐而實不能不憐，雖欲不愛而實不能不愛。余歷梨園弟子廣矣，個個皆然，亦曾與慣養(yǎng)梨園諸世家兄弟談議及此，眾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

今閱《石頭記》至"原非本角之戲，執(zhí)意不作"二語，便見其恃能壓眾、喬酸嬌妒，淋漓滿紙矣。復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將和盤托出，與余三十年前目睹身親之人現(xiàn)形于紙上。使言《石頭記》之為書，情之至極、言之至恰，然非領略過乃事、迷蹈過乃情，即觀此，茫然嚼蠟，亦不知其神妙也。

脂批說得很清楚，他看了這段故事，即悟到三十年前目睹親身的人就似齡官一般，她或許是齡官原型，或許是影子。

《紅樓夢》庚辰本第一回

并且指出，要不是親身領略過，迷蹈過，就茫然無知，味同嚼蠟，體會不到其中的神妙。即使有原型，也只是用來體顯小說藝術性的，引人入勝，其妙無窮。

許多紅學研究者列舉小說的實例，說明小說《紅巖》《林海雪原》都有人物原型，這似乎是文學常識。可是，我們卻應該留意到，這些小說的原型是如何確定的，是后人猜測出來的嗎？都不是！是作者或者熟悉作者創(chuàng)作內情的親友透露的。

以錢鐘書的《圍城》為例，自《圍城》面世后，許多人猜測主人公方鴻漸就是作者錢鐘書。對此，楊絳曾撰文《記錢鐘書與<圍城>》披露此書的創(chuàng)作過程、故事背景及人物塑造來源，駁斥方鴻漸即作者一說，原型的猜測很滑稽。

她告訴我們，書中人物有的是幾個真人拼湊起來的“復合體”，“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是子虛烏有；某些情節(jié)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方鴻漸取材于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10]

方鴻漸就是錢鐘書與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的猜測非常類似，小說的構思是非常復雜的過程，即使主人公某些故事情節(jié)確有作者的經歷在內，但也可能僅僅是很少一部分。比如，我們知道，賈寶玉最終是懸崖撒手出家為僧，但我們卻沒有曹雪芹出家的任何史料佐證。《圍城》的人物原型尚難以猜測，更別說二三百年前的《紅樓夢》。

《圍城》

因此筆者曾指出，關于原型，只有作者或其親友知道創(chuàng)作內情的人告訴我們的才是真的，讀者既猜不到，猜了也無法證實，猜測原型是沒有意義的。[11]劉心武的所謂“原型研究”只是牽強附會、戲說紅樓的遮羞布。

“原筆原意”：主觀感性的探佚

劉心武將其個人對《紅樓夢》八十回后的探佚，美名其曰復原“曹雪芹的原筆原意”，他將探佚成果名為“紅樓夢八十回后真故事”，這是他的第三面紅旗。

他認為，“后40回基本上違背了曹雪芹的原筆原意”，并聲稱：“我是不自由發(fā)揮，戴著鐐銬跳舞，這鐐銬是我自己套上的。我是要把曹雪芹的原筆原意復原出來。”這種對作者意圖的武斷揣測，構成了方法論上的嚴重僭越。

然而，文學闡釋理論早已證明，所謂“作者原意”難以確證。如接受美學代表人物伊瑟爾提出的“空白”理論，空白產生于文本的不確定性。

閱讀是一個積極的、建設性的過程，文本存在“空白”，讀者需要填充這些空白來構建意義。這意味著讀者在解讀作品時并非只是被動地還原作者意圖，而是會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和體驗對作品進行再創(chuàng)造，不同的讀者解讀可能存在差異，難以完全與作者意圖一致。[12]

作品產生后就與作者分離，使文本成為“開放的作品”，產生新的含義，不再能簡單地用作者意圖來歸納。比如現(xiàn)代人們可以將《紅樓夢》視為揭示了封建社會必將走向衰亡，但我們不能說這就是作者意圖。劉心武將個人解讀標榜為“原筆原意”，實則是將主觀臆斷權威化。

《評劉心武〈紅樓夢八十回后真故事〉》

當前，學界普遍認為，《紅樓夢》八十回之后乃高鶚或無名氏的續(xù)作，“紅樓夢未完”遂成張愛玲所言之“三大恨事”之一，亦是廣大紅迷心中難以釋懷的遺憾。

從脂硯齋等曹雪芹親友的透露可知，《紅樓夢》應已完成初稿，或者至少有八十回后的完整構思。脂硯齋等作為與曹雪芹關系親近之人，在批語中留下諸多關鍵線索，提及八十回后佚稿的內容。

如黛玉死后瀟湘館的情況是“落葉蕭蕭，寒煙漠漠”，與前八十回的描寫“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前后對仗，還透露有蔣玉菡襲人供奉寶玉寶釵、 甄寶玉送玉、末回有警幻情榜、“獄神廟”紅玉、茜雪一大回文字等內容。

從這些批語能一窺八十回后的部分情節(jié)風貌。既然存在八十回后的內容，且如今我們看到的通行本后四十回與曹雪芹原著存在差異，那么探佚自然有必要。

在《紅學的感性與理性：兼評悟證》一文中，筆者指出，探佚的依據(jù)大致可歸結為兩類。

其一為實證性材料，諸如含義明晰的第五回判詞、《紅樓夢曲》中對人物結局的預告，以及脂評所揭示的佚稿回目、斷片與殘跡等。

其二則是感悟性材料，涵蓋對《紅樓夢》里讖語、伏線、隱寓、暗示的個人理解，關于如何展現(xiàn)人物結局悲劇效果的個人感悟，還有以作者生平家史的生活素材及時代背景作為參照所展開的個人想象。

基于此，筆者將依據(jù)實證性材料展開分析總結的探佚方式，稱之為“理性探佚”；而把以感悟性材料為基石的探佚，稱作“感性探佚”。毋庸置疑，劉心武所謂的“探佚”，全然是基于個人想象的感性探佚。

基于前八十回的故事脈絡，任何人皆可基于自己的感性探佚續(xù)寫心中的八十回后故事。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劉心武竟宣稱自己所寫的是“學術小說”，是“真故事”，尤其堅稱其“探佚心得”恢復了曹雪芹的“原筆原意”。

《誤解紅樓：劉心武之秦學》

劉心武的探佚大多建立在主觀臆測的基礎之上。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里，他將林黛玉的結局設定為沉湖仙遁、回歸天界。

他聲稱這一結局的設定，是綜合參考了周汝昌前輩的觀點，同時深入研究前八十回的伏筆以及脂硯齋批語后得出的結論。

然而，盡管脂硯齋批語具備一定的參考意義，但其本身卻存在著模糊性與不確定性，因而不可將其視作還原原著結局的可靠依據(jù)。倘若說認定林黛玉死于沉湖還有所謂依據(jù)的話，那么相較之下，認為其病死似乎更能找到支撐的理由，也顯得更為合理，畢竟原著中有“淚盡而亡”這一說法。

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雖有諸多伏筆暗示人物命運和家族結局，但這些伏筆的解讀具有開放性，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理解。劉心武將自己的理解絕對化，認為自己所構建的結局就是曹雪芹的“原筆原意”，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例如，對于“玉帶林中掛，金簪雪里埋”這一判詞，他對林黛玉和薛寶釵命運的解讀只是眾多可能解讀中的一種，不能代表曹雪芹的本意。他在續(xù)作中對眾多人物命運的安排，更多是按照自己的主觀意愿進行的重構，而非真正還原曹雪芹的創(chuàng)作意圖。

劉心武除了用“原筆原意”“真故事”代表其探佚成果外，還把自己對《紅樓夢》人物和情節(jié)的個人理解視為作者原意，是文本隱藏的真意，如林黛玉財產之謎、賈府婚配之謎、薛寶釵選秀之謎等等。這里僅舉其一個令人噴飯的例子。

《紅樓夢》第三十二回寶玉向黛玉訴肺腑，作出愛的表白“睡里夢里也忘不了你”，正巧被襲人聽到，嚇得魄散魂消，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后來向王夫人進言。劉心武認為：

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紅樓夢》

襲人通過賈寶玉的這樣一番話就驚訝地發(fā)現(xiàn)，寶玉跟她初試云雨情的時候，以及后來一段時間里，跟她做愛的時候想的都是她，但是林黛玉來了以后，漸漸地，雖然還跟她做愛，但心里想的，卻并不是她了，現(xiàn)在賈寶玉干脆把她當成林黛玉，把話說破，所謂睡里夢里都想著林黛玉，就等于說他現(xiàn)在和襲人做愛的時候，他的性幻想對象完全是林黛玉，是把襲人當成了一個替身！

他進一步認為，這是襲人無法接受的，“男子與其做愛，自己被當成一個替代品，這是所有女人最不能容忍的”。

襲人感覺被傷害到這種地步，便采取行動，“要把這個跟她做愛的男人的性幻想對象滅掉”，找王夫人說那一番話，這是“襲人告密行為的最深層的動機”，“她實際上就淪為了王夫人的鷹犬”，后來還告密害死了晴雯。[13]

這真是石破天驚的發(fā)現(xiàn)，實際上犯了以今度古的錯誤。以今度古的問題在于，今人才有性愛專一的要求，更無“性幻想對象”的概念。

作為怡紅院第一丫環(huán)的襲人，將性行為視為服侍主子“克盡職任”的本分。林黛玉還笑著叫襲人“嫂子”呢，她對賈寶玉與貼身丫頭的性關系并不在意，她在乎的是寶玉的心。至于說襲人“告密”，更是子虛烏有，這里就不展開討論了。

電視劇《紅樓夢》中袁玫飾演襲人

結 語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雖在普及《紅樓夢》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激發(fā)了大眾對紅學的興趣，他對《紅樓夢》的解讀也為我們提供了新視角和新話題。

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其觀點的不合理性不容忽視。其所謂的“原型”“原筆原意”缺乏堅實的學術基礎和可靠的證據(jù)支撐，其聲稱的“學術研究”也就成了虛幻的空中樓閣。

紅學研究是一個嚴肅的學術領域，需要研究者秉持嚴謹?shù)膽B(tài)度，運用科學的方法，尊重原著的整體性和內在邏輯。

希望通過對劉心武觀點的剖析，為紅學研究的健康發(fā)展提供有益的借鑒，促使研究者回歸到正確的學術軌道上，更深入、更準確地解讀《紅樓夢》這部偉大的文學經典，挖掘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藝術價值。

需要強調的是，將劉心武的觀點類比“三面紅旗”，只是一種形象化表達，并非對特定歷史事件和概念的不尊重。

還需進一步指出的是，劉心武對于《紅樓夢》的一些藝術感悟，不乏可圈可點之處。例如《太虛幻境四仙姑》等文章，不失為一種別開生面的解讀。拋開人物原型僅分析書中秦可卿的可疑之處，能給人以啟發(fā)。本文僅針對劉心武在探佚索隱過程中“扯大旗做虎皮”的行為進行批評，并非對其評紅貢獻予以全面否定。

《紅樓夢隱秘探考》

《紅樓夢》研究需要回歸文學本體，尊重文本的豐富性和多義性。健康的研究方法應當建立在嚴謹?shù)奈墨I學基礎上，結合歷史語境但不迷失于歷史索隱，關注作者生平但不僭越作者意圖。只有摒棄劉心武式的“三面紅旗”方法論，紅學研究才能真正體現(xiàn)其學術價值。

注釋：

[1] 劉心武《畫梁春盡落香塵——解讀〈紅樓夢〉》，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版。

[2] 劉心武《劉心武的揭秘紅樓夢》，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

[3] 沈灃《“劉心武揭秘紅樓夢”刮起了一股平民紅樓風》，《北京晚報》2005年8月10日。

[4] 趙建忠《探佚、新索隱、原型研究及其他——劉心武“秦學”的文獻缺乏和理論困境》，載《揭秘與猜謎：劉心武“秦學”透視》，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頁。

[5] 胡聯(lián)浩《論紅學的學術性與非學術誤區(qū)》，《文藝報》2021年8月20日。

[6] 胡文彬《劉心武應遵守學術規(guī)范》，《新京報》2005年10月30日。

[7] 《馮其庸、李希凡、張慶善訪談錄——關于劉心武“秦學”的談話》，《紅樓夢學刊》2005年第6期。

[8]孫偉科《“流言家”與紅學》，《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

[9] 劉心武:《紅樓望月》，書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頁。

[10] 楊絳《記錢鐘書與〈圍城〉》，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

[11] 胡聯(lián)浩《史實、原型、伏筆：〈紅樓夢〉的藝術因子》，載《曹雪芹誕辰300周年紀念文集》，新華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頁。

[12] 伊瑟爾《閱讀行為》，金惠敏, 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 1991年版，第233頁。

[13] 劉心武《紅樓夢八十回后真故事》，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2—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