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時，中共中央軍委在滬西新閘路經遠里六一三弄十二號，召開重要會議，參會人員準時到場。

那是一幢極普通的石庫門房子，既是當時任軍委秘書的白鑫的家，也是中共中央一處非常重要的秘密機關。

這次會議是早就定下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五人到場后才知道，事先被指定為會議主持人的周恩來，因為臨時有重要事務需要處理，來不了了，于是他們就自行安排了會議。

他們那時候都沒有覺察到，十二號周圍，早就布滿軍警、特務和巡捕。

與此同時，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上海特派員楊登瀛，正心亂如麻。

這位后來名滿天下的紅色特工，在會議之前就已經得知特務們將有一次大的行動，但他直到行動前，才探明這次行動的對象與內容。

他立刻就把他的保鏢兼聯絡員連德生派出去了，但他不知道連德生是否已經將情報及時傳遞給中共中央特科，特科是否還來得及補救。

工人出身的連德生，身形彪悍，槍法奇準，是陳賡專門為楊登瀛配備的，他當然以最快的速度將情報送達了。然而這一遲來的情報，已經無法挽回彭湃等人的厄運。

會議期間，彭湃等人對于白鑫的一舉一動毫不關心，他們滿腦子都是未來武裝斗爭的方向，完全想不到此人已經叛變。

所以他們在討論、爭論中，也都沒有注意到擔任會議記錄的白鑫，離開了會場。

白鑫是發信號去了。他到另一個房間，開燈三次，關燈三次。于是轉瞬間，十二號周圍的那些“小販”、“鞋匠”、“閑人”，就沖了過來。緊接著，幾輛紅皮鐵甲車呼嘯而至，數十名荷槍實彈、全副武裝的巡捕、包探，也跳下車來。

他們破門而入后，是照著名單抓人，全不費事。

2

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在8月24的那場聯合抓捕行動中，一反常規。

他們沒有大肆宣揚，甚至還嚴禁各報登載。

很顯然，他們對彭湃這位有著廣泛群眾基礎，深為大眾景仰的農民運動大王，是非常懼怕的。

彭湃是廣東海豐縣人，來自一個工商地主家庭，不是一般的富裕。

（彭湃故居）

他身為地主，卻不收租，還一把火把地契燒了。

他學富五車，卻喜歡穿粗布衣衫，與農民打交道，教他們識字。

農民們聽不懂，他就盡量學習最平易的語言，敵人造謠他是神經病，他就努力讓農民們了解他，相信他，不怕他。

他是最早提出土地革命的人之一，他創建了第一個紅色蘇維埃政權，他是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主任，他的農會，是從個位數，發展到成千上萬，乃至十幾萬人。

這是一個真正為別人而活的人，他的聲望并不限于廣東，他的號召力非常之大，所以敵人最怕的，就是外界得到消息，引發各界聲援，甚至騷動、意外。

彭湃從被捕到被槍殺，總共只有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這當然也是怕引發變故。這期間，他不幸被捕的消息，既然的確很少有人知道，既沒有引發任何騷亂，也沒有得到任何聲援，那就說明敵人的消息封鎖是成功的。

而這，似乎也說明特科只是將營救限制在特殊行動上，可能是一種失策。

特科對于彭湃等人的營救，當然是非常積極的，周恩來在彭湃被捕的當晚，就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營救辦法，和懲奸方案。

叛徒白鑫，在那晚是同時被捉去的，因為敵人試圖掩蓋他叛變的事實。但是楊登瀛很快就查出來了。

他之所以遲了一步，是因為這個案件不在他的管轄之內。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黃埔四期畢業，先后參加過東征、北伐、南昌起義、廣州起義。

他在廣州起義失敗后，隨軍來到海陸豐，曾經在彭湃手下做過團長。

白鑫與彭湃就是這樣認識，并最終取得信任，做到彭湃秘書、中央軍委秘書的。但白鑫的叛變，其實早有跡象。

白鑫是個膽小鬼，他打仗時，曾經幾次帶著銀元逃跑。東江戰役時，擔任第四師師長的徐向前，曾經要求彭湃處理白鑫，但彭湃沒同意。

彭湃大概愛惜其才，他卻沒想到白鑫對他恨之入骨。因為白鑫有個親戚在潮汕起義后逃跑，被彭湃下令槍斃了。

白鑫在1928年，經常去“達生診所”看病，他不知道這家診所也是我黨的秘密機關，曾經將此事告訴過醫生柯麟。

白鑫提到親戚之死時面目猙獰，柯麟感到心驚，他以一個地下工作者應有的警惕，立刻將此事報告了當時任中央軍事部長的楊殷。然而楊殷不知為何，沒將此事匯報。

當然，白鑫的叛變，不是這一個原因。當時的革命處于低潮，他這種人難免動搖，再加上十里洋場是個大染缸，他難免會發生變化。

白鑫叛變，是通過他弟弟白云深完成的，他弟弟當時在南京國民政府軍政部儲備司任司長。

大體過程就是:白鑫先讓老婆王英，秘密潛往南京，找白云深商量，然后再通過白云深，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兼上海市公安局特派員的范爭波接上了頭。

他們運作的時間，大約是一個月。

白鑫身居要職，他的叛變危害極大，所以楊登瀛報告之后，周恩來立刻指示陳賡、顧順章，迅速切斷與白鑫的所有聯系，并抓緊查清被捕同志的情況，及白鑫的下落。

這所有的事都刻不容緩，尤其是營救之事十萬火急，于是陳賡等人立刻行動起來。

3

8月25日，彭湃被捕的第二天，是一個星期天，這一天法租界臨時法院照例不辦公。

26日，法租界臨時法院經過草草審理，立刻將彭湃等人引渡給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了。于是當日下午，彭湃等人就被押上紅皮鐵甲車，送到小北門水仙廟偵緝隊拘留所。

楊登瀛得知消息，立刻通報了特科，陳賡與顧順章立刻到位于南京路、西藏路路口的新世界飯店，租下一間房作為指揮所，準備實施營救。

27日，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準備提審彭湃等人，周恩來指示陳賡，務必使陪審的楊登瀛設法通知彭湃，以便配合。

陳賡他們想到彭湃不認識楊登瀛，容易引起誤會，因此給楊登瀛派去了一個彭湃熟悉，并且信任的同志。

27日下午的審訊中，經歷過嚴刑拷打的彭湃神態自若。他那時已經知道身份暴露，不再隱瞞，但他對審訊官說:我的罪你們隨便去定好了。像你們這些背叛孫中山的革命叛徒，我不知殺了多少！

慷慨激昂不畏死的彭湃，讓審訊官為之變色，他幾次弄得庭審無法進行。

審訊官已經不敢跟他囂張，這時候楊登瀛卻站出來朝彭湃大喝:“痞子大王休得放肆！”

彭湃驀然轉身，一眼看到了楊登瀛身邊的那位同志，和他的暗示。彭湃立刻明白，他冷冷地看了楊登瀛一眼，輕蔑地轉回了頭。

楊登瀛帶去的那位同志，一般資料都說，她是著名的紅色女特工黃慕蘭，而且是周恩來親自指定的。原因就是，黃慕蘭在中央做過秘書，跟彭湃相當熟悉，彭湃還是黃慕蘭與賀昌的證婚人。

但這種說法其實是假的，因為黃慕蘭當時也在獄中。

黃慕蘭的歷史不必多說，她當時是因為參加紗廠罷工被捕的。

她七月份就進去了，一個多月后彭湃等人也進了監獄。

只不過，黃慕蘭雖然沒能站在楊登瀛身后，卻在獄中跟彭湃見過幾次面，并傳遞出一些重要信息。

4

敵人對彭湃的那次審問，只有半個小時的時間，當天晚上，國民黨上海方面就接到蔣介石的通知，說他要親自來上海，過問彭湃的案子。

于是彭湃就又要被押解到警備司令部看守所。

這大概是因為偵緝隊那個廟太小，也不利于對老蔣的保衛（老蔣最終沒來成）。

陳賡得知這個消息很著急，據說有過劫獄的想法，但被楊登瀛勸阻。

楊登瀛認為，從監獄中救出彭湃這樣級別的人物，根本沒有可能，要救就要半途下手。

于是周恩來、陳賡、顧順章就連夜商討，制定出一個周密的計劃。

他們決定將劫車地點定在楓林橋，并首次決定，出動紅隊（中共中央特科行動隊）全部隊員。

1929年下半年的紅隊，已經發展到頂點，它是一支擁有四十多名頂尖高手的特種部隊。

這四十多名隊員個個身手不凡，堪稱神槍，而且還都具備多種技能。比如駕駛汽車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此時的武器裝備也今非昔比。除了配有各種型號的手槍之外，還有一種可以使敵人流淚不止的手榴彈。

這大概不同于一般的催淚彈，因為它既可催淚，又有很大的殺傷力。使用這種武器是需要配戴特制眼鏡的，想必它一定來自蘇聯。

此外，特科由于建立起龐大的關系網，必要時，還能從炮兵營借來機槍，或者從外國洋行直接購買槍支。料想這樣的一支武裝，對付押運的軍警不是難事。

然而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之際，陳賡和顧順章萬萬沒有想到，他們這個計劃竟會砸在一個細節上。這絕對是一個要命的細節。

楓林橋是押送彭湃的必經之路，絕對沒跑。剩下的，本來就只是考驗紅隊的戰斗力了，而這必須是全力以赴的戰斗。

28日凌晨，顧順章、陳賡等率領紅隊隊員，早早就在楓林橋等候。他們化裝成拍外景的電影公司，還弄來了一輛大卡車，準備橫在路面。

緊張的氣氛中，紅隊隊員終于聽到了囚車的聲音，于是他們就在指揮員一聲令下之后，敏捷地涌向裝武器的大箱子。

然而，他們打開箱子以后，卻一個個傻眼。

他們吃驚地發現，這批新買的武器竟無法使用！

紅隊使用的這批武器，是三民照相館的范夢菊送過來的，三民照相館一向是特科總務科的秘密據點和武器儲存地。但是范夢菊送來這批武器之前，竟忘了清除防銹潤滑脂。

清除防銹潤滑脂要用到煤油，清洗之后還要加上槍油，這個過程大約需要一個小時，于是紅隊隊員們，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囚車從身邊疾馳而過！

一場重大的營救就因此失敗了，它還將造成彭湃等人的不歸，這的確是一個不該有的疏忽。

所以營救行動總指揮顧順章，在發布撤退命令時，就一直咬牙切齒地盯著范夢菊。

人心的復雜是永遠無法捉摸的，他不只在那一刻恨死了范夢菊，他實際上直到叛變也沒法原諒。

他最早出賣的，就是范夢菊。

而范夢菊被捕之后，也在嚴刑拷打之下，做了叛徒。

5

特科的營救計劃失敗后，彭湃等人終于被解到上海龍華看守所。

周恩來后來回憶道：“（彭湃等）入警備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們傳出書信多是遺囑之辭。”

總理還說，他們在獄中仍然堅持斗爭，宣傳革命，“當彭、楊諸同志與士兵談至痛切處，士兵中竟有錘胸落淚，痛罵國民黨軍閥非殺盡不可的。當他們說至激昂處，便齊唱國際歌與少年先鋒歌，士兵與獄中群眾亦高呼口號和之，于是愁苦慘淡的獄中，一變而為激昂慷慨的沙場……有些久聞彭湃大名的人，聞得彭湃在此，均爭相來看；還有幾個識得彭湃的人，均以舊時相識為榮。”

而彭湃他們的這些事，主要是通過黃慕蘭傳出來的。

黃慕蘭被抓進龍華看守所之后，與七個女工關在一起，睡了一個大通鋪。這期間，她們認識了一個女人，拜她做了干娘。

這個女人是因為丈夫搶劫被判無期，受到牽連，才進來的，結果她進了監獄之后不想走了。

她每天在牢房里除了照顧丈夫，還為那些獄卒和犯人做些縫補洗漿的工作，居然得到了看守所所長的恩準。

黃慕蘭曾經問這個女人為什么不愿出去，她說她出去找活是需要保人的，但是她這樣的人哪里找得到保人？倒不如留在這里靠洗補掙點小錢，一面照顧丈夫。

這個女人的丈夫是窮極無路才鋌而走險，黃慕蘭她們對這對夫婦都很同情。由于她們愿意義務幫助這個女人洗衣服，所以這個活動自由的女人，就成了她們獄中活動的掩護者。

彭湃被押進看守所的時候，一個帶領十二個士兵的看守班長，一見到彭湃就顯出難過和慚愧的神態，這引起了彭湃的注意。

彭湃的記憶力很好，他很快就想起這個班長是廣東人，曾經參加過海陸豐起義，因此彭湃有一天就找這個班長談了話。

這個班長依舊尊敬愛戴彭湃，他告訴彭湃他有三個可以信任的士兵，于是彭湃就要求他善待犯人，并要他轉告被捕同志，不要暴露身份，要學會忍耐，學會技巧斗爭。

彭湃曾經聽到女犯們在洗衣服的時候唱歌，就問那個班長，這里面有沒有識字的人，想辦法給我找一個來。班長回答，她們都聲稱不識字，但我覺得那個身材矮小的一定識字。

這個身材矮小的就是黃慕蘭。她能夠瞞過租界法院，卻瞞不過這個整天在獄中的班長，所以黃慕蘭就被叫來了。

彭湃和黃慕蘭早就熟悉，完全沒有隔閡，于是他們之間，以及與外界的通道，也就通過這個班長建立起來。

只不過彭湃最終堅決拒絕了特科的營救，尤其是劫獄，他說他不希望有無謂的犧牲。

彭湃在獄中經歷的刑罰異常殘酷，他手足俱折、體無完膚，曾經暈死過九次。

但是他卻始終在安慰、鼓勵難友，教育那些士兵和犯人。

1929年8月30日下午，敵人因為對彭湃無計可施，又怕發生意外，終于決定行刑了。

那一天，彭湃與楊殷等人互相攙扶著走向刑場，他直到最后一刻，還不忘脫下外套，送給一位犯人。

彭湃就義前曾經笑著對楊殷說，土豪劣紳都叫我天蛇，蛇者龍也，如今我要飛天翻云播雨，滋潤人間了，你感想如何？

楊殷慷慨回答，朝聞道夕死可也，何況我們已把大道遍播于粵海三江！

彭湃在農民心中的地位太高了，敵人不敢公開行刑，實際上是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的空地上開槍的。

彭湃他們呼著口號出門，在槍口下依然慷慨高歌，以至于好多士兵雙手發抖，連打了數槍才結束行刑。

彭湃就義時，只有三十三歲。

但是彭湃犧牲了，叛徒也別想逍遙。周恩來在噩耗傳來之際，悲痛莫名，憤怒莫名，他一面派人撫恤安置烈士家屬，一面下達了鋤奸令。

于是11月11日晚上，白鑫就在嚴密保護之下，身中三槍，槍槍致命。

這三槍來自三人，足見紅隊隊員的槍法，因此這場處決轟動一時，就被各大報紙稱為“東方唯一的大暗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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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九鴉

圖/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