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即日起，本報連載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李浩教授的《流聲》。《流聲》是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李浩學術文集中研究漢語姓名學的札記。

作者從漢語姓名的起源、姓名的構成、命名的方式、姓名文化的內容、人工智能時代姓名文化的新功能以及姓名文化的價值等幾個側面,移形換步,透視漢語姓名中所積淀的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內涵。作者敏銳地關注到姓名符號在當下信息時代的重要作用與微妙變化,將人們習焉不察的各種稱謂和識別方式與姓名文化聯系起來進行學理性考察,遂使得本書與坊間已有的姓名讀物有了明顯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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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決定了姓名與文化的一般發展過程——傳統的密切關系。蕭遙天在談到姓名與文化傳統的關系時曾說:“名字是現實的反映，也很自然地為思潮所濺濕。比如沒有陰陽家，則名字絕不會有取義于干支五行；沒有儒家，則名字也絕不會有取義于五經四書；沒有道釋家，則名字也找不到仙佛方外的影像；沒有孔子的詩教與屈原的《離騷》，則名字也沒有溫柔敦厚、芳草美人。”“思想潮流刻畫在名字上的痕跡，有隱晦，有顯明。大凡潮流不論新舊，只一味因襲承受的比較隱晦，具有變革發揚姿態的便顯明。”總之，不論隱晦還是顯明，在姓名上總可以找到傳統遺留下的蛛絲馬跡。陳之藩也說:“要有好久好久的歷史，才能產生一點兒傳統；要有好長好長的傳統，才能產生一點兒品位；要有好多好多的品位，才能產生一點兒藝術。”

認祖尋根

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在他的抒情長詩《離騷》一開始就寫道: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這兩句詩的大意是:我是古帝王高陽氏的后代子孫，我的先祖（用王闿運及聞一多之說）名叫伯庸。高陽氏是古代氏族首領顓頊的稱號，而顓頊又是黃帝軒轅氏的孫子。據《史記·五帝本紀》知，黃帝娶西陵氏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囂，其二曰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圣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高陽的六代孫名叫季連，是楚的創業始祖，姓羋。季連之后鬻熊曾“子事”周文王。鬻熊的曾孫熊繹正式受封于楚，居丹陽（今湖北省秭歸縣），傳熊通（又作達）。通自立，就是后來所稱的楚武王。通之子瑕，食采邑于屈，子孫遂以屈為氏。這樣看來，從近處說，屈原是楚國羋姓的分支氏族，與楚王有血緣宗法關系；從遠處說，屈原是顓頊高陽氏，也是黃帝軒轅氏的遠末子孫。這首生命的挽歌一開始便“首溯與楚同源共本，世為宗臣，便有不能傳舍其國（把祖國當旅舍）而行路其君（視國君為路人）之意”。這種寄命歸宗，也就是一種認祖尋根。在第二章談到姓的起源時，筆者還曾引用過魯迅《自題小像》詩中的一句“我以我血薦軒轅”。軒轅即是軒轅氏黃帝，年輕的魯迅表示愿意為社稷江山、父母之邦獻出自己的熱血和青春。

屈原的寄命高陽，魯迅的薦血軒轅，以及近年來在海內外華人世界流傳的“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等等說法，從姓名學的角度來看，都表現出一種非常強烈的民族認同、文化尋根心理。它說明數以千計的姓氏，都是由上古時期少數幾個圖騰符號演變而來的。因此，也可以說，上古之黃帝、炎帝都是華人的共同祖先。這種意識對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非常重要，它是文化上的隱形紐帶和潛在的網絡組織，是文化學上的人種歸類方式。

這種凝聚力和紐帶，在外敵壓境、民族危難之際，就成了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呼喚著原本松散的、彼此隔膜的個體成員，為了民族和祖國的最高利益，攜手并肩，共同戰斗。從秦末時楚南公發誓“楚雖三戶（指楚有昭、屈、景三氏公族），亡秦必楚”，到魯迅表示“我以我血薦軒轅”，都說明認祖和“本自同根生”對社會成員的向心作用。古代一些思想家很早就懂得有意識地強調認祖歸宗的重要性。宋代理學家張載曾說:“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后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說明姓氏對個體成員的統攝聚合具有重要的作用。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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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高思佳

審 核 | 張建全

終 審 | 張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