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學家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當代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國內思想界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內的數十種著作被翻譯為中文。“一種聲音·阿甘本”系列譯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網站的專欄“Una voce”，澎湃新聞思想市場欄目經其授權刊發。本文收錄了發表于2025年1月和2月的三則短文。

吉奧喬·阿甘本

以色列所剩下的

到那日

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

不再倚靠那擊打他們的，

卻要誠實倚靠耶和華

以色列的圣者。

所剩下的，

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歸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阿，你的百姓，雖多如海沙，

惟有剩下的歸回。

——《以賽亞書》10，20-22

預言已經實現了。不再有以色列。只有剩下的會得救，并且肯定不是治理以色列、把它引向末日的當權者。現在，重要的是要知道那剩下的，那剩下的何在，那剩下的將如何幸存。

2025年2月18日

“好”與“惡”

在這個意義——“惡”與其說是“好”的缺乏，不如說是“好”的顛倒（又及，伊萬·伊里奇曾說過，corruptio optimi pexima，“沒有什么比腐化的‘好’更壞了”）——上說，必須糾正和補全古代的學說，后者認為，“惡”不過是“好”的缺乏，因此“惡”本身并不存在。因此，“惡”與“好”的本體關聯依然存在，但我們還需要思考，何以、在什么意義上“好”會被顛倒和腐化。若“惡”是一種顛倒的“好”，若我們依然在“惡”那里認出“好”腐化、扭曲的形象，那么，當今天，我們發現在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都面臨著它的時候，我們又該如何與之斗爭？

在政治學說中，古典思想是熟悉“好”的腐化的。根據這種思想，三種正當的政府形式——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一人、少數人或多數人統治）——都會不可避免地墮落為僭主、寡頭和暴民統治。亞里士多德（他認為民主制本身就是多數統治的腐化形式）使用了parekbasis即偏離這個術語（這個詞源于parabaino，走到邊上，parà）。現在，如果我們問它們“偏”向了何處，我們就會發現，可以說，它們偏向它們自己。事實上，憲政的腐化形式與健康形式相像，只是現在，憲政中呈現的“好”（共同的利益，koinon）轉向了“它自己的”和“特殊的”（單個，idion）。也就是說，“惡”是某種特定的，對“好”的使用；而這個“顛倒的使用”的可能性，就寫在那同一個“好”里面，如此，可以說，“好”走出自身，走到自己旁邊。我們也必須從類似的角度來解讀定義現代性的定理corruptio optimi pexima。立刻對自己受苦的鄰人施以援手的撒瑪利亞人走出自身，把自己變成了醫院(ospedali)組織和護理服務，后者，雖然以人們所相信的“好”為目標，卻以轉化為“惡”告終。換言之，我們面臨的“惡”，乃是試圖把“好”建立為一個客觀社會系統的努力所造成的結果。每個人都能且必須給自己鄰人的好客（ospitalità），也因此而轉化為國家官僚管理的“住院治療”（ospedalizzazione）。再換句話說，“惡”是一種對“好”的戲仿（這里也有parà，向邊上的偏離），一種永遠把“好”移到我們之外的，過度生長的客體化（oggettivazione ipertrofica）。今天，在所有地方，被一切種類的進步主義當作人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能方式強加到我們身上的，不正是這種致命的戲仿嗎？政治學家所謂的“行政國家”和“安全國家”，聲稱要治理“好”，把它從我們手中拿走，再到一個分離的領域中把它客體化。也許，所謂的人工智能，也只是在把“理智的‘好’”移到我們之外，仿佛思想可以脫離與思想的主體的聯系而存在，就像在某種憤怒的伊本·魯世德學說中那樣。面對這些顛倒，每一次，我們都必須認出它從我們手中奪走的那微小的“好”，以便把它從“為了‘好’”而捕捉它的致命機器中解放出來。

2025年1月21日

形勢與革命

我們應該永不倦怠地思考這個事實，即我們政治詞匯的關鍵術語之一——“革命”（rivoluzione）——取自天文學，原指行星沿其軌道的運動（“繞轉”）。但另一個在我們時代特有的用政治范疇來取代經濟范疇的普遍傾向中取代“革命”一詞的術語，也來自天文學詞匯。我想說的是“形勢”（congiuntura）這個術語，在一個范例式的研究中，達維德·斯蒂米利[1]把注意力引向了這個術語。

這個術語——它指“在一個給定的簡短時期內，經濟活動所經歷的經濟周期階段”（即經濟形勢）——實際上改自“合相”（congiunzione）這個術語，后者的意思是在一個給定的時刻，幾顆星星位置的重合。

斯蒂米利引用了瓦爾堡《路德時代文本與圖像中的古代異教預言》(La divinazione antica pagana in testi e immagini dell’età di Lutero,Heidnisch-antike Weissagung in Wort und Bild zu Luthers Zeiten, 1920)中那段并置形勢與繞轉的話：“只有在被稱為繞轉的漫長時期中才能預期這樣的合相。在一個精心設計的系統中，大合相和最大合相[2]是有區別的；因為外側行星土星、木星和火星的會合，后者最危險。合相越是重合，事實看起來就越嚇人，不過具有最有利特征的行星也可能產生最糟糕的影響。”而這也是有意義的，即，一位像奧古斯特·布朗基那樣的革命家，在希望落空后，還能在自己生命的盡頭，把人的歷史構想為某種和星星的運動一樣，無限自我重復、永恒地演出同樣再現的東西。

今天在我們眼前發生的，正是這樣一種現象，其中，一種從本性上說偶然、任意的經濟形勢，卻致力于把它恐怖的支配強加于整個社會生活。因此，毫無保留地丟掉政治與星星之間的關聯，在一切領域切斷聲稱把天文學的命運與革命、把必要性與經濟形勢、把自然科學與政治結合在一起的紐帶是好的。政治不是寫在天球上或寫在經濟規律中的；它就在我們孱弱的手中，就在我們否定一切把它們關進形勢與革命的主張的清醒之中。

2025年1月15日

注釋：

[1]達維德·斯蒂米利(Davide Stimilli)，比薩大學哲學學士，耶魯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文理學院日耳曼和斯拉夫語言與文學榮休副教授，主要研究文學批評和理論，思想史與藝術理論。2022年3月16日他在意大利日耳曼研究中心做過一個相關的報告。——譯注

[2]大合、大合相指木星與土星合，最大合、最大合相指土星、木星與火星三星合。——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