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是紅軍中最年輕的方面軍總指揮之一。1931年11月，年僅30歲的他便執掌紅四方面軍，統率3萬余大軍，其麾下部隊以“狠、硬、快、猛、活”的戰斗風格著稱。他以前在黃埔軍校的老師、同學與他戰場上對壘，無一不成為他的手下敗將。無論是在紅軍中還是在敵人中，徐向前的聲望極高。

但是，1937年紅軍改編八路軍后，徐向前在抗戰時期名氣就漸漸落下來了，遠遠不及紅軍時期有名氣。

這是為什么呢？

這主要是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紅四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129師時，徐帥由紅四方面軍總指揮改任八路軍129師副師長，這使得129師的軍事決策權，實際上由師長劉伯承掌握。據《八路軍129師組織沿革》記載：1937—1940年間，129師發起團級以上戰斗127次，其中由徐向前獨立指揮的僅4次（含1938年響堂鋪伏擊戰）。其中，1938年4月長樂村戰斗期間，徐帥提出"集中主力打殲滅戰"方案，因與師部"分散游擊"方針沖突被否決（見《劉伯承軍事文選》批注）。

后來，徐向前離開師部，去了冀南。1940年在冀南反“掃蕩”時，徐帥的作戰建議需經師黨委集體表決，因此多次導致戰機延誤（據《徐向前工作筆記》1940年3月記錄）。

可以說，徐帥在129師的副職地位，大大限制了他軍事指揮能力在抗戰中的最大發揮，也使得他的影響力逐漸減弱。

1939年6月，毛主席把徐帥調往山東，希望他在軍事上發揮其作用。但是，徐向前去了山東之后，還是沒有能夠顯示出他軍事上的巨大才華——主要是軍政協調難的問題限制了他的軍事才華的發揮。

徐向前在山東上任后實際上面臨三重制約：

一是兵力分散：山東縱隊2.5萬人分散在115個縣，單支部隊最大建制僅營級（1940年統計）。1940年3月孫祖戰斗，徐向前調集3個團圍攻日軍，因協調不暢，導致日軍突圍。

二是指揮權爭議：八路軍115師實際上受延安直接領導，不受徐帥的指揮。1940年9月桃峪會議上，徐向前提出"集中整軍"方案，希望把部隊整合起來。《羅榮桓傳》記載：

“與會者對第一一五師入魯以來的工作，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認識。主要是集中在對山東形勢的估計，以及如何貫徹以游擊戰為主的方針的問題上。有的領導人認為，自己一方在山東的武裝力量已能同日偽軍相持，同國民黨軍隊比較，在質量和數量上都初步取得了優勢。八路軍控制的地區已占全省的60％，人口也占50％。基于對形勢的這種過于樂觀的估計，便傾向于強調建設正規化的主力兵團，打大仗，打運動戰（或稱運動游擊戰）；而對于堅持分散的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卻不夠重視，也缺乏更充分的準備。羅榮桓不贊成對形勢過于樂觀的估計。他從山東的實際情況出發，認為八路軍對敵偽軍還是劣勢，對國民黨軍也沒有形成優勢。他認為，在當時組建正規兵團，打運動戰的條件尚不成熟，應堅持進行游擊戰。”

由于羅榮桓等人的反對，徐帥“集中整軍”從而組建大兵團的計劃流產。

1940年6月，在沂蒙反“掃蕩”中，徐向前采用"游擊戰術"保存了70%主力，但因未殲敵主力，被延安批評"消極避戰"（見中央軍委1940年7月電文）。

隨后，徐向前被調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

8月，徐向前突發胸膜炎，八路軍總部衛生部長錢信忠診斷記錄顯示"持續低燒、胸腔積液"，1941年3月X光片確認他胸膜粘連。因此，回到延安后，徐向前主要是養病。其間，他也參與了一些軍事決策，如他曾提出"晉冀豫聯防建議"，因不了解前線變化而被擱置。在養病期間，他出現在高層會議中，但是影響力大大減少。1942-1944年中共核心軍事會議記錄中，徐向前發言僅記錄3次（據中央檔案館會議紀要）。

綜上所述，在抗戰初期，徐帥因為擔任129師副職，所以影響力不大。抗戰后期，在延安養病，他較少出頭露面，所以影響力更加小了。這就是徐帥在抗戰時名氣不如紅軍時期大的原因。陳冠任暢銷書《十大元帥：解放軍十大統帥鮮為人知的歷史》對次有詳細記述和深刻解說，該書曾經名列中國軍事暢銷書熱賣榜第一名（如圖）。（友情提示：該書已出現低價盜版，建議到正規渠道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