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喝沂蒙山水長大的平邑娃。1976年冬天，縣武裝部門口那棵歪脖子槐樹掉光了葉子，我就是在那里領到了臨沂軍分區的入伍通知書。說來也巧，那年駐臨沂的部隊正好在我們縣征兵，從村頭走到武裝部辦公室只要二十分鐘，這就算穿上了"家門口兵"的綠軍裝。
新兵連在臨沂城西的營區，每周日都能望見蒙山輪廓。炊事班老班長總打趣："小陳啊，翻過那座山就是你家的麥子地吧？"其實從營區到平邑老家足足九十公里，但在戰友們眼里已經是近得讓人眼紅的距離。我們這批平邑兵有十二個，有會拉二胡的，有高中畢業的，就數我最普通——祖上八代都是種地的，扛槍前連縣城都沒出過。

變故來得像沂河的春汛。1979年開春，連隊飯堂的喇叭突然天天響，我咬了口雜糧饅頭就跑去報名處。調令下來那天，指導員拍著我肩膀說："小陳，這次要去云南守邊關，比你到臨沂遠三十倍。"我低頭數著地圖冊上的比例尺，手指頭從山東半島一直劃到西南角，指甲縫里沾的鉛筆灰蹭花了國境線。
火車在鐵軌上哐當了四天三夜。到昆明轉軍車時，我抱著行李坐在卡車斗里，看著路邊的芭蕉葉和老家曬場上的槐樹葉重疊又分開。最不習慣的是探親假——在臨沂當兵那會兒，揣著假條坐三個鐘頭班車就能到家喝上熱粥；如今得提前兩個月打報告，綠皮火車要穿過七個省，路上光硬座就硌得屁股生疼。

提干后的第一次探親假，我蹲在昆明百貨大樓的臺階上發愁。給爹帶的竹葉青酒塞進了背包夾層，紅塔山香煙用油紙包了又包。柜臺玻璃映出我嶄新的四個兜干部服，突然瞥見角落里堆著青黃相間的橘子，表皮還沾著水珠。售貨員說這是大理運來的，五毛錢一斤，我掏出皺巴巴的鈔票要了十斤。
臘月廿八的平邑車站飄著雪沫子。爹在月臺跺著腳哈氣，見我提著兩個鼓囊囊的網兜，伸手就要接。網眼里的橘子跟著腳步一晃一晃，在灰撲撲的棉襖堆里格外扎眼。后來才知道，那年整個縣城供銷社只進了三筐橘子，全被機關大院訂走了。
家里炕頭連著熱鬧了三天。來串門的鄉親們抽著我遞的香煙，眼睛總往八仙桌上的果盤瞟。娘悄悄扯我衣角："橘子留著正月待客用。"只有魏大伯來那天破了例。老人裹著補丁摞補丁的棉襖，接過橘子時手背上的凍瘡裂了口子。他對著窗戶端詳半天，最后把橘子揣進袖管，起身時衣角帶翻了茶碗。

我追出去塞橘子時，魏大伯的耳尖凍得通紅："使不得使不得，帶回去給你奶嘗嘗鮮就行。"他說的"你奶"其實是自己九十歲的老娘。那年頭村里都傳，鬧饑荒時他去鄰村吃席，偷藏了片肥肉在袖筒里，回家路上被野狗追了二里地都沒撒手。
雪地上兩行腳印往村西頭延伸，魏大伯的身影漸漸縮成個小黑點。我忽然想起新兵連第一次投手榴彈，彈體在空中劃出的拋物線也是這樣由近及遠。不同的是，這次飛出去的是一顆橘子，落點在某間低矮的土坯房里，有個沒牙的老太太正等著嘗口南方的甜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