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acel rovsion 天書

隨著自媒體，主播，帶貨等流量經濟的全民開展以及諸多傳統職業和崗位的快速變化和淘汰，當下年輕人面對工作開始呈現出兩種共存的矛盾傾向。

一方面，羨慕那些日常時間自由，可以旅游探店兼顧賺錢和“詩與遠方”的自媒體博主；一方面，市場經濟內的崗位需求變得比以往更加不穩定，又讓年輕人更加渴望非市場化的，入職就等于上岸的體制類工作。然而這類工作一旦“上岸”之后，也就意味著想辭職都變得輕易不可能，失去了在市場經濟中離職或裁員后會獲得一段雖然沒保障但可以自由“喘息”的機會。由此常常會陷入一種更矛盾的，對上班和工作意義進行內耗式追問的心態中。

對“詩與遠方”的向往又產生另一個問題。從前，“詩與遠方”式的工作僅限于作家，影像師，文藝工作者，高自由度類型的媒體人等少數職業領域。但在流量經濟時代，“詩與遠方”式的工作是如此迅速擴張。絕大部分人都會承認，如果每個人都不勞動，那么這個世界馬上就會崩潰；但在當下，“詩與遠方”式的工作是如此讓人欣羨如此“有意義”，以至于正在取代著傳統上對勞動的定義，所以才會出現類似蘋果筆記本適合作圖剪視頻就被稱為“生產力工具”的幽默現象。

不論如何，在今天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確實該重新思考勞動和工作的定義，以及勞動的價值回報問題了。

青年人對勞動和工作的認知在被誰影響

文化和政治傳統上，中國人更熟悉我國古人以及馬克思體系對勞動的定義。不過當代年輕人對勞動的認知恐怕越來越多的受到西方現代思想家們的影響。

這里舉一例。漢娜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對勞動和工作概念的區別辨析就是一例。阿倫特把理想的勞動視為一種“行動生活”，與亞里士多德傳統的“沉思生活”相對。沉思是符合古希臘哲人傳統的，帶有自我律令的自足和愉悅，可以作為行動所需要踐行的終極目的，而行動伴隨的人類公共活動是為了“創造歷史”。

阿倫特認為在資本主義語境下，日常化的公共活動已經不是19世紀巴黎的廣場政治和街壘，也不是20世紀維也納環城大道咖啡館里的雄辯，更多是“工作”，但它不等于“勞動”。

阿倫特把勞動當作對勞動所產生的持久物自由地領有，而工作則是完全來自生存必需和與生俱來不可逃避的欲望。或者更簡單來說，勞動是一種創造，工作只是一種生存必要的工具性活動，它倆的區別在于目的和手段的倒置。資本主義從投資－生產－消費全鏈條重構的人類社會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和她想要討論的“行動生活”是完全背離的狀態。

今天的消費主義和文化傳媒機器把阿倫特的觀念簡化再簡化，就變成了現在對“詩與遠方”的追求和對日常工作的否定。博主們在自我創造，而打工人們在不斷重復指令。這套理論的簡版的確深得當下年輕人的心，但如果現實真的按如此定義“勞動”，那我們的社會生活就會亂套。

阿倫特對勞動和工作的抽象定義基于德國古典哲學傳統。在黑格爾那里，“勞動”概念被放在了一個很高的位置，勞動是人的自我實現，勞動突破個體性階段也帶來社會交往或者“倫理階段”的社會交往——我們能夠確證自身、又確證他人，獨立和自由意識誕生于此。

但是黑格爾這種用從物質勞動轉向精神勞動的過程，從精神的起源在實踐基礎上去解釋社會階段的發展和演變的推演，到市民階級階段就走入了死胡同，正如同當代“市民階級”無限擴大精神自由的價值，但沒有實質性內容一樣。

在馬克思的理論語境下，黑格爾這種帶有抽象勞動性質的論述帶有某種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提到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很多人都能想起“異化”這個詞。1844年的馬克思，一方面把人作為自然存在物和現實存在物的雙重面向引入了理論，一方面對于工人實際社會活動的觀察，他敏銳地發現了“異化勞動”，資本主義下工人出賣勞動并不是自愿的，這不是黑格爾描述中積極的自我肯定，而是一種基于被迫因素的自我否定。

也許1844年的馬克思的勞動觀和后期作品相比還沒有那么成熟，但是這種視角讓“異化”這個理論楔子成功貫穿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一方面，異化理論對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諸多問題仍十分有力；一方面對其的濫用也導致了不好的一面。

20世紀之后，異化理論有幾次引爆點，一是盧卡奇在沒看到1844手稿的情況下提出“物化”理論，在1844手稿面世后得到確證，由此打開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視角；二是蘇共二十大之后，東歐國家以異化和盧卡奇相關理論展開的對蘇聯體系的反思以及人道馬克思主義運動（盡管盧卡奇本人不太認同）；三是1844手稿引入我國之后，80年代周揚、李澤厚等人開展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大討論。東歐的討論和我國八十年代的討論在事實上將現實問題導向了某種災難性結果，這是“異化”概念泛化之后的另一面。

但這個概念確實很符合當代人的觀念和心態，所以我們看到今天從西方到中國，從哲學科普UP到小明劍魔，異化概念仍然頻繁的被使用。

作為一種理想，我們不會否認“異化勞動”最終會在共產主義理想中回歸到作為歷史創造驅動力的“勞動”。只是眼下，理想還無法用來直接解決現實問題。

“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

如果我們把1844的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論述和阿倫特對工作的論述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歸納出晚期資本主義語境中工作的一些特性。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組織周期性經濟活動時所需要的一種重復性活動，大多不具備創造性。同時工作作為異化勞動，它摒棄了勞動本身作為積極自我認同、自尊心的面向，而變成了自我否定、出賣勞動力而獲得生存所需的公共活動。

對現代工作的反思發展到大衛格雷伯那，就出現了“狗屁工作”這個概念。這也是當下在我國網絡上廣為流行的一個概念。“狗屁工作”的大體含義是不直接創造勞動價值，而是科層制組織和晚期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強行制造出來的“中介性”工作。本質是龐大系統中內生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管理成本增加所誕生的工作——為管理而管理誕生、為監管而監管、為撮合而撮合的工作。

比如信息傳遞成本隨著科層制組織復雜度和規模提升而變高，你又要制造一些工作去“監管”“督導”反向穿透到一線去了解信息，反而又變成形式主義對抗官僚主義的人間喜劇。為了用單一目標考核一線而設置一套指標體系，最后又不得不在機關安排一堆人專門去管這幾個指標，結果一線人缺員，機關不斷膨脹，指標還不斷加碼。

這種對科層制中間層工作的批判確實深刻犀利。但是作為人類學家的格雷伯在這方面帶有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幻想，他本人也確實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對于科層制的感受是一個巨大無孔不入的機器，但很少去近距離觀察，而是大而化之認為，科層制本身應該被取締，連通這些狗屁工作一起化作歷史塵埃。

在無政府主義的人類學家心中，這些當代社會的日常工作都可以被簡單劃到“無效工作”，結果反而定義不出來什么是“有效工作”了。天才般的格雷伯甚至還發明了“狗屎工作”的概念，這個概念更多來源于他對城市空間中，服務于城市基本運轉的底層人員觀察，這些工作低報酬、無保障，更沒有尊嚴和社會認可，晚期資本主義和早期資本主義都在城市這個經濟機器里面誕生了服務這個城市最基本運轉的服務崗位。這在恩格斯時代也許會把這些人作為城市貧民來納入分析，但現在，這屬于是“靈活就業者”。

當下“靈活就業者”們所承擔的工作，顯然是異常重要的，整個社會得以維持日常運轉的基礎。以我國的情況來說，這些工作也絕非沒有尊嚴和社會認可，實際上社會認可度和肯定度很高。典型如外賣員，社會起碼在輿論上是有著相當的尊重。過往的勞動待遇也并非單純的低報酬問題，而是在監管遲滯甚至縱容下，平臺資本利用算法宰制和用戶監督進行最大效利壓榨，這方面問題一直被飽受病詬，雖然目前解決成效不明顯，但起碼社會機制是在推進，保障問題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我們試圖去正視科層制本身，試圖去感受這種組織規則，我們其實會發現，“狗屎工作”本身并不是工作形式問題，作為城市運轉的基礎，缺失的是現有社會機制中能夠給予足夠的報酬和意義，讓回報匹配經濟社會基礎運轉底座的位置，這或許是我們該從“儀式性批判”真正落到實處的思考模式。

過往在以市場經濟和利潤價值為導向的經濟活動中，價值回報傾向于直接創造利潤本身的工作。但在今后社會，價值回報應該轉變為趨向計算社會整個環節意義上的“生產要素貢獻”。

打個比方，比如網上經常有類似“某某省GDP已經多少多少了，是不是該停止對該省轉移支付了”。這就是典型的以單純利潤價值為導向的視角，認為誰創造了直接利潤誰就有價值，而把轉移支付當成了扶貧和做慈善。實際上，之所以叫轉移支付而不是轉移援助，就是說你要為別人給你提供的，對你創造利潤有關鍵作用的生產要素支付回報。

放到社會崗位上也是如此。過往，由于人類社會的結構形態和信息技術限制，這種全環節生產要素貢獻很難計算，只能憑哈耶克大手任性調節，但未來在技術進步加持下則有希望得多。當然，前提是我們的社會要朝著這個追求公平的方向發展。

AI沖擊與“狗屁工作”的拉鋸戰

雖然這些年來，年輕人都喜歡跟著格雷伯罵狗屁工作，但現在，狼真的來了。在AI的創造性破壞中，“狗屁工作”或者說中介性、中間層、代理人工作，作為現代社會的膠水和黏合劑，開始被平臺、數據層和大模型慢慢掏空，在數據算法的高效能面前，基礎管理、撮合交換、中介代理、非創造性表演等工作面臨的沖擊都在增加。

而且受沖擊的可不只年輕人眼中的“狗屁工作”了。那些“創造性工作”，如畫畫，寫歌，寫作等等比很多“狗屁工作”更先受到沖擊，或者在某種意義上也變成了“狗屁工作”。

戰老教你人類如何不被AI取代

這就陷入了一種兩難境地。“狗屁工作”多了會本末倒置增加社會總體運行成本，但是“狗屁工作”也制造了大部分中產階級，AI短時間把這些“狗屁工作”都干掉似乎又會動搖就業基礎，會讓社會進程又進入加速狀態。

于是我們又看到，AI沖擊疊加疫情后的全球經濟不振，從美國大搞制造業回歸和驅逐國外留學生，到中國的穩就業舉措，讓“狗屁工作”平穩持續又成為了頭等大事。不管是什么工作，似乎只要是可以穩定的工作，在當下就又成了絕對要維護的事物。在穩就業的目標下，很多本該面臨出清的企業又得以存續，又變向給勞動回報改進和產業結構升級造成了阻礙。

所以，問題似乎并非“狗屁工作”和“狗屎工作”本身，現代社會確實會需要很多沒實際意義的工作作為膠水和緩沖，但也需要有更合理的價值衡量體系，需要在這些工作到了該被轉換時，能及時得到有效的轉換以及對從業者妥善的安排。這對資本主義框架下的社會來說實在過于困難。

我們的國家社會也好，整個人類社會也好，始終遠沒有進入一個憑社會需求合理各司其職，各得所報的理想社會。或者說，這種理想的合理社會反而是無政府主義者們，思想藝術家們，和很多苦于“狗屁工作”的當下青年們所恐懼的。這要求整個社會的治理沒有死角，科學合理，這又變成了很多人恐懼的“大爹”、“大他者”，前面所說的那種“市民階級”無限擴大的精神自由又會非理性的對此產生排斥。

社會的前進步伐就在這里陷入了泥濘。又不想被干涉自由，又需要兜底。于是一種“高保障無政府主義”許愿又開始大行其道，成為眾多媒體和學術快餐生產者們競相輸出的流量內容。

沒有理想的勞動，但有更公平的勞動

抽象的理想勞動狀態的哲思并不能改變現實的復雜和困難。還是拿阿倫特來舉例。她將勞動從重復到創造的過程理解為藝術的原始沖動。她用匠人來說明，匠人在重復制作東西時是工作而非勞動，當匠人在長年累月凝視自己的制成品，自己的造物的過程中，開始疲于重復性機制帶來的單調感，產生了超出自己謀生所需的想法，就會打破過往對工作的認知邏輯，會去試圖創造對謀生而言最無用，但是對生命而言最持久的東西。這也許就是藝術的原始沖動。

這種思考確實展現了有效勞動的一種可能形式，但是這在現實中是不可及的，阿倫特無論提到的無論是匠人還是藝術家，都依賴資源網絡的支撐和庇護。“閑暇”和“創造”本質是一種特權，你在閑暇創造時，就會有別人在重復搬磚為你的閑暇提供支撐。除非在某個理想社會中，大家一三五去搬磚，二四六去創造，周天睡大覺，或者大家平等的輪流去掃廁所。

在阿倫特的時代，政治哲學對技術還不感興趣，也無法超脫時代的認知局限去暢想。于是阿倫特在草草點了也許可以通過技術解決之后，就直接轉向了關于行動網絡的論述。

今天隨著AI的爆發，我們已經有了前所未有的技術。那么問題解決了嗎？目前還沒有。AI本身掌握在平臺資本主義的手中，在工作場域施加監控和數字指標的高壓力，在生活領域把所有人囊括進平臺的內容數據流中，充當無償的數據工人，就像刷社交網絡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工作。

用數據算法制造看似有趣但尤為乏味的輿論沖突，把每個人的表達欲和分享欲也變成一種數字勞動，仿佛除了睡眠以外，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消費增殖鏈條中慢慢歸于一體，當然腦機接口出現后，睡眠也許都不是你自己的。

這種擔憂或許迫在眉捷，或許言過其實，總歸，可能性在于我們如何選擇。往壞的方面想，一方面，是西方已經從現代理性的高峰不斷滑向理性崩塌，社會治理失序；一方面是中國和日韓類似的后發高速增長地區，在實現經濟增長奇跡的同時處于一種被壓縮的現代性中。西方現代社會目前出現的種種內在矛盾，如果不加干預，在后發地區的壓縮的現代性中更是會矛盾集中性地展現、暴露甚至交疊。

這會導致社會精神狀態不穩和價值模因沖突日趨激烈的同時，卻建構不出任何有效的東西。最終，“狗屁工作”們將從現代社會的必要產物徹底走向反面，掏空公共生活的內容以及社會再生產的動力，讓整個世界陷入一種長久的倦怠和脆弱中。或許，這也是我們理解西方這些年加速去工業化現象的一個有效角度。

往好的方面想，相比已經深陷資本主義晚期階段的西方來說，我國起碼目前還有著直面問題和解決的內生動力和能力，事情還沒有走到不可挽回；即使技術已經極大進步了，我們可能還是無法想象一個能讓每個人都心情舒暢的工作環境，以及一個有創造性和自足感的不令人乏味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樣的，但我們的社會還是有能力去想象一個通過全環節生產要素貢獻計算工作回報，而不是任憑哈耶克大手去定價的更公平的勞動工作環境，以及相應的社會運行的新形態。

就整個第三世界而言，面臨的問題還是處在國際分工秩序底部，勞動和工作沒有合理回報，遠沒到談論是需要重復還是創造的時候。甚至，第三世界的重復勞動同時撐起了發達國家大量“狗屁工作”與“創造性勞動”的存在基礎。對于第三世界來說，打破這種這種不平等的勞動價值秩序才是真正的有意義。這也是我們的世界還有變革的內生動力的希望所在。

終究，要看我們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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