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漢司馬遷開創紀傳體史書體裁以來，中國歷代都將修撰紀傳體正史視為國家大事，宋代形成了“十七史”，明代有“二十一史”，清代乾隆時最終形成“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作為記載中國悠久歷史最系統、最權威的核心典籍，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修史傳統，是深入研究中華數千年文明史的基本依據。

2007年中華書局啟動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2013年開始出版第一種成果《史記》，此后不斷推出新的史書整理本，取得的階段性成果產生了廣泛影響。

我本人在2006年參加了這一項目啟動的專家論證會，會后又曾針對修訂工程的一些具體問題提出過建議。此后承蒙修訂工作主事者的信任，我有幸承擔了《舊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三史的修訂主持工作，其中兩《五代史》已于2015年8月順利出版，《舊唐書》修訂工作仍在加緊推進。

“二十四史”修訂工程專家論證會（2006年4月）

今年，兩《五代史》修訂本出版已有十年，《舊唐書》修訂也將進入收尾階段，我受光明日報“叢書叢談”欄目之邀，談一談對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個人理解和體會。

1.傳承正史修撰傳統，

總結古籍整理經驗

“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1958年毛澤東主席指示點校“前四史”；新中國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重點規劃中，已經將點校“二十四史”列入計劃。20世紀50—70年代，中華書局組織全國百余位學者，歷時二十年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為此后數十年的古籍整理事業奠定了基礎，確立了范式，樹立了標桿，也深刻影響了文史學界的研究面貌。

1973年春，參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的部分學者和編輯合影。其上文字為啟功手書。

點校本“二十四史”通行數十年后，我們意識到點校本“二十四史”在新的歷史時期，仍存在進一步完善的空間。逐步開闊的國際視野，使我們了解到海外還有許多史籍善本的存在，各斷代文史研究在基本文獻的考訂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這些都要求我們既要繼續前輩學者恪守規范、謹慎取舍的治學傳統，同時完整利用傳世善本并充分吸取學界已有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保質保量地完成新的修訂工作。

我本人承擔的三部史書中，《舊唐書》《舊五代史》兩部的原點校工作都是由我所在的復旦大學中文、歷史兩系教師承擔，其中許多都是我的老師，更讓我覺得責任重大。本人有《舊五代史新輯會證》作為基礎，在《舊五代史》修訂的前期準備方面最為充分；而《舊唐書》也因多年前曾有兩《唐書》本傳考證和《唐史長編》的編纂設想，在他校文本的準備方面有較宏大的格局。

目前修訂工作已經進展多年，兩《五代史》出版后得到了學界認可，但是由于《舊唐書》所涉文本問題極繁復，今人研究極豐富，修訂工作量大事繁，尚未最終定稿。我們深知學界對此矚望甚殷，目前正全力推進，盡可能圓滿完成。

兩《五代史》

2.提升文史研究水準，

探索文獻整理范式

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推進了十余年，全社會已經普遍認識到修訂工程承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但是關于修訂工程的一些工作原則，普通讀者甚至學術界或許不夠明晰，有必要反復重申，進一步明確正史文獻整理的學術追求。

首先，本次修訂特別重視善本利用和版本對校。以《舊唐書》為例，原點校本以岑氏懼盈齋刊本為工作本，當時是考慮到該本訂正了宋、明本的許多版刻誤字，同時又有清羅士琳《舊唐書校勘記》廣校群書的研究基礎。當代學者則指出該本對《校勘記》的利用并不充分，且繼承了武英殿本的許多誤改文字。本次《舊唐書》修訂，決定改用百衲本為底本，并通校了百衲本所據底本——宋本和聞人詮本，一方面訂正了百衲本修潤造成的失實，一方面補校了百衲本沒有影印的聞人詮本。同時還將湖南圖書館藏葉石君校本、上海圖書館藏明嗣雅堂抄本等重要版本列入參校。版本發掘和對校方面充分的工作，確保了史書修訂的質量。

其次，重視他校、本校及其分寸把握。以“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輯佚書《舊五代史》為例，本書僅存邵晉涵從《永樂大典》中輯佚的四庫館文本，此后各本雖經過多家校訂，錯誤仍然極其嚴重。本人《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在全面利用五代文獻的基礎上，重新輯錄文本，其中特別揭示了《舊五代史》編纂時所依據的五代實錄原文在《冊府元龜》《五代會要》等書中有豐富的保存。但是點校修訂工作，是針對清代輯本，而不是重做新本。在他校方面，也需要斟酌校改尺度，即使在根據《冊府元龜》引用五代實錄的內容可以發現《舊五代史》文本錯誤的情況下，也需要判斷清楚錯誤是形成于薛居正等修史時，還是《永樂大典》錄文之時，或是在清輯本抄寫過程中。

《冊府元龜》

最后，把握校史和考史的分際。唐史研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最有成就的領域之一，在修訂《舊唐書》的時候，我們也全面搜集了最近幾十年與唐史有關的各種出版物、大量期刊論文和我國港臺及日本學者的有關論著，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但是，由于《舊唐書》是以唐代國史、實錄為主要依據編寫而成的正史，而唐代國史、實錄的去取本來就有很嚴格的限制，敦煌吐魯番文書、墓志、碑刻中保存的事件及人物傳記等等，正史不可能全部載錄，因此，我們今天重視新見出土文獻對于唐代文史研究之價值，卻不能要求正史修訂中完全吸收新見文獻考訂的成果。多數情況下，墓志材料等需要與傳統文獻結合后才確定是否據以改字，如果僅有碑志記載，缺乏文獻佐證，絕不輕改。一些學者期待《舊唐書》的點校修訂工作可以提供一個盡可能史事錯誤較少的文本，凡有誤處都給以糾正，或者出校記給以提醒，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認識到，修訂工作必須服從“二十四史”只做校史、不做考史的基本規范，上述期待應該由新的著作來完成。

3.培養文史研究人才，

錘煉古籍出版隊伍

20世紀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出色完成出版工作的同時，也為中國歷史研究和古籍整理事業培養了人才。承擔點校工作的各高校，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和發展，成為國內斷代史研究和基礎文獻整理的重鎮。以趙守儼、宋云彬為代表的中華書局前輩編輯名家，多年獻身“二十四史”點校出版工作，后來他們編輯出版的圖書也讓學術界頗為受益。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工作留影

左起：趙守儼（中華書局編輯）、翁獨健（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白壽彝（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英芳（中華書局編輯）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啟動伊始，總修纂任繼愈先生就曾表示，要像20世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作一樣，借這次修訂的機會，帶出一批青年學者，使他們成為未來古籍整理的中堅力量，保證學術發展薪火相傳。實踐證明，對年輕人來說，這確實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已經有多位青年學者在繁復的工作中受到了非同尋常的歷練，脫穎而出。

我在承擔兩《五代史》和《舊唐書》修訂工作后，復旦大學校領導為我配備了唐雯、仇鹿鳴兩位專職研究人員協助工作。唐雯是我的學生，文獻學基礎較好，而仇鹿鳴則專治魏晉南北朝隋唐政治史，所學可以互補。他們在參與工作后，認真反復學習修訂文件，揣摩原點校本的工作規范和原則，心無旁騖地從事修訂工作。目前唐雯、仇鹿鳴已經成長為在文學、歷史和文獻學研究領域具有專精造詣的學者。

新舊《五代史》修訂組成員在出版座談會上。從左至右：唐雯，陳尚君，仇鹿鳴。

《遼史》修訂組也是這方面的一個典范。《遼史》修訂主持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劉浦江教授（1961—2015），長期從事遼金史和文獻學研究，還具備極強的計劃和組織能力，他通過定期組織讀書班的方式，不僅穩步而高效地完成了《遼史》修訂本，還培養出一批優秀的學生。劉浦江教授不幸英年早逝，但他在生命最后時刻仍堅持完成了《遼史》修訂統稿工作，該書最終由他的學生配合中華書局完成最后的編輯出版環節。點校本《遼史》修訂本出版后，其學術水平和出版質量得到了普遍認可，劉浦江教授的學生們也成長為當今遼金史研究和古籍整理領域的中堅力量。

劉浦江教授在《遼史》修訂項目總結會上

中華書局作為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的出版方，確保整體出版質量方面的經驗是依靠程序管理，在編輯環節執行嚴格的工作制度。修訂工程的每一部史書都安排了責任編輯專人對接，同時由初審、二審、三審組成編輯組，協同工作。具體參與編輯審稿的工作人員，大多是畢業于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高校的碩士、博士，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有豐富的編輯實踐經驗，與修訂團隊、外審專家保持密切溝通，從編輯的角度保證和提升修訂項目質量。此外，每一部史書還會安排責任校對，負責包括底本校對、工作本校對等多個校次工作，保障編校質量高于一般圖書標準。

中華書局以程序制度保證質量的做法，經過多年實踐，的確是行之有效的。在修訂工程的實踐中，中華書局也培養了編輯的扎實功力，通過編學相長提高編輯的學術修養，不僅為修訂工程打造了一支“國家隊”水平的編輯出版隊伍，更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后繼有人。

總之，在新時代的背景下，繼續凝聚學術界、出版界精英力量，在前賢基礎上，做好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打造一套文字更精確、更具學術價值的整理本，是傳承千年修史傳統的當代實踐，對于保護中華民族寶貴歷史文化遺產、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意義重大。我們會本著對國家、民族和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做好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出版工作。

本文原載《光明日報》2025年5月3日6版，原題為《循規范以求新，在摸索中前行》。

作者：陳尚君，系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來源 ：“中華書局1912”微信公眾號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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