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興泉，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大成總所刑事業務部門負責人，上市公司獨立董事，常年研究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案件的預防與辯護，關注民營企業家犯罪現象。曾辦理證券公司單位行賄案、山東某國企單位受賄案、遼寧某企業家騙取貸款案、內蒙某銀行負責人違法發放貸款案等。

攻守同盟，原指國家（部落）與國家（部落）之間訂立盟約，戰時彼此聯合進攻或防衛。現多指壞人互相勾結，為掩蓋罪惡行為而采取一致行動，聯手防止罪惡行為被發現、查處。原成語據考出自《孽海花》，清·曾樸《孽海花》第十八回：“可惜后來伊藤博文到津，何太真受了北洋之命，與彼立了攻守同盟的條約，我恐朝鮮將來有事，中、日兩國，必然難免爭端吧。”

司法實踐中，也經常聽聞攻守同盟的說法。

據中新網2015年報道，中紀委通報指，山西省政協原副主席令政策“存在干擾、妨礙組織審查的行為”。這并不是一個新表述，據中新網記者統計，中共十八大以來，在紀檢部門的公開通報中，至少有二十多名被查官員存在類似行為，其中一些人更是“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據中新網記者不完全統計，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中紀委網站上，至少有17人存在類似行為。

他們中，14人被指“與他人訂立攻守同盟”。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政協原主席、黨組書記楊躍國就是典型例子，被網絡舉報后，他一方面和行賄人訂立攻守同盟，退還部分收受的賄賂，轉移違紀違法所得；另一方面，“上躥下跳”，在組織面前信誓旦旦，甚至還專程到云南省紀委要求組織澄清。云南省紀委“如其所愿”對他進行調查，結果查出了大問題。

云南省曲靖市委原副書記李云忠聽聞風聲后，多次召集老板統一口徑、串供、簽訂虛假投資協議、訂立攻守同盟，企圖瞞天過海、對抗調查。到案后，他自認為作案方式隱蔽，與相關人員做了充分的反調查準備，一開始還不愿意配合調查，然而辦案人員靈活運用證據，兩天就擊潰了他的幻想。

近幾年，關于攻守同盟、對抗調查的報道更不在少數，如一些報道有類似表述：“經查，XX對抗組織審查，在組織談話時不如實說明問題”“為掩蓋其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與特定關系人串供，對抗組織審查”……

究其原因，每個人在做了壞事（此處的“壞事”評判標準，應以行為當時的社會道德水準、法律法紀規定等適時評價）時，不想被發現，采取一切手段進行隱瞞遮蓋，乃是天性使然，但聯合、誘惑甚至是威脅知情人統一口徑，采取一定的措施對抗職能機關調查，則是這種天性的進一步展現，是一定膽量驅使下的進一步違法違紀違背道德的行為。

觀察這些年來的司法實踐，攻守同盟有多種表現形式，簡述幾種如下：

一是互相串通，多人對原始案情進行編造、否認，混淆事實真相，達成一致。如某派出所原所長邱某、黃某案件中，該派出所有10余人涉案，在事關大家共同的腐敗利益驅使下，這些民警訂立攻守同盟，對抗調查。2018年3月，在邱某被監委采取留置措施后，黃某便與民警一起商討對策掩蓋罪行。在黃某被采取留置措施后，該派出所在職的領導仍然多次組織民警進行串供，繼續對抗調查。

二是偽造“合法證據形式”，掩蓋事實真相，如受賄一方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調查，為防止受賄事實被發現，協商給輸送利益一方出具借條、借款合同、共同投資合同等，將受賄行為包裝成合法的民事行為方式。甚至在被采取留置措施后，由近親屬找到輸送利益的一方，臨時補充“證據”，提交辦案機關，以證實其收受賄賂的合理性、合法性。如在某官員受賄案中，其收受某企業家100萬元的事實，因為給企業家出具了借條，對調查機關辯稱是借款，堅決否認受賄，但經辦案人員調查該官員借款時間段前后的家庭收入狀況、資金流水去向以及其利用職權為該企業家提供幫助的多起事實，證明了該官員根本沒有借款的任何需要，在對企業家耐心開導下，企業家也向辦案人員說出了真實過程。

三是阻止他人揭發檢舉、阻礙舉報。如某市原宣傳部部長王某因涉貪腐，被組織部門約談，面對即將東窗事發的局面，王某立即安排自己信得過的趙某向舉報人通過銀行轉賬支付250萬元“封口費”。令王某和趙某意外的是，舉報人賈某收到轉賬款后，選擇了將該筆款項上交紀委并說明該事實。

四是安排主要證人遠走他鄉，斷掉證據鏈。如某市監委在調查某局長貪腐案件時，告知與其有不當經濟來往的王某立即出國，躲得越遠越好，該局長認為，只要辦案部門找不到王某，無法查證對證，就不能確認他的貪腐事實，而在這段時間里，他認為自己的“后臺”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幫助自己脫離險境。

司法實踐中，攻守同盟的花樣繁多，不再詳述。總之，攻守同盟的存在，明顯助長了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也有的誘發了新的犯罪，甚至造成冤假錯案，或者是導致一些犯罪分子長期不到案，逃脫法律制裁，給辦案造成了一定阻力，增加了司法成本，給司法工作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社會危害性極大。如前述有的本來是證人，因為偽造證據，可能涉嫌偽證罪、洗錢罪或其他罪名，也變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破解攻守同盟方面，辦案機關依法采取相應的對策，力求查證水落石出，以細致的邏輯思維研判案件的每一個細節問題，充分利用偵查技術和審訊藝術，各個擊破，務必查清案件事實。

如在前述第一種相互串通方式中，采取利用或制造矛盾，進行分化瓦解。畢竟在多位串通人員中，它們之間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工作或生活矛盾，包括在該案中的作用地位也不完全一樣，辦案人員可充分利用這種矛盾和差異，策劃審訊技巧，逐個擊破。

在前述第二種以合法證據掩蓋犯罪事實的情形中，最為常見的以借條、借款合同掩蓋受賄事實的情況下，辦案人員通過查詢官員的銀行資金流水去向、家庭經濟收入情況，可以判斷其是否有借款的必要；辦案人員通過訊問嫌疑人為什么向該企業家借款而不是其他人，為什么是這個數額而不是其他數額，為什么有錢了卻不償還借款，包括詢問出借人為什么時間如此之久卻不催促他歸還借款，為什么沒有利息約定等等，完全可以發現不合常理的細節，雙方對此細節肯定不會有一致的解釋。當然，以合法形式掩蓋犯罪事實的表現形式很多，任何一種形式，因為其虛假，就需要用更多的虛假理由去解釋、掩飾，理論上所展示出來的漏洞就更多，一個優秀的辦案人員，完全可以從細節入手，以縝密的邏輯思維、以環環相扣的審訊藝術，發現真相。

依照現有法律規定，爭取罪行輕微一方，充分利用初犯、從犯一方，政策攻心，寬嚴相濟，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破解攻守同盟方式。如在行賄受賄案件中，我國現行刑法明確規定，對于行賄一方，在追訴前主動交代的，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甚至可以免除處罰。依照此規定，針對潛在的行賄一方，告訴其法律規定，曉之以理，動之以情，促使其良心發現，主動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爭取從寬處理，甚至是免于處罰，完全行之有效。尤其是在行賄一方被羈押或留置后，行賄一方面對獲得自由還是頑抗到底，相信多數的人會從自身利益出發，做出正確選擇。根據行賄的法律規定，輸送利益的一方并不是絕對的與受賄一方一起構成犯罪，在有的情形下，輸送利益的一方依法不構成犯罪，則更不必同受賄一方捆綁。

總之，訂立攻守同盟，一定會被優秀的辦案人員識破，被具有卓越辦案能力的辦案機關破解，僥幸心理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