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下旬起，每到入夜時分，便有一部載著神秘木箱的車輛悄然駛出上海江灣的一座宮殿式建筑。

這些木箱里究竟藏著些什么？它們的最終目的地又是哪里？

上海市檔案館收藏的一批歷史檔案，為我們揭開了謎底。

在1937年8月19日的一份文件中，時任上海市博物館館長胡肇椿向市長俞鴻鈞匯報：

自盧溝橋事變以來，以國家處境艱危，深虞本市或致波及，按市府部署，“陸續將館中陳列品之巧小珍貴之品秘密運存較安全地點”，至8月12日，最后一批數百件展品運出江灣，除館舍、全部鋼櫥、家具及其他笨重不易遷移或普通易得之品外，“多經出險，計約占全部陳列品十分之九”。

次日——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日軍戰機對上海進行轟炸，重點攻擊江灣、閘北等地。隨著戰勢愈發激烈，《申報》《大美晚報》《大公報》等報陸續刊發消息：位于江灣的上海市博物館遭日軍轟炸并洗劫。

1937年9月《上海市博物館戰時運出陳列品（玉器、字畫等）清冊》（部分）（上海市檔案館藏）

8年后，終于迎來抗戰勝利。負責博物館復館工作的人員，根據胡肇椿等留下的清冊，來到文物隱藏地點，令人錯愕的一幕發生了——當年掛有博物館銅牌、貼封條的數十個木箱，竟如人間蒸發般消失無蹤。這批價值不可估量的文物究竟流落何處？是毀于戰火，還是遭遇劫掠，抑或另有隱情？通過檔案的還原，一段鮮有人完整知曉的文物爭奪往事，漸漸浮現。

【博物觀復】

上海是中國近代博物館事業的發源地。19世紀下半葉，法國人在此創建了徐家匯博物院（后遷至震旦大學并更名為震旦博物院），這也是中國境內首家博物館。但中國人自主創辦滬上博物館的夙愿得以實現，已是半個世紀之后。

《良友》雜志1936年（第120期）刊發《知識之宮：行將開幕之上海市博物館》（上海圖書館藏）

作為“大上海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市政府于1933年開啟博物館建造工作，次年通過發行建設公債籌募350萬元，其中30萬元指定用于博物館建設。1934年，由董大酉擔綱設計的博物館正式在江灣府前左路（今長海路）動工，與同期建設的圖書館遙相呼應。這座中國宮殿式風格的公共文化場館，對標歐美同類現代化建筑，采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具備防火功能，地下室還安裝有冷暖氣設備。

1935年，上海市博物館正式落成，共設7個陳列室和5條陳列長廊。值得一提的是，陳列尤其注重光源設計，“以多數光線投射在陳列品，而無反光入觀眾眼睛為目的。懸掛繪畫作品處，則由上方側面采光，讓觀眾在陰影中面對亮畫，更加明晰”。

上海市博物館展廳一角（資料圖）

上海市博物館古代青銅器陳列室（資料圖）

在運營機制上，博物館實行的董事會制度在當時也頗獨樹一幟。蔡元培、吳鐵城、潘公展、俞鴻鈞、柳亞子等一批政、商、文化界名流組成董事會，曾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收藏名家葉恭綽被推舉為董事長。此后，又聘請年僅32歲的粵籍文博專家胡肇椿出任首任館長。

上海市博物館設立藝術、歷史兩個部門，分別收藏、展示古代藝術品、古器物以及各類載體的歷史文獻，通過“捐贈、購置、寄存、采集、交換”等渠道來充實館藏。

自清末至全面抗戰前夕，滬上文物界可謂藏龍臥虎，私人收藏達到高峰。1936年初，市政府設宴邀請一批收藏家，動員他們向博物館捐贈、寄存藏品，得到熱烈響應。據報載，僅當年3月6日至12日這一周，就有黃賓虹送存古瓷器、唐寫經及明清書畫等數十件，張叔馴送存漆器，狄平子送存古代人骨及名貴書畫，管復初送存唐宋明瓷器大小四十件，楊氏藏瓷名家楊庶堪送存歷代瓷器多件，吳湖帆送存陶器、書畫、盔甲等數十件。

1937年1月10日，上海市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首日接待觀眾逾萬。此后相繼推出“各國博物館展覽會”“三代古玉及唐代邛瓷展覽會”“海南島黎苗民物展覽會”“鐵路工程展覽會”等。

據當時已加入該館的楊寬后來撰文回憶：博物館在最初便已構建起系統收藏體系，藝術部分的陳列品，有銅器、銅鏡、陶瓷器、明器、墓磚、瓦當、古錢、明清兩代書畫、漢代璽印以及玉器等等。至于石器、彩陶器、漆器、景泰藍、雕刻等，也已搜集到不少精品。歷史部分的陳列品，如銀元、銅元、郵票、服裝、發髻以及上海文獻和石刻碑帖之類，也都有了相當的規模。

1936年，葉恭綽（左）與胡肇椿在上海市博物館展陳布展現場（資料圖，攝影：趙定明）

【戰火之殤】

不幸的是，這座美輪美奐的博物館開館僅7個月，日寇的炮火就打來了。

1937年7月7日，上海市博物館以一場備受矚目的“上海文獻展覽會”迎來高光時刻。展覽匯聚滬上及周邊十縣乃至全國的典籍、書畫、金石、古器物、鄉賢遺物、史料等，共計六大類一萬余件藏品，被《申報》譽為“上海空前之盛舉”。然而，就在同一天，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在北京爆發。消息傳至上海，已是次日。7月8日，《字林西報》等外文報紙率先披露事變訊息；7月9日，《申報》以《華北形勢突變，日軍炮轟宛平縣城》為題，揭露事變真相，呼吁政府堅決抵抗。消息一出，舉國嘩然，博物館館長胡肇椿的心頭蒙上了一層陰云。

不久，擔憂便得到了印證。7月中旬，胡肇椿受命前往市長俞鴻鈞辦公室密談。據檔案記載，俞鴻鈞要求“一方上海文獻展覽會趕辦結束，一方館中回復原狀、照常開放，同時復陸續將館中陳列品之巧小珍貴之品秘密運存較安全地點”。

胡肇椿迅速行動：7月18日，“上海文獻展覽會”提前閉幕；7月19日，博物館停止開放六天；7月25日，博物館重新開放。

與此同時，位于法租界勞利育路（今泰安路）衛樂園六號的博物館辦事處，也成為文物轉運的樞紐。大批珍貴文物源源不斷從江灣秘密運送至此，其中既有館藏，也有展覽會暫借的珍品。館員們日夜不停地忙碌，一邊將借展品物歸原主，一邊抓緊對館藏清點并登記造冊。

8月13日，“八一三”戰事爆發，日軍轟炸機呼嘯而至，江灣、閘北等地成為重災區。此后幾個月，中國軍隊節節敗退，各個區域逐步被日軍占領，博物館館舍也淪為焦土。11月11日，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區全部淪陷。面對動蕩局勢，葉恭綽與胡肇椿也萌生去意，前者避居香港，后者返回廣州。臨行前，胡肇椿密會震旦博物院院長鄭璧爾。11月中旬，衛樂園封存的數十箱文物，被運往震旦博物院的屋頂儲藏室。胡館長指定歷史部主任陳端志等六人作為保管小組留守上海，暗中守護文物。

被炸毀的上海市博物館（資料圖）

籠罩在“八一三“戰火硝煙之中的上海（資料圖）

【奪寶暗戰】

上海淪為“孤島”后，守護文物的六人小組苦撐數年，終因各種原因，漸行漸遠，分崩離析。

1942年春，一封密函被送至偽上海市政府市長陳公博的案頭，陳公博讀信，先是驚愕，轉又面露喜色。呈信者稱：當年盧溝橋事變突起，為保藏國粹，市博物館將貴重物品逐批運出，后裝箱寄存于法租界安全地點。

陳公博命人速與密告者聯系。沒過幾日，偽政府一名法語翻譯汪桂珊奉命趕往震旦博物院，向館方表示要收回早前市博物館所寄存文物。館方獲悉其來意后，聯絡法租界巡捕房到場處置，因拿不出正式公函，汪桂珊只得悻悻然離去。

當時，法租界雖未被日軍直接占領，但其實際控制權已落入日本勢力范圍。數周后，在取得日本憲兵隊支援，并獲法租界巡捕房督察核準后，偽政府總務官員鄭武奎率隨員、雜役共十余人，在汪桂珊陪同下，駕駛兩輛卡車、一輛轎車再度造訪震旦博物院。與他們同行的，還有多名全副武裝的日本憲兵。

如此陣勢令震旦博物院工作人員不寒而栗，只得聽命行事，將來人帶上存放文物的頂樓儲藏室，數十個大小不一、標有“上海市博物館”銅牌的木箱，赫然呈現在眾人面前。

汪偽來人如獲至寶，在日本憲兵隊和法租界巡捕的共同監視下，開始逐箱搬運下樓。就當鄭武奎等為珍寶即將得手而竊喜時，未料竟遭遇“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變數。日本憲兵隊負責人突然喝止中國雜役的搬運，煞有介事地要求鄭武奎當面點清箱數、加貼封條，并宣稱這批文物屬于敵產，最終處置權將交由日本方面的敵產管理委員會來裁決。就這樣，這批文物在轉運途中被日方強行截留并封存了。

汪偽政府煞費苦心，經過多方斡旋交涉，直到近一年后才獲準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這批文物，用以籌建偽政府博物館。但在日本人經手期間，文物究竟輾轉何處、歷經怎樣的周折，終究成了懸案。

【歷劫回歸】

待這些珍寶再次回到眾人視線之中，已是數年以后。

抗戰勝利之初，國民政府重返上海開展各項接收工作。當年曾協助胡肇椿進行戰前文物轉運的楊寬，經葉恭綽推薦，參與市博物館復館事宜。

1945年10月，楊寬等持市教育局公函前往震旦博物院接收寄存文物。面對問詢，震旦博物院職員言辭閃爍，不得不坦陳當年被迫交出文物的實情，同時還拿出了保存已久的證據——汪桂珊留下的一張名片，其住址標注為康悌路（今建國東路）435號。

數日后，汪桂珊被警方傳訊。此外，當年親歷文物被劫奪的震旦博物院職員王子恭、法租界巡捕房副督察拉蒙等證人也相繼接受問詢。

面對警察的審訊，汪桂珊堅稱自己僅擔任翻譯，所有文物轉移及保管的行動均由汪偽政府總務官員鄭武奎進行操控，汪偽政府后續專門成立保管委員會，由趙尊岳、華某、徐某、鄭武奎、黃丕丞擔任委員，自己也從未參與其中。關于汪桂珊所說的主事者鄭武奎，經警察局進一步調查，查實其早年因舞弊案發，在汪偽時期便入獄，此時已不知所蹤。對于文物的下落，汪桂珊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可能就藏匿于偽市政府總務部門位于白利南路（今長寧路）的倉庫。

直到1946年1月，在歷經數個月的找尋、斡旋后，楊寬等復館人員才拿到批文，得以獲準進入白利南路原汪偽政府倉庫，并發現了貼有汪偽政府封條、標識“上海市博物館”銅牌的木箱。在警察局、教育局、市府秘書處的三方監督下，工作人員耗時兩天，完成各項文物的啟封、點驗與移交。據檔案記載，共查獲“大小39箱及其他雜物（書箱散裝及鋼椅、屏風等）”。

歷經日本侵略者、汪偽政府的雙重劫掠，這些文物是否就此完璧歸趙？答案著實令人嘆息。經過復館人員重新編造清冊、登記核對，尋回文物總計12508件，與1937年遷移時的原始清單對比，散失文物竟達16568件！

厚厚一疊近六十頁的散失文物清冊，更是讓人觸目驚心：書畫類25件、銅錫鐵器類270件、陶瓷器類808件、明器類42件、貨幣郵票類2873件、服飾類4491件、化石玉類221件、歷史文件594件、拓本照片類4565件、雜件2589件……其中包括董其昌、文徵明、石濤、沈周、陳洪綬、鄧石如等書畫大家的珍品。

如此多的珍寶在戰火中流散，造成的損失難以估量。每一件文物“消失”的背后，不僅僅是器物上的被掠奪，更是日本侵略者肆意摧殘中華文化記憶的見證，銘刻著中華民族近代史上的苦難與危亡。

1946年5月，上海市博物館在北四川路重新開館，更名為上海市立博物館，楊寬被任命為館長。據檔案記載，因館舍很小，經費極少，復館后僅設立金石、陶瓷、明器三個陳列室及歷史文獻廊，不復當年光景。

三年后，上海迎來解放，博物館事業也進入一個真正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1949年6月，上海市軍管會接管上海市立博物館。9月，上海市立博物館更名為上海歷史博物館；1951年11月，該館并入上海博物館籌備委員會。195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正式開館。

參考資料： 1、上海市檔案館館藏相關檔案。 2、楊寬著、賈鵬濤整理：《楊寬學術隨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 3、范春榮：《上海市博物館大事記要（1933—1948）》，《中國博物館》，1991年第2期。 4、黃薇：《近代上海地區博物館的現代化轉型與發展》，《博物館學研究》，2025年第1期。

原標題：《【海上記憶】抗戰時期上海市博物館珍寶離奇失蹤之謎》

欄目主編：沈軼倫 文字編輯：沈軼倫

來源：作者：周曉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