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解讀《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第五、六章。

隨著孫少平莊嚴地把正式工作后的第一個月一百三十元工資里的五十元寄回雙水村，路遙的筆也順勢回到了那里。

這是一九八二年，整個黃土高原全部實行了生產責任制，雙水村盡管“在外觀上看不出有多大變化。山還是原來的山，人還是原來的人，東拉河依舊唱著它不倦的歌謠淌過這個平凡的村莊”，但已經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大部分人再不為吃飯而熬煎了。

書上說：僅此一點，就不能不使人百感交集地喊道：天啊……

值得思考的是：

這一切變化都是在短短一兩年中發生的；要知道，我們曾幾十年鳴雷擊鼓搞農業，也沒有能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

這實在是革命性的變化。但還是有問題隨之而來，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大部分人缺錢花”。

買化肥要錢，買牲畜農具要錢，給兒女們買一兩身時新衣裳要錢，像鄰居一樣添置一件新時代的小玩藝兒要錢……

糧食是人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種出來的，錢卻是要通過交換產生的。于是“莊稼人不得不又把囤里積攢下的糧食，扛到石圪節的自由市場上去賣掉”……

對大部分農民來說，賺錢只有這一個辦法。對他們來說，“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種，多收獲一些糧食是不成問題的；這是祖傳的專業和本領，他們信心十足。但要在土地之外再打點別的主意，那就不是什么容易事了”。

也正因此，想要把光景過更好一些，卻也是很難。自古到今，見過賣自家種的幾畝地的糧食能發財的嗎？

要發財，還得是那個把“踢飛腳的家伙”，他們“早已不靠土地吃飯了。做生意，跑買賣，搞副業”，人民幣在手里嘩嘩響，愛得眾人眼睛都紅了！

這樣的能人，其實基本上也是集體時代的風云人物。

第一個是孫少安，他已經用機器辦起了磚瓦窯，并且第一家在村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

第二個是村支書田福堂，跑到原西城里當起了包工頭。

第三個是副書記兼村長金俊山，買了十幾只奶山羊，和教書的兒子金成合伙喂養，去年秋天就向石圪節的機關賣上了羊奶，據說收入很可觀……

按書上說的，是“有能耐的人什么時候也有能耐”。

還有一個三十五歲的大隊支委田海民也搞創業了，并且對雙水村的人來說比上面幾位從事的行業更有沖擊力：挖池養魚。

田海民在莊稼行里屬平庸之輩，一直靠做大隊會計算滿工，加上他岳父在米家鎮公私合營門市部賣貨，家底厚實，三五十塊的錢常支援他，媳婦銀花又出身于經營者家庭，很會計算，因此小兩口的光景一直在村里拔尖。

實行責任制后，田海民的家境雖未衰敗，卻也沒了發展，自然也眼紅孫少安等人的發跡，所以也尋思著找一條出路，啟動資金有一千多塊存款（在農村是個了不起的數字）。

田海民得著了一本養魚手冊，夫妻倆研究了一夜后，決定養魚。

他們這個決定震驚了雙水村。

因為在那個年代，“黃土高原山鄉圪嶗的農民，從來沒有吃魚的習慣——別說吃了，許多人連這玩藝兒見也沒見過”。

但這正如有個段子講，有兩個鞋子推銷員到了一個地方，發現這里的人都不穿鞋，其中一個感到很沮喪，另一個卻感到很高興：市場空間很大啊！

田海民夫婦有遠見，雖說因為這里人不愛吃魚，因此本地很少有人養魚，但是并不意味著沒有吃魚的；村里人不吃魚，他們可以賣給城里人！“現在這社會，四面八方門戶大開，原西城里天南海北的人都來，吃魚的人有的是”。

田海民還經過市場調研，“已經在城里打探過，好幾個飯館都提出，只要他有魚，有多少盡管往來拿”。

于是田海民的魚塘就開挖了。他是支委，審批很順利，費用很便宜等等，那就不消細說了。

總之，雙水村往日是田福堂和孫玉亭這些人在此翻云覆雨，而現在又是孫少安和田海民這些人在大顯身手，也算是一代新人換舊人了。

說到這里，是不是覺得田海民還不錯？應該說是不錯，不過他有一個問題，是不能讓男同胞們茍同的。

那就是太怕老婆了。

怕老婆沒關系，但怕到連自己父母的死活都不管，那就成問題了。

田海民的老婆銀花很精明能干，可是在對待長輩這事上確實是過分的。

田海民的父親田五快六十了，擅長唱信天游，是個“熱鬧人”，但其實背后苦樂自知。除了海民這個兒子，他還有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兒，全靠他“一個人在山里掙命，勉強能糊住四張嘴，手頭緊巴得連化肥也買不回來。兩個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像樣的衣服，經常破衣連身”。

他的兒子海民不管他。準確地說，“不是兒子不想管，是兒媳婦不讓兒子管”。

田五的哥哥，也就是田海民的伯伯田萬江呢，“日子過得比他還恓惶。田四的三個兒子都另過了光景，一個個老實巴交，都拉著一窩兒女，根本不可能照顧他們。老兩口窮得連口鍋也買不起，一直用一只漏水的破鍋做飯”。

趁著海民要養魚，老兄弟倆就想著到他那兒攬工，掙點錢，可是海民媳婦不同意，海民也就不敢答應。也不是說海民全無親情，他倒是想著“在自己賺下錢后，背著銀花偷偷給他們幫扶一點”的。

可是“遠水難解近渴”啊。

路遙倒是表示同情的：一個男人活到這種地步，那痛苦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

只是味道有點酸。

結果老哥倆沒辦法，只好去求少安了，希望能到他的磚場去打一段零工，賺點化肥錢。在他們的心里，“少安人雖年輕，但為人做事都很寬厚，說不定能同情他們的處境”。

問題是少安卻是真的不能容納他們。

因為出于同樣目的來找他的，并不止田四和田五，還有村里好多人。

但他都婉言拒絕了，“不是他不同情左鄰右舍的困難處境，而是他實在無法滿足他們的愿望”。看看他的情況吧：

他雖然買了一臺不大的制磚機，開了兩個燒磚窯，但用不了多少人手。除過他夫妻外，已故田二的憨小子常年在這里干活。操縱制磚機和燒窯的師傅，是他出高工資雇用的河南人。把村里這些人收留下，他根本開不起他們的工資。就是現在，盡管村前莊后傳說他發了大財，實際上一月下來也賺不了多少。到目前為止，還過當年搞設備的貸款及其利息，他手頭只有一兩千元的現金積蓄。

就他個人而言，和當年相比，那的確已經是天上地下了。但是，他的事業仍然是初創階段，并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成了“大財主”。

事實上，少安確實也是能量有限，他親姐姐的日子還過得一如既往地爛包呢（“王滿銀一年四季跑得連個蹤影也找不見，全靠姐姐一個人拉扯兩個孩子”）。

所以，對鄉親們的求助，少安實在是愛莫能助。

但少安卻又是個自掃門前雪的人。“不管他自己將如何發達起來，他永遠不會是那種看不見別人死活的人。他那辛酸的生活史使他時刻保持著對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體會”。

所以當人們上門求助，他多少還是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表達一點心意，比如借幾塊錢（實際上也等于是送），比如田四田五，他也給了他們每個五十塊錢。

五十塊錢，正是孫少平第一個月的工資扣去其他花費后寄回家的數目，而他一個月的工資是一百三十元；少安一下子送出了一百元。向他借錢的，可不止是這兩位老人。

少安好像天然地有一種責任感，就是要盡力幫助別人。

他對田海民的做法產生了看法，覺得有責任幫田四田五找海民說一說。這在他，是出于一“義氣”的沖動，在海民，卻成了一種居高臨下的“教訓”了。

海民是用譏諷的口氣回復少安的。他主要說了下面幾層意思：

天下怕老婆的不是我一個人，少安自己當年分家，就是因為拗不過秀蓮；

各家都有各家的難處，別吃飽了沒事瞎管事，你少安如果有本事，你積你的德我沒這本事；

你少安已經鬧出名堂來了，能說這號硬氣話，我才剛起步，積蓄全投進去了，連一分錢的利也沒見，養魚又是技術活，老八輩子誰都沒弄過這事，如果失敗了，老人跟著吃虧怎么辦？

應該說，田海民說得挺有道理。盡管這仍不能成為他不照顧自家長輩的依據，但足以讓少安啞口無言。

但少安的與眾不同，卻在被田海民譏諷后更加凸顯出來了。我們看他是怎么想的：

誰來關心這些日子過不下去的人？村里的領導都忙著自己發家致富，誰再還有心思管這些事呢！按田福堂的解釋，你窮或你富，這都符合政策！政策是政策，人情還是人情。作為同村鄰舍，怎能自己鍋里有肉，而心平氣靜地看著周圍的人吞糠咽菜？這種樸素的鄉親意識，使少安內心升騰起某種莊嚴的責任感來。

空想沒用，他要把這種樸素的鄉親意識落實到行動上。他要采取的措施，是擴大磚場，把現有的制磚機賣掉，買一臺大型的，再多開幾個燒磚窯，那樣就需要更多的勞力了。

注意少安要擴大產業規模，并不是為了多賺錢，而是為了多給困難的鄉親人賺錢的機會。

這時的孫少安，是不是特別像京東老板劉強東？

劉強東也是來自農村，他比少安幸運的是，他由鄉親們湊錢上了大學，而少安只讀到高小畢業，小升初考了全縣前三名卻沒機會繼續上學。

他們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格局都很大。

劉強東把事業做大了，他回報社會的能量更大、范圍更廣，少安終究只限于他那一方狹小的土地，但性質卻是一樣的。

總之，孫少安要爭取多為鄉親做好事。

少安估算了一下，要擴大磚場，將現有設備賣掉，加上那點積蓄，要擴大磚場，少說也還得貸款一萬塊錢。

這一點他倒不怕。他“已經不是那個借一二百塊錢還心驚膽戰的孫少安了——他手里已經倒騰過大宗的票子”。

從家人來說，父親孫玉厚已經對他有了充分的信任；妻子賀秀蓮更是沒有意見。她“不僅信任丈夫的謀略，而且有點崇拜他”，因為“幾年來的事實證明，只要丈夫決心搞的事，最終沒有搞不成的”。

不過秀蓮的同意是有條件的：少安得答應她再生一個女兒。兒子虎子已經快滿五歲，秀蓮一心想要個女兒。在計劃生育的背景下，她寧可不上戶口、罰款也要生。

完成一個“好”的夢想，完全可以理解。

少安答應了她的要求，只是把時間推遲到磚場擴建以后。然后就抓緊籌備了。而村里的許多人一聞知消息，立刻重新涌上少安的門，說他的磚場擴大后，無論如何首先要招收他們干活，少安都先口頭答應了。

這本就是他的初心嘛。

有意思的是，這些人中，竟然還包括他的叔叔孫玉亭。路遙這樣寫道：嚴酷的生活不得不使這位無產階級革命家，也低聲下氣地來向“資本主義”求救了。

怎么說呢，貧窮和饑餓不是社會主義啊。

（網圖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