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文學院及伍宜孫書院贊助的“經典的詮釋與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于2025年5月29日至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太古堂隆重舉行。本次會議匯聚全球經典研究領域的26位頂尖學者,涵蓋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東吳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廣島縣立大學等16所海內外高校及研究機構,聚焦經典文獻的跨時空詮釋路徑與傳播機制。會議以開放形式面向學界,通過主旨報告、分場研討與專題對話等方式,深入探討《禮記》《春秋》《荀子》等經典的文本生成、訓詁考辨、數字化建設,以及域外漢籍與漢學等前沿議題,彰顯傳統學術在當代語境下的創新生命力。
會議開幕式,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主任潘銘基教授致開幕辭,其中交代會議籌辦的緣起,并指出了經典作品具備典范性、權威性的意義。同時,經典本身能夠成為經典,重在后世的詮釋與傳播。
第一場討論由南京大學童嶺教授主持。程蘇東教授考察《荀子·禮論》的文本斷裂與邏輯矛盾,發現“貧富輕重”、“王者天太祖”兩段與下文有割裂現象,且相同問題見于《史記·禮書》《大戴禮記·禮三本》,反映戰國秦漢時荀子禮學著作以單篇流傳已存在文本斷裂現象。研究揭示早期文獻流傳的復雜性,為重審今本《荀子》成書及與相關禮學文獻關系提供新視角。
何志華教授運用內證詮釋手段,以《荀子》內部互見文辭考辨義理,并通過篇章對比,揭示其《性惡》篇曲解《勸學》篇部分文本,同時拆解抄襲《儒效》文句,且“性惡”一詞不見他篇,推斷其非荀子親撰,乃后學為抗詰孟子“性善”而作。此研究凸顯《荀子》文本層累及思想張力。
孫顯斌教授回顧古籍知識庫建設路徑,提出“本體+標記”模型構建語義網,并以北大團隊的古籍庫建設實踐為例,指出當前古籍圖文庫發展成熟,但知識庫建設滯后,需結合專業模型彌補大模型缺陷。此研究為古籍智能化提供基礎框架,回應數字化發展趨勢。
吳楚七國之亂是漢初的重大歷史事件,但學界對其起訖日期莫衷一是。徐鼎鼎博士基于地理交通視角,以漢初歷法及郵傳速度推算時間,重新考證這一重要時間節點。研究結合交通路線、行軍速度與文獻互勘,厘清前代記載矛盾,揭示諸王響應的時間差與潰敗的真實節點,為歷史年代學提供新方法論支撐。
第二場討論由北京大學程蘇東教授主持。沈培教授討論針對王家嘴《孔子曰》中的部分簡文進行報告,認為對理解今本《論語》相關語句有幫助作用,對了解《論語》類文獻在傳抄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也頗為有益。
《孫子兵法》是我國著名的兵學經典,從先秦流傳至今,其文本發生諸多變化。蘇芃教授利用銀雀山漢簡本、唐宋政書、類書引文,比勘宋元以降的《孫子》刻本,指出《孫子》文本在先秦流傳至今的過程中存在顯著的世俗化傾向,這有助于反思先秦經典傳播流變的歷史趨勢。
《淮南子》是先秦西漢少有的有系統條理的“大書”,其結構、體例對后世書籍編纂影響深遠。王棕琦教授通過比對篇目結構與術語源流,論證劉向《說苑》的編纂方式實際承襲自《淮南子》,認為后者獨特的“本—末—大本”三層結構深刻影響《說苑》編排,在先秦西漢文獻從單篇文本到系統成書的轉型過程中有重要作用。
第三場討論由香港中文大學張錦少教授主持。童嶺教授由2024年法國吉美博物館的唐代展覽引入,圍繞武則天時代的 “世界主義” 與漢文化圈展開深入探討,從文學藝術、禮法制度、大乘佛教、則天文字四個角度詳細闡述這一時代的特質與影響,并指出其獨特多元文化融合特性以及對后世的深遠影響,展現了這一時期在世界史和漢文化圈中的重要價值。
林麗玲博士深入探討《朝鮮王朝實錄》的編纂與流傳背景,通過對該書引用《史記》《漢書》等文獻的具體分析,指出漢籍史書在李氏朝鮮具有歷史傳承、科舉教育等方面的崇高地位,對朝鮮文化和政治產生深遠影響。
劉祎博士以中古類書為中心,以外部流程、早期類書中不同形態的注釋、敦煌吐魯番類書中的“敘”等內容,聚焦于早期類書的生成過程。他認為,編者在早期類書的編纂過程中,不僅是文本的摘錄者,更是積極的闡釋者與創造者,早期類書實為“編述一體”的結果。
第四場討論由香港中文大學沈培教授主持。工藤卓司教授梳理大正時期日本《論語》日譯成果。先介紹該時期社會背景與思想潮流,后按時間順序分析不同時段《論語》日譯著作的作者身份、翻譯特色及與當時思想的關聯,總結其特點與意義,指出這些成果對理解《論語》的“普及化”“通俗化”“大眾化”傾向有重要作用,也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鰲頭注”是明代短暫流行的刻本書版式,在中國衰落后卻受日本漢學家青睞。潘超教授對這一版式進行了系統梳理,并指出“鰲頭注”被改造成適應日本閱讀習慣的形式而廣泛出版,乃至引發“猶虱著衣”爭議,它在近代又被日本重新利用,成為啟蒙教育和傳播知識的重要形式,體現漢籍文化在異域的新生。
日本漢學家荻生徂徠《讀荀子》開日本荀學風氣之先,但也限制了《荀子》的闡釋空間,后學片山兼山《讀荀子抹》直溯先秦諸子,成功打破古文辭學派復古之界限。張錦少教授通過對兩書的研究,指出日本詮釋理路與清代學術相似但更早發生,但在時間上較清人更早直溯先秦,足證片山兼山及其著作對日本荀學的貢獻。
第五場討論由香港中文大學潘銘基教授主持。陳壽《三國志》中使用了諸多經學概念和詞匯,如軍事詞語即大量承襲自《左傳》,林盈翔教授的研究表明,《左傳》的軍事用語在《三國志》中被頻繁化用,占比高達三分之一至半數,這體現陳壽經學對其史學創作的深度影響,展現經學與史學的交融態勢。
黃若舜教授深入探討董仲舒學術思想的源流,考證其兼習《谷梁傳》的影響,分析其對武帝中朝學術及吾丘壽王的傳承。研究顯示,董仲舒的思想融合《公羊》《轂梁》義理,在民本與尊卑意識方面受《轂梁》深刻影響,并通過弟子群體推動武帝時期學術與政策發展,揭示其學術傳承的復雜性。
傅斯原教授探討《左傳》中“無經之傳”的本質與作用,分析其在補充經文缺漏、構建敘事模式中的關鍵角色,她指出,“無經之傳”是重要的釋經文學手段,它們通過三類不同的方式補闕,使《左傳》更具連貫性和邏輯性,與經文共同構成完整的春秋通史。
第六場討論由中國科學院孫顯斌教授主持。樊波成教授通過文本校讀與義理分析,深入探究嚴遵對《老子》的獨特闡釋,對比王弼等注釋,揭示嚴遵的思想不僅傳承先秦道家傳統,且對漢唐道教的發展影響深遠。樊教授同時呼吁回歸先秦漢唐道家傳統,以還原《老子》思想原貌,對當代道家學研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陳玉衡博士以“互見文獻”方法分析《淮南子·道應》篇與《呂氏春秋》“故事”引用的重合情況,發現《淮南子·道應》篇中“故事”與《呂氏春秋》存在大量重合,部分重合“故事”較罕見,且二書對同一“故事”的詮釋存在差異。文章推測《淮南子》在編撰時特別參考《呂氏春秋》的“八覽”部分,并認為《呂氏春秋》在漢初可能以分散形式流傳。
于鬯《香草續校書》對《呂氏春秋》的校勘,有對高誘注有所取舍、并另立解說的特點。伍亭因博士評估于鬯校注在清代《呂氏春秋》學中的價值,指出于鬯在校勘中既采納高誘注,也依據其進行再校勘,并在必要時提出新解。同時,伍博士亦指出于鬯著作的貢獻與不足,為理解清代學術發展提供重要視角。
潘惠婷博士探討荻生徂徠對荀韓學說的傳承與重構,分析其在德川時代儒學發展中的角色。文章指出,荻生徂徠通過批判朱子學,倡導古文辭學,重新詮釋先圣之道,并結合現實政治需求,推動學術與政治的結合。他的學術貢獻不僅拓展了德川時代的學術研究范圍,還促進了中日學術交流,對日本實學思潮的興起有重要意義。
盧文弨為清代著名考據學家,以校勘古籍聞名于世。潘銘基教授通過詳細分析其校勘方法、特色及實例,揭示盧文弨校勘賈誼《新書》的價值與局限,指出盧文弨以宋本為依據,兼取眾本之長,重視前人成果,在揭示句讀、校勘為主兼及釋義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也存在好改《新書》、缺乏版本依據等問題。潘教授最后總結盧文弨校勘工作的意義,肯定其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第七場討論由香港中文大學何志華教授主持。“三皇五帝”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概念之一,但今人對其語源多不詳悉。張宗品教授探討三皇文獻的演變及其在《三皇本紀》中的體現。文章指出,三皇文獻源于戰國、受漢代緯書影響而作,在后世史家、理學家不斷改造下,漸成傳統文化的共識。三皇文獻從諸子傳說、緯書、雜史到史學正統之演化,體現早期的傳說如何轉化為歷史常識乃至文化信念的基本過程。
舒芬(1484—1527)為明代重要經學家,以研究“冬官”未亡聞名,著有《周禮定本》,主張還原《周禮》舊貌、發明其深意,但清代四庫館臣、現代學者均對其評價不高,遂至湮沒。梁德華博士深入討論舒氏治《周禮》的特點,指出其《周禮定本》對宋、元、明三代“冬官”未亡的觀點均有辨正,并闡釋《周禮》經文微意的價值,從而補充相關研究之不足。
李洛旻教授深入探究《晏子春秋》中的禮學思想,詳細梳理該書對“禮”的多維度詮釋,重點分析《晏子春秋》中關于禮的實踐應用、權變原則,及其在喪禮、音樂觀等方面的體現,指出《晏子春秋》對先秦禮學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王利教授考察日本學者安井息軒的《尚書》學代表作《書說摘要》,以首篇〈堯典〉為例,從文獻、方法、思想等層面分析安井息軒之《尚書》學特色,指出此書廣泛吸收干嘉學者,發揮馬融、鄭學之學,可視為江戶考證學派《尚書》研究之經典。
考據字義是釋經的核心之一,歷代經師均需在特定詮釋體系中彌縫經義,使經文契合各自的思想脈絡。劉璐博士以《禮記·檀弓上》“三不吊”之“畏”義的釋義流變為核心,將詮釋差異置于經學發展歷程中考察,指出同一文本因應不同學術思潮,衍生互異而并存的詮釋,釋經則是詮釋者對話傳統的過程,不僅繼承、修正權威注釋,亦對時代問題有所回應。
總結
為期兩日的研討會以多維視角描繪經典詮釋的學術圖景。參會大作的內容豐富多樣,作者們既表現出文獻精讀和比勘的硬功夫,又透露出數字人文與數據庫建設的新動向;既有針對傳統經典生成歷程的考察,也有對域外漢籍的價值抉發,還有對文獻篇章結構的分析和考辨。此次會議發表的作品在時段上貫通先秦到明清,在空間上橫跨中土與域外,但與會學者的報告均圍繞“詮釋”“傳播”這兩個經典研究的關鍵詞展開。
總體而言,會議不僅呈現了微觀文本研究的精密深度,更構建了經典詮釋與當代技術、思想史及區域研究的對話橋梁。閉幕之際,籌委會主席潘銘基教授強調,本次會議通過青年學者與資深專家的思想碰撞,再次印證了經典詮釋的永恒活力,其成果將為傳統經典的研究提供關鍵方法論參照,亦為全球漢學協同創新鋪設新徑。
來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潘銘基、劉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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