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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郭瑞祥

　　與明朝相比，宋朝皇帝對相權的肢解和抽空比較隱蔽，不容易看得清晰，有時候還會令人產生南宋相權強大的錯誤認知。從北宋前期開始，皇帝就用個人化的手段打擊相權，宋神宗變法后用制度瓦解相權，宋高宗令宰相空心化，人們不再將皇帝和宰相視為兩種機構，南宋宰相的威勢不過是因為代行皇權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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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相秦檜的淫威

　　宋初，海南島設四個州：瓊州、儋州、崖州、萬安州；后來儋州改名昌化軍，崖州改名吉陽軍，萬安州改名萬安軍；紹興六年，廢昌化、萬安、吉陽三軍為縣，隸屬瓊州。

　　宋朝不殺士大夫，對文臣的處罰大多為貶謫，罪名越重，貶謫越遠，貶到海南，已是極致。

　　宋朝有六位宰相被貶到海南，分別是盧多遜、丁謂、李綱、李光、趙鼎、胡銓，其中后四位都被貶于宋高宗時期，李光、趙鼎、胡銓皆因秦檜。

　　六人之中，李綱被貶萬安軍（今海南萬寧市），李光被貶瓊州（今海南海口市）和昌化軍，其余人皆貶至崖州（吉陽軍）。

　　崖州后來降為崖縣，直到上世紀中葉，崖縣縣政府駐地搬遷到三亞鎮，八十年代改縣為市，更名三亞市。

　　崖縣原駐地，就是現在的崖州古城。

　　崖州古城向南步行二十分鐘，寧遠河對岸有個名聞遐邇的村莊——水南村。從外觀乍看，綠樹紅瓦，一派現代氣象，只有偶爾可見的老房子，才能讓人泛起古樸的記憶。

　　水南村西，有半間房頂殘破的老屋，只剩三面白墻，孤零零地矗立在亂草之中，顯示出歷經風霜的滄桑。這座老屋，八百年多前曾是華貴名宅，趙鼎和胡銓曾住在里面，胡銓還為它提名“盛德堂”。

　　2009年，有關部門在老屋旁考古發掘，摸清了盛德堂整體布局和風貌，在原址旁幾米外的地方，復建盛德堂，灰白的墻體和屋頂，兩進院，如今已是對外開放的文化景點。

　　不光水南村，在三亞天涯海角小廣場，有一組漢白玉歷史人物雕像，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便是趙鼎。他披散長發，怒目圓睜，左手握拳，右手拍案，其憂憤不平之氣，凜然不可褻慢。

　　紹興八年（1138）十月趙鼎罷相后，在政治舞臺上處于邊緣化狀態。但其兩度為相，聲望極高，加上引援洛學，在朝中頗有勢力，與武將關系關系也不錯，為秦檜所忌憚，是秦檜主要打擊對象。

　　秦檜的威能來與皇權而非相權

　　從紹興九年開始，趙鼎一路被貶，從知泉州，謫居興化軍（今福建仙游縣東北），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使副使、潮州安置。紹興十四年（1144）九月，御史中丞詹大方再次彈劾趙鼎，說他在貶謫地仍不安分，而宋高宗鐵了心要用秦檜，放棄了他，于是將他流放到海南島吉陽軍。

　　趙鼎知道秦檜必欲置之死地，就遣人告訴兒子說：“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于紹興十七年（1147）絕食而終。[1]

　　可能是每一位被紀念的人物，都要刻畫成一身正氣。三亞在宣傳趙鼎時，強調他力主抗金，反對和議。其實趙鼎算不得抗金派，他與秦檜有路線不同，更多地是權力之爭。

　　北宋前期宰相比較有力

　　南宋被貶海南的名臣，大都是秦檜弄權結果。而北宋則要復雜一些，因為北宋前期的政治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制衡”，宣稱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沒有人能一手遮天，一支獨大。

　　北宋前期，宰相的正式名稱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理論上可以設三個：首相兼昭文館大學士，稱昭文相；次相監修國史，稱史館相；末相兼集賢殿大學士，稱集賢相。通常只設兩個宰相。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都非要害職能，從名稱看不出三個宰相有明確的分工。實際上，宰相們聯合辦公，辦公地點叫政事堂。

　　宋神宗元豐之前，皇帝只決策，不管事，外朝悉委宰相，宰相權力很大。宰相不分工，在權力運作上會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后果，當幾位宰相相互團結、立場一致時，對皇權是極大的制約。如果宰相們出現矛盾，又會相互掣肘，無所適從。

　　如景德元年（1004）契丹入侵，畢士安、寇準為相，王繼英為樞密使，都鼓動宋真宗御駕親征，宋真宗盡管內心膽怯，仍勉強聽從了宰執安排[2]。澶淵之盟后，宋真宗醉心祥瑞，怕宰相王旦反對，竟向王旦行賄一箱珠寶。[3]

　　宰相權大，只能制約皇權，并不能威脅皇權。按北宋的制度設計，宰相之外，還設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副宰相并非宰相的助手，有時權力比宰相還重。比如范仲淹開始慶歷新政、王安石開始熙寧變法，身份都是參知政事。

　　換言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參知政事，雖然官銜有大小，但履行何種職責，還要看皇帝擺布。即使到了南宋前期，這種狀況依然沒有改變，如趙鼎與張浚同為宰相，一個分管內政，一個分管軍事，與常規分工大不相同。

　　防止宰相專權的另一項措施是將權力碎片化。設置樞密院掌管軍權，設置三司掌管財權，設置御史臺掌管監察權，另外還設諫院負責向皇帝進諫。

　　御史臺與諫院彈劾宰相是家常便飯，這樣宰相的任期都很短。例如明道元年（1032）二月張士遜為相，恰逢全國大面積旱災，右司諫范仲淹彈劾他救災不力，次年十月被罷免，在任二十個月；景祐四年（1038）四月，王隨、陳堯佐為相，次年三月，右司諫韓琦上書彈劾二人庸碌，宋仁宗將二人罷免，在位不足一年。

　　除了頻繁輪換宰相，皇帝還會在諸相間制造裂痕，制造朋黨然后選擇性地打擊。

　　宋仁宗慶歷新政期間，有人攻擊朝廷重用的參知政事范仲淹、樞密使杜衍、樞密副使韓琦、富弼，諫官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結黨，歐陽修還專門寫了一篇《朋黨論》，嚴肅主張君子可以有黨。然而，皇帝并不關心結黨的是君子還是小人，甚至更厭惡君子結黨，使皇帝的權威和權力受到威脅，宋仁宗毫不猶豫地利用政敵打擊“君子黨”，停止了新政，將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全部驅逐出朝堂。

　　歐陽修具有建立政黨的意識

　　但秦制帝國不允許

　　給宰相樹立政敵，需要時致命一擊，是皇帝屢試不爽的殺手锏。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另一位被貶崖州的宰相丁謂。

　　宋真宗后期，因病不能視朝，皇權逐漸轉移到劉皇后手里。這時的宰相是寇準和向敏中，丁謂擔任樞密使。劉皇后出身貧寒，寇準瞧不起她，曾反對立她為后，劉皇后因此忌恨。天禧四年（1020）三月，向敏中薨逝，劉皇后趁機拉攏丁謂，與寇準形成兩個對立的集團。

　　寇準想以皇太子為靠山，打算廢皇后、立太子，被丁謂集團察覺，在真宗面前鼓舌進饞，致使寇準被罷免。寇準失勢后，遭到丁謂集團大清洗，最終流放雷州，丁謂也如愿以償地登頂相位。

　　與劉皇后結成同盟，丁謂漸漸膨脹起來。乾興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駕崩，遺詔太子（即宋仁宗）即位，軍國事兼權皇太后處分。這個“權”是臨時代理的意思。丁謂擬寫詔書時，竟想去掉“權”字。如果去掉“權”字，宋仁宗親政將遙遙無期，劉太后的權力也會被無限放大。在參知政事王曾的反對下，丁謂才未敢妄為。

　　劉太后深居后宮，丁謂漸漸連劉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了。仁宗年幼，無法早起，劉太后同大臣商議平時獨自接受例行朝拜，丁謂斷然拒絕。丁謂這樣做，自有道理，但卻讓劉太后失望。后來丁謂又建議限制宮廷開支，二人漸生裂痕。

　　按規矩，首相兼任山陵使，負責辦理大行皇帝的喪事。在建造陵墓時，宦官雷允恭擅自改變陵墓位置，作為山陵使的丁謂怕負監管責任，試圖掩蓋真相，包庇雷允恭。事發后，劉太后抓住這一事件，瞞著丁謂召見王曾等其他宰輔，以勾結宦官為罪名，將丁謂貶黜為崖州司戶參軍。

　　未聽政前，劉皇后結交丁謂，是為了打擊當權派寇準。聽政后，權位已穩，不再放任丁謂，果斷棄之敝履，這是政治斗爭，也是帝王的宰相策略。

　　宋神宗之后宰相空心化

　　宋神宗元豐年間，借王安石變法的余風，宋神宗親自操刀，對宰相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將政事堂職能重新歸于三省名下，中書取旨、門下復審、尚書執行。宰相一般設兩位，分別門下省首腦和中書省首腦，同時兼任尚書省職務，首相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次相為右仆射兼中書侍郎。

　　改制后，政務運行重心落腳在尚書省，尚書省下又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才是具體的政務辦理部門。兩位宰相一個管理門下省，一個管理中書省，尚書省交叉任職，職權大為削弱，不再總攬政務全局。

　　那么，政務的實際負責人是誰呢？是皇帝！這樣皇帝就從幕后走向前臺，以現代公司制度類比，既當董事長，又作首席執行官。

　　元豐改制還對臺諫進行了重新處置。改制前，御史臺和諫院具有相對獨立性，不由宰相領導。改制后，御史臺居于尚書省之下，諫院撤銷，在門下、中書省設置言官，這樣，臺諫完全失去獨立性，對百官的監督弱化，對皇帝的監督幾乎不存在，皇權獨大、乾綱獨斷的局面初步形成。

　　南宋朱熹一針見血地指出：“到元豐間，（皇帝）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4]

　　宋神宗所用的兩位宰相吳充和王珪，都是碌碌無為之輩。吳充受到次相王珪和御史官蔡確的排擠；王珪心思縝密但缺少魄力，在皇帝面前唯唯諾諾，不敢有絲毫逆鱗之舉。他上殿進呈時，說“取圣旨”；神宗決定之后，說“領圣旨”；退朝后告訴下面的人，說“已得圣旨”，周圍的同僚稱他為“三旨相公”，王珪也不生氣，以安分無事為得計。

　　宋神宗待他們很薄，經常因為微小的過錯對他們罰薪，還讓他們到宮門叩首謝恩。宰相宮門謝恩，宋朝開國以來未有經歷。宋神宗用這種方式向大臣宣示：天下唯我獨尊，與士大夫共治的歷史一去不回。

　　宋神宗是可以媲美宋高宗的暴君

　　宋神宗的如意算盤打得精細，奈何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愿作這個“首席執行官”。到了宋徽宗朝，醉心書畫古玩，不愿操心朝政，加上財政困難，國這個“家”不好當，怎么辦？只能向宰相賦權。

　　宋徽宗長期任用蔡京為獨相，政事悉數交于蔡京，自己樂得沉溺于藝術。蔡京年事高后，加其為太師、領三省事，仍然把持朝政。

　　宋神宗雖然縮小了宰相職權，宋徽宗權外賦能，宰相權力反而更大了。這時的宰相，類似于現代企業中的職業經理人。

　　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皇帝一直是“老板”“董事長”，行政權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宰相集團集中行使，類似于辦公會議制度；第二階段，皇帝直接行使行政權，類似于董事長兼任首席執行官；第三階段，皇帝指派代理人（宰相或更高職銜）負責，相當于職業經理人制度。

　　南渡后的君相關系，基本上還屬于第三種，只不過前幾年，宋高宗沒有找到合適的代理人，因此頻繁換相。等到秦檜第二次執政，代理人固定下來，二人一直合作到秦檜死亡。南宋權相不斷，正是這種模式使然。

　　秦檜后期弄權，包括迫害趙鼎等反對派，宋高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與秦檜在權力上是一體的。

　　[1] 《宋史》卷三百六十《趙鼎》，第1663頁。

　　[2]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七，第1256、1257、1267頁。

　　[3] 《宋史》卷二百八十二《王旦》，第1306頁。

　　[4] 《朱子全書》卷一百三十《本朝四》，第4033頁。

　　本文節選自郭瑞祥《臨安之變》，已獲出版社授權獨家首發。該書主要講述南宋體制的形成及其與北宋的區別、對后世的影響，敘述翔實，感興趣的朋友推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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