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無用”，老生常談，說到底是毫無新意的說辭，但要是加上“粉領子畢業月薪三千”，即使再老掉牙的說法都能被社交媒體翻出新的諷刺之道來。說到底，“無用”終歸是個抽象的概念，眾人視樗（chu，臭椿）為無用，然莊子卻認為其“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當惠子直言莊子之言無用，他又坦坦然道：“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矣”，暫且不說“無用之用”這類道家思想在眾人看來是否有“掉書袋”的嫌疑，就是想將這些道理平鋪直敘地在他們面前展示一番，都要費上不少功夫。相較之下，“月薪三千”可算是直白簡單多了，只消讓一紙畢業文憑與那勞動報酬比較一番，哪怕再蠢笨的人都能了然于胸，又或許是面對的事物太尋常普通了些，竟也生造了些磅礴的氣勢出來，頗有那指點江山之態、騰云駕霧之姿，乍眼看去，是比那勞什子孔孟、莊荀更有威儀做派。

☆ 被放在貨幣的量化指標上衡量過后，“文科”的“無用說”自然具象為了手里捧著、褲兜里揣著、手機里閃爍著的數字。此時，所謂“用”字，便被同一化為了商品的交換價值，被嵌入牢固的“物”的系統中，被收編進層層疊疊的貨幣交易體系里，那里吞吐著所有現代社會的生產勞動行為，嚴格遵循著商品的交易邏輯，制定謹慎的買賣契約，一字一句，分毫不差。如果此時有精明的人細細看去，定會被那有條不紊的機器里的某些場景嚇破了膽——那儼然是人類的身軀，也正被密密麻麻地貼上標簽，打上條形碼，等待出售。此時，方才懵懂的看官們，如同撥云見日，明白那“用”字，實際上是被一套已然存在的先驗的框架所設定好的判斷標準：能夠創造市場勞動價值，具有實用能力，視為“有用”；反之，則為“無用”。

☆ “這有什么問題嗎？”眾人疑惑道，“這些豈不是從來都是真理？”真理。這個詞的使用需要更多小心翼翼的觀照，如同上帝一樣，在哥白尼、伽利略終于發現無論《舊約》還是《新約》里的上帝都不存在之前，人們也只認為他的存在猶如真理，不辯自明。假使眾人能夠暫時地對“有用”或“無用”的標準懸擱起來，松快一下頭腦，不再將其看作是神諭似的箴言，便可更加容易地發現，在這套看似已成真理的規則秩序之外，只剩下虛無帶來的自我絞殺——一旦想要逃離既定的軌道，才發現在只包含著絕對肯定的世界里，個人從未擁有過其他選擇，于是即使它使你痛苦，感知到極大的生活異化感，也無力與之斗爭，只能狠命咬牙堅持，踏上一條得過且過的道路。

Stigmatization

文科的“污名化”☆

是現代社會的教條☆

@TuTouSuo??

“文科是否有用”，這個問題乍眼看去實在宏大。即使是學科內部，都包含著文、史、哲、財、法、商等不同的專業領域，再深究下去，各個子學科又如生物學里的種、屬、科、目似的，層層疊疊，參差錯落，既無法概而言之，也難以逐一區分對比它們在社會中的“用處”。所以大多數持“無用論”說法的人，無非兩種情況，一是對文科的整體情況不甚了了， 只將文科當成了以文、史、哲為主的學科體系，認為筆桿子下雖生得了花，但怎的也是求不來財 ；二是將文科與當下時興的理工科行業拿來比較，還仔細叮囑將某些惹得眾人叫苦不迭的專業隱了去，以論證文科的弱勢，理工科的強勢。

當然，若是簡單地以輿論觀點作為論爭的手段，也顯得過分輕佻虛浮，自眈想象。這些看似從小就映射在個體頭腦中的想法與常識，實質是物質世界的產物，是現代性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后出現的對“技術工具”與“科學發展”高度崇拜的產物。在唯物史觀看來，物質是精神產品的基礎，物質生活的方式天然制約著個體的精神生產，若是將歷史這條時間軸上的指針拖回雅典城邦或是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藝術、哲學，將無一例外地成為被追捧的對象，成為美第奇家族尊貴的座上賓。反之，在一個工業化與城市化、現代化高度發達的社會里，在“科學-技術-資本”已然完成統一的世界中，任何試圖繞開技術形式的問題都將被現代生活所拋棄。

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態》中談道：“18世紀末第一次工業革命來臨時，人們發現了如下的互逆命題：沒有財富就沒有技術，但沒有技術也就沒有財富。”就此，同濟大學學者余明峰進一步說明，科學的發展需要技術的應用和資本的支持，后者恰恰是看中了科學的持續進步能夠兌現技術的應用，同時滿足其本身的逐利需求。 [1]工業革命后，現代化國家和城市開始興起，資本的生產與再生產軌跡逐漸清晰， 也使得“科技-技術-資本”的齒輪咬合得越發緊密，越是能夠促進科技發展的研究，越是允許資本持續從技術應用中獲利的職業，越是得到關注。而同樣在18世紀快速興盛起來的啟蒙運動同樣將科學與理性推向了神壇，使其在被祛魅的宗教神權之后，再次成為了新的“神話”。

在這一層面上，技術已不再作為客體的工具存在，轉而通過資本主義革命、現代民主國家的建立，逐漸取代了文藝復興后奠定的人文主義思想，使人再次成為機器控制下的附屬品，從“工具的使用者”，淪為“工具的被控制者”。自然的，社會的連接秩序也從滕尼斯所創造的“共同體”的概念中脫離出來，用契約、合同、國家法律條款取代了傳統的道德或禮俗約定，成為個人存在的依據。換言之，社會被打造成了一臺精密運作的機器，再精準地說，它更像是一列向前奔行的駕駛設備，在蒸汽時代穿過煤炭與火焰帶來的刺鼻濃煙，在電氣時代搭上一趟趟毫無二致的流水線，轉眼間，又進入了效率更高、更新更快、能源儲備更充足的信息時代。

世界似乎果真如斯賓塞所預言的那樣，翻滾著向前推進，文明的進程被持續加快，人類在《圣經》中未能建成的巴別塔，幾乎在數字空間、在智能體的算法運作里，觸手可及。這些美妙的理想，浮光掠影般靈動的畫面，制造出了一出完美的劇目：表演者在賣力演出，舞臺燈光熾熱得嚇人，臺下的觀眾如癡如醉，仿佛被這樣輝煌的景象所全然吸引了似的， 以至于伸長了脖子，癡迷了，忘我了， 竟幾乎忘記自己姓甚名誰，家在何處。

堂而皇之的，現代社會就這樣剝奪了個體所有關于否定性的想象。同一性再沒有了反面，技術、科學、資本、理性，這些現代性的話語透過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借用著勞動報酬的評價體系，在“物”的世界里堆砌出一面高墻，除了符合社會加速發展的零部件，其余一概擋于墻外。

“文科”便是其中之一。（為了讓論證更加嚴謹，這里我使用的“文科”并非廣義上的文科分類，而是當前與“理工科”相對的某種模糊的概念——這并非是我定義不清所致，相反，這恰恰最能表明“文科唱衰論”的背后是多么空洞的，虛假的話語——他們甚至不需要理解文科，只將其貶斥為“無用之物”，便可不斷消解它的存在合法性。）

現代性的高墻更偏向可量化、可操作化的對象。要使這一觀點明白曉暢起來，只需簡單回望過去幾十年里人文學科對社會科學的仰重，實證經驗主義邏輯滲透進大量學術研究課題，自然科學的證明與證偽的思想被運用在人類行為與傳播活動的討論。在霍克海默的觀點里，傳統理論正是因為對量化命題的關注與豐富經驗世界的抽象化整理，才能與現代管理單位的結合，成為被社會體制收編的對象。

相對于理工科（這里也需嚴謹地摘選出在理工科中缺乏社會管理與進步功能的學科），文科的困難處境在學科建設層面表現在實用性的落地，在社會實踐層面則透露出在科學與技術發展上的深刻無力感。被實用主義、技術主義裹挾的社會體系不需要文人墨客的哲思與批判，更用不上黑格爾法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它最多只需要一名街道辦職員、一位律師、一個審計——這也是張雪峰最推薦的文科專業，有用、能找工作、能糊口。可以看到，文學、社會學、哲學、傳播學，這些專業在當下的社會制度（環境）中，囿于多方原因，與其說是“向外的”，不如說是“向內的”，它們的行動是難以被實際量化為精準數字結果的實踐。

于是，當話語成為反映這些現實的表征，便成了“文科無用”，成了“粉領子畢業月薪三千”，可奇怪的是，月薪三千的不只粉領子，怎么卻不見其他學科被一再貶低，恨不能將文科生統統打落馬下，揪著領子嘲諷一番才能作罷。

不過這樣的說辭顯然有些言過其實，夸大之嫌，但卻也直觀地反映出文科遭到的“污名化”說辭。

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里將啟蒙運動后出現的對理性的極端崇拜稱為是新的“極權主義”，指出它所蘊含著的純粹的工具理性的盲目信仰，將導致社會走向肯定的暴力當中，如今，就將這句話化用過來，站在現代社會的視角下，“文科無用論”的本質，也是一種新的極權主義，是現代社會為了滿足它的發展需求，而做出的教條化規定。它一面以絕對的、不容置疑的態度設定好社會的運作邏輯，一面又移除所有處于這一體系之外的其他可能，使個體不得不按照規定路線行徑，稍有差池或偏離，集體的話語便替代了其他的暴力工具，對行動者施以威壓。本應復雜化的生活，應然包括多種路徑在內的生活，硬生生被擠壓為了一條簡單的、權威的單行道。

既然如此，那么問題就自然過渡到最后一個部分，我們是否還可以學習文科？

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鑒于這個問題太寬泛又太宏大，每個個體的經驗又如此豐富，難以逐一而論，所以為了盡量有效地回答好這個題目，我將借用最近看到的復旦大學哲學院張雙利教授的一些觀點，為本篇文章適當地加以結尾：

在談到“內卷”問題時，張雙利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尺度”這個命題， 即 在尋找真實的過程里，將真實落地為具體的事物，例如面對工作中真實存在的困難，實實在在的應對困難，在做研究時縝密謹慎地去做，花費時間去做，用自己的尺度去丈量社會既有體系的尺度。

我想文科的學習也是一樣的，如果你認可社會體系的既存形態，那便大膽地去尋一條甘之如飴的道路，并為之努力；如果你不認可那套邏輯，厭煩或是自認為對所謂“熱門專業”毫無興趣，那擺在你面前的，便是某種欲望和期待；如果你無所謂認可，只是想要有一份文憑，那今天的話題，于你而言便無關緊要，更無須為它費神。而以上的三種選擇，都需要建立在，“認可文科的存在合法性”基礎上的，即哪怕它并非社會制度中最受歡迎的對象，也不應忍受加之于其上的污名、譴責與嘲諷。

假使今天你屬于第二種，并自覺地選擇了文科的道路，請不要將“文科無用”作為你缺乏勇氣學習與探索的“遮羞布”，找到真正熱愛的事，奪回被剝離的主體性，才能認清自己生活的邊界，才能拒絕被一次次的“文科無用”所裹挾，拒絕那些社交媒體上的冷嘲熱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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