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環球時報報道，5月20日臺灣宜蘭蘇澳籍漁船“紅彩頭6號”在與那國島附近海域被日本扣押，外交部已向日方嚴正交涉。這起事件看似漁業糾紛，實則交織著復雜的主權博弈與政治現實，也暴露出臺灣當局在涉外事務中的被動處境。

5月20日是賴清德上臺執政滿一周年的日子。但島內街頭抗議聲浪此起彼伏，民眾高舉“退”字標語表達不滿。與此同時，福建沿海解放軍實戰化演練持續推進，而在距離釣魚島150海里的與那國島海域，一場圍繞臺灣漁船的爭議悄然上演。

漁船（資料圖）

涉事漁船被扣押位置為南方澳東南方50海里海域，日本水產廳以“非法進入專屬經濟區”為由扣留，要求繳納63萬新臺幣保釋金。這并非個案：2024年7月，基隆籍“福洋266號”在釣魚島海域遭日方扣押；同年8月，“富申號”漁船同樣被扣留，均以繳錢告終。數據顯示，自2020年起，臺灣漁船在東海爭議海域遭日方扣押案例年均增長23%，保釋金數額從年均20萬新臺幣升至此次63萬新臺幣，挑釁態勢明顯。

臺當局的應對引發質疑。“海巡署”稱事發海域“超出護漁范圍12海里”，無權介入，僅提供“外事協助”，被指變相認同日方執法“合理性”。蘇澳區漁會以“未接到通報”為由拒絕介入，態度冷漠。漁業主管部門雖未公開表態，卻被曝悄悄支付部分保證金，這種矛盾做法暴露對日軟弱。統計顯示，2020年至今，臺當局從未通過正式外交渠道向日方抗議，長期沉默助長日方氣焰。

中國大陸在事件后迅速行動。5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指出，根據《中日漁業協定》，日方無權在相關水域執法，并強調“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月24日，中方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本駐華使館遞交抗議照會；5月25日，外交部主管司局負責人召見日本駐華公使嚴正交涉。中方表態三次提及“包括臺灣地區在內”，重申“一個中國”原則，回擊日本模糊臺灣法律地位的企圖。

賴清德（資料圖）

從國際法看，日本執法行為存在法理缺陷。《中日漁業協定》劃定“暫定措施水域”，規定雙方均不得單方面行使管轄權，事發海域正屬該范圍。日方單方面行動違背協定精神，也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符。此外，《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明確日本主權范圍不包括釣魚島及與那國島周邊，日本在此執法缺乏國際法依據，本質是單方面擴張管轄權。

日本頻繁行動背后有多重意圖。地緣政治層面，與那國島距釣魚島150海里，是日本西南防御前沿。日本2023年海上保安廳預算達2673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30億元），新增12艘大型巡邏船部署于此，目標不僅是漁業執法，更試圖固化對釣魚島海域的實際控制。資源利益方面，該海域漁業資源豐富，潛在油氣儲量達72億噸，日本試圖通過控制漁船活動為未來資源開發鋪路。同時，日本針對臺灣漁船行動，也是對兩岸互動模式的試探，試圖在中美博弈中制造“灰色地帶”。

臺當局的表現凸顯“倚美媚日”路線矛盾。民進黨當局高喊“抗中保臺”，卻在涉外事務中“對外妥協、對內強硬”。面對日本，臺當局既不敢得罪“伙伴”，又不愿擔“賣臺”罵名，只能推諉責任、淡化輿論，導致臺灣漁民成為政治犧牲品。島內民調顯示，賴清德政府滿意度跌至32%，不滿意度達55%，“外交無能”“漠視民生”是主要批評點。

賴清德（資料圖）

中國大陸的堅定立場展現維護主權的決心。外交部援引協定否定日本對臺執法合理性，實質將臺灣漁船納入中國主權保護范疇。中國海警在釣魚島周邊常態化巡航形成威懾：事發當日，12艘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周邊巡航，最近的距事發點僅38海里。這種“外交+執法”雙軌機制，既保護臺灣漁民，也宣示主權主張。

事件正引發島內民意變化。部分臺灣民眾意識到，當臺當局沉默時，中國大陸才是權益的維護者。有漁民表示：“我們不需要口號，只希望有人說話。”這反映出民進黨“兩岸對立”敘事的崩塌。島內輿論指出，日本敢針對臺灣漁船，因認定臺當局“有求于日”；而中國大陸的介入，讓日本不得不重新評估冒險成本。

“紅彩頭6號”事件是兩岸與中日關系的縮影。它暴露“臺獨”路線危害——使臺灣民眾權益失去保障，也彰顯中國大陸作為主權國家的擔當：無論臺當局態度如何，中央政府始終是臺灣同胞合法權益的守護者。在民族復興進程中，分裂行徑必被唾棄，侵犯主權行為必受回擊，這是不可動搖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