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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梁某向昆山市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王甲、王乙歸還借款15萬元并支付利息，并向法院提交手寫借條及收據(jù)、銀行轉(zhuǎn)賬憑證等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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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梁某自稱通過朋友趙某介紹認識了王甲、王乙，強調(diào)系出于對趙某的信任，才于2023年2月16日向王甲、王乙出借15萬元用于生意周轉(zhuǎn)，并通過趙某向兩被告催收。

但承辦法官經(jīng)關(guān)聯(lián)案件檢索，發(fā)現(xiàn)僅僅幾個月前，梁某曾起訴趙某追討11萬余元債務，雙方后達成調(diào)解，兩案的審理時間存在一定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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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案外人趙某與案涉借款關(guān)系緊密，梁某向法庭提交了其與趙某就案涉款項進行溝通的微信聊天記錄。

法官瀏覽記錄時卻發(fā)現(xiàn)，就在庭審的前一天乃至幾小時前，梁某向趙某頻繁確認借款細節(jié)，庭審后立即向趙某匯報庭審內(nèi)容。

趙某的角色顯然已經(jīng)遠超“中間人”范疇，法庭隨即兩次傳喚趙某到庭接受詢問，但趙某均未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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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據(jù)面前，梁某不得不承認其并不認識被告王甲、王乙，載有王甲、王乙簽名的借條、收據(jù)均由趙某提供，出借人信息系事后補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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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法官深入追問，梁某主動交代代理律師呂某指使其虛假陳述、編造事實，并向法院提交其與呂某的微信聊天記錄，其中顯示庭審前呂某曾指使其編造簽署地點、虛構(gòu)“當面簽署借條”等虛假情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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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梁某在訴訟過程中作虛假陳述，律師呂某利用專業(yè)身份指使當事人捏造事實，二人行為嚴重干擾人民法院審判工作，妨害司法秩序，依法應予嚴懲。考慮到二人悔過態(tài)度較好，最終，法院決定對梁某處以罰款15000元，對律師呂某處以罰款35000元。梁某、呂某均認錯悔過，并主動繳納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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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在民間借貸案件中作虛假陳述、編造事實，律師比委托人責任更大。

這樣的認定是正確的。

或許考慮了以下方面：

一是本案代理律師或許明知此起借貸案件有虛假成分。因為民間借貸案件原告一般會主動配合線下訴訟，并提交借條等證據(jù)原件。但本案原告梁某及其代理律師呂某多次拒接法院電話，執(zhí)意要求線上開庭，與常規(guī)借貸案件當事人積極配合態(tài)度迥異。

二是梁某對關(guān)鍵事實的陳述漏洞百出：對出借地點的描述前后不一，對借條和收據(jù)的形成過程語焉不詳，聲稱當面借款卻無法描述借款人外貌特征。此外，手寫的借條和收據(jù)中“出借人”處字跡與其他內(nèi)容明顯不同。這些是律師代理工作中應當能發(fā)現(xiàn)的。

三是法官向梁某釋明不誠信訴訟面臨的法律后果，要求其簽署《當事人誠信訴訟保證書》，但梁某仍對真實情況避而不答。作為律師應當知道法官這樣的用意，卻自信僥幸過關(guān)。

四是因案外人趙某與案涉借款關(guān)系緊密，梁某向法庭提交了其與趙某就案涉款項進行溝通的微信聊天記錄。法官瀏覽記錄時卻發(fā)現(xiàn)，就在庭審的前一天乃至幾小時前，梁某向趙某頻繁確認借款細節(jié)，庭審后立即向趙某匯報庭審內(nèi)容。趙某的角色顯然已經(jīng)遠超“中間人”范疇，法庭隨即兩次傳喚趙某到庭接受詢問，但趙某均未到庭。法官都能發(fā)現(xiàn)，作為律師不應當發(fā)現(xiàn)不了這么明顯的紕漏。

五是在證據(jù)面前，梁某不得不承認其并不認識被告王甲、王乙，載有王甲、王乙簽名的借條、收據(jù)均由趙某提供，出借人信息系事后補填。后面的事實證明，這些代理律師事實上是早就知情。

六是代理律師呂某指使其虛假陳述、編造事實，微信聊天記錄顯示庭審前呂某曾指使當事人編造簽署地點、虛構(gòu)“當面簽署借條”等虛假情節(jié)。律師呂某利用專業(yè)身份指使當事人捏造事實，這無論如何不應該了，這樣的做法不只違背職業(yè)道德，也有違人的道德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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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律師，為了賺點律師費，竟然用這樣的方式，實在讓人想不通。

當事人也沒客氣，直接告訴法官：是律師讓我這么干的。

大家一起合謀干了點壞事，但作為專業(yè)責任，過錯確實大一些。

做人還是要厚道啊。

2025年6月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