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風華 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廣東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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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君按：電子書、在線閱讀、短視頻/直播，以及如今大熱的AI，出版業似乎從未停下追趕新技術的腳步，但我們對待這些新技術的態度，似乎尚停留在淺層的工具化階段，如何將AI作為生態重構的引擎，構建一個充滿活力的智能出版生態？

在近日舉辦的2025文化強國建設高峰論壇出版深度融合發展論壇上，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經理，廣東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簡稱“廣東人民社”）黨委書記、社長肖風華發表題為《科技重構出版生態 “新人”推動行業未來》的主旨演講，圍繞人工智能背景下出版業的轉型挑戰與機遇，從趨勢、行業痛點、實踐探索、人才支撐四個方面，系統闡述了技術驅動下的出版業生態重構戰略。

肖風華

優質數據倉：高質量內容與技術共生

從去年開始，人工智能大模型層出不窮，但基礎數據進入互聯網海量“淘金”模式后，應用體驗反而越來越差。今年5月2日，紅衫資本AI ASCENT閉門會透露，下一個人工智能領域投資方向將聚焦流程閉環的結果型AI，同時提出智能體經濟（AGENT ECONOMY）和一人獨角獸公司兩個概念。發力這些方向需要大量專業、有效、精準的優質數據養料作為支撐，出版業擁有人工智能時代最需要的優質內容和養料，若能把握這一機遇，將可能擺脫疲于追趕技術、依賴技術工具屬性的路徑，使高質量內容成為技術本身。這對于行業生態來說，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但出版企業想要達到這一目標，必須依賴完善的政策法規、有效精準的垂類內容數據化、合理合法的數據確權以及數據資產入表等，解決這些問題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在當下混沌模糊的狀態下，有實力的出版企業可提前布局有效精準的垂類內容數據化，這是出版企業轉型的前提。

內生性桎梏：生產模式與結構性機制的市場疏離

當下出版業正面臨行業規模小、渠道分化、惡性低價競爭、市場萎縮、內容低水平“內卷”、平臺綁架等困境。

深究其里，出版業的真正痛點在于內生性桎梏，圖書作為低頻低價產品不能通過內容的高附加值轉換為次高頻高價產品，融合出版不能通過多形式的知識服務擴大延伸應用場景，深層原因是行業生產模式與配套機制體制的先天不足和轉身緩慢。

大多數出版企業工業化生產體系遠未建立，仍按照“選題-編輯-印刷-發行”的線性流程運轉，生產方式仍停留于“手工作坊”模式。將數字化轉型視為“線上賣書”或“電子書平臺搭建”，而未觸及全流程系統性再造與生態重構，難以突破“增量不增效”的怪圈。

這種滯后性不僅體現在技術應用層面，更暴露于體制機制結構性的缺陷，導致選題策劃、內容生產、渠道市場等各個生產環節，都與自由競爭市場有差距。如選題策劃依賴編輯個人經驗，而缺乏數據驅動的決策支持；內容生產與市場需求脫節，用戶需求反饋機制形同虛設；渠道流通過度集中于實體書店與電商平臺，對短視頻、私域流量等新觸點的開發始終浮于表面。

出版企業“表面數字化”存在三大癥結，一是工業化流程缺失，仍依賴“單兵作戰”模式，缺乏全流程協同機制；二是組織架構固化，多沿用“編輯發行”的層制架構，部門間數據孤島嚴重；三是用戶響應遲滯，數據沉淀于電商平臺或第三方機構，缺乏自主分析能力及動態調優體系主動性。這些因素導致高附加值的知識服務產品（如垂直領域專業數據庫）鮮有突破。

從互聯網初期的電子書，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在線閱讀，再到如今的短視頻平臺直播銷售，近20年，出版業從未停下追趕新技術的腳步。但出版業始終將新技術視為“改良工具”，而非“生態重構引擎”，導致電子書因版權保護薄弱淪為盜版重災區，在線閱讀陷入“免費內容換流量”的惡性循環，而短直渠道則將圖書異化為“9.9元包郵”的快消品。

當前出版業對AI的應用，仍停留在淺層工具化階段，AI真正的顛覆性在于其重構知識生產邏輯的能力，這些變革將催生“數據驅動創作、算法推進傳播”的新生態。出版業只有突破生產體系、數據主權、出版生態等方面的桎梏，才能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

優化和重構：單點突破和系統部署的實踐探索

技術革命的價值，不僅在于單點效率的優化，更在于全流程重構引發的“化學反應”。廣東人民社的“出版AI生態示范項目”，以“技術驅動-組織變革-生態重構”為演進框架，在單點環節驗證技術可行性，通過全流程應用配置探索出版業的轉型路徑。

在單點突破上，我們對現有各個工序或環節上的人工智能工具進行系統整合，效率大幅度提升。

廣東人民社“AI生態示范項目”提質增效情況（部分環節舉例）

注：帶*數據為平均估算值，具體視項目復雜度浮動。

基于單點工序應用的顯著效果，我們同步啟動全流程應用系統化配置。一方面，全面集成整合現有較為成熟的生產環節的AI應用產品；另一方面，對尚未實現人工智能技術覆蓋或人工智能技術不足以支撐的環節，進行全面的AI全流程試用、跑通；同時通過建設“智能數據倉”，打通選題策劃、編輯生產、營銷發行的全生命周期數據鏈，對本社歷史上的同類出版產品與現階段市場同類產品信息進行全維度信息采集和深度挖掘，構建起決策輔助智能支持能力。不僅顯著提升了一般項目的決策精度與執行效率，對于特定場景的出版物產品，更可實現核心工作環節的智能化閉環運作。在這一過程中，數據不再是靜態資源，而是驅動決策的“生產要素”。

下面是整個系統的功能架構圖。

為確保人工智能技術應用的深度適配，我們采用算力本地化部署方案。基于出版社歷史內容資源和業務資源，以及工作流程數據來訓練各節點應用的人工智能體，形成完全依賴和適應本單位個性化特點的人工智能專業模型。這種植根于出版機構全面個性化數據專屬語料訓練集的人工智能體系，不僅保障了智能應用的精準度，更形成了獨特的數據資產壁壘，即便技術框架被復制，其核心資源和決策模型仍具有不可復用的排他性，這從根本上解決了技術上的確權和自我保護能力。

當前，整個項目的單點優化與系統重構正同步推進：一方面，計劃20%~30%的常規性工作由AI完成，促使崗位設置從“固定職能”轉向“人機協作”；另一方面，通過“穩態部門+動態任務”的雙軌制架構，既守住內容審核的文化底線，又釋放靈活創新的組織活力。遵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客觀規律，當AI將選題策劃耗時進一步縮短、營銷成本進一步降低時，傳統的層制管理、線性生產的機制必然面臨重構，實踐表明，在局部場景中積累認知、在全局層面重構邏輯，出版業或許能打破“人工+經驗”的困局，走向智能化時代的生態。

適配和成長：“新人”推動行業未來

在這場變革中有一種聲音，“現在AI技術太不成熟了，我們可以用一些軟件，等技術成熟了再換一套系統就可以了，何必從現在開始浪費人力物力資金去做無謂的投資呢？”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具備AI思維，沒有和AI一起成長，沒有自己熟悉的智能體和管理經驗，就用不了或者用不好這個系統。

AI環境下的工作場景需要深度協同AI系統、定義內容價值、設計人機協作規則，這就要求出版從業者具備內容策劃能力、數據洞察能力、邏輯思維能力、數字員工管理能力以及跨界協同能力。相應的，對出版從業者的考核指標將從傳統的“工作量”轉向“人機協作效能”，崗位設置也將從“固定職能”變為“動態任務組”，組織架構需要兼容“中心化決策”與“分布式創新”。

AI環境下出版人能力圖譜

出版業的未來競爭，本質上是“人機協同能力”的競爭。技術可以采購、算力可以部署，但唯有“人”的認知進化與能力迭代，才能決定AI與出版融合的深度與廣度。

人才培養的本質是“能力進化”，而非“知識灌輸”。若等待技術成熟后再啟動培訓，員工只能被動適應既定工具，其思維將局限于“操作執行”層面。讓團隊在技術探索中“邊學邊用”“邊用邊學”，就是讓從業人員直面AI與人工經驗的沖突、算法邏輯解析、統籌人機協作規則等問題。通過實踐倒逼團隊將業務需求轉化為技術方案，將AI反饋優化為迭代流程，這是一場“從使用工具到定義工具”的能力提高。

深度參與是構建“人機共生”關系的最佳路徑，員工成為技術落地的“共建者”，而非機械執行工作的“替代者”。“早期實踐者”將重塑組織基因。

出版機構能否從被動應對技術沖擊轉向主動構建協同生態，取決于組織和人員的進化速度能否與技術創新節奏形成協調同步。我們的探索雖未形成完整的方法論，但展現的進化軌跡已揭示出關鍵啟示：在智能時代，真正的競爭優勢可能源自人才認知與技術迭代的螺旋式共進關系。

人工智能將重塑內容生產邏輯、重構商業價值鏈條，并重新定義“出版人”的職業內涵。行業的未來，取決于當下能否以系統性思維培育“原生出版業務AI人才”，能否以開放的姿態重構數據驅動的生產體系，能否以文化使命感守護內容價值的底線。

當古登堡的鉛字、王選的激光照排成為歷史坐標，AI技術終將書寫出版業的新篇章，一個可信、可持續且充滿活力的智能出版生態，正在技術與文化的深度融合中拉開帷幕。新的出版業態將使出版的邊界更加廣闊、產品形式更加豐富，將促使出版業躍升至一個全新的形態層級——一個充滿活力和無限發展可能的人與機構和技術的全新融合形態。

*本文圖片由廣東人民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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