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沿革與歷史脈絡

明代貴陽府貴筑縣谷池里五甲的地理歸屬，是理解云貴高原地名演變的關鍵鎖鑰。

據《友諒公宗譜》記載，陳氏家族于明萬歷十年（1582年）由贛入黔，定居貴陽府貴筑縣谷池里五甲，開派祖陳友諒及其妻張氏歿后葬于谷池里五甲的“羊子窩”。這一地名在明末因戰亂發生空間位移——崇禎元年（1628年），陳氏文字輩為避奢安之亂，從谷池里遷居清鎮沙鵝鄉羊場大小寨（今沙鵝村），而“羊子窩”的地理坐標自此在貴陽至沙鵝區域形成連續性投影。

清代行政區劃調整進一步強化了地理關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貴州衛、前衛合并為貴筑縣，與新貴縣同為貴陽府治，此時“貴筑縣”涵蓋今貴陽西部及清鎮部分地區，谷池里范圍延伸至清鎮市站街鎮沙鵝村一帶。這種政區變遷使“羊子窩”從單一地理標識演變為跨區域的文化符號：其原始位置在明代貴筑縣谷池里，而清代沙鵝村的羊場大小寨成為陳氏后裔遷徙后的聚落新載體，兩地直線距離不足30公里，形成“地名漂移”與族群擴散的雙重軌跡。

地形命名與文化隱喻

“羊子窩”的得名邏輯需結合地貌特征與民俗意象雙重解讀。從地形學角度，該地因形似臥犀牛抬頭望月而被賦予“犀牛望月形”的雅稱，這種將動物形態與天象觀測結合的命名方式，折射出明清時期貴州山地居民“以形賦名”的樸素地理認知。而“羊子”作為核心詞素，可能源于兩種文化路徑：其一，與重慶羊子磏類似，因傳說中羊群避禍于石磏的民間故事得名；其二，作為畜牧文化遺存，暗示當地曾存在以放牧為生的小型聚落。值得注意的是，沙鵝村現存“羊昌組”地名，或為“羊子窩”文化記憶的當代延續。

政區變遷下的空間重構

貴筑縣的政區沿革構成理解“羊子窩”空間嬗變的重要框架。明代貴筑縣與貴州衛、前衛并存，形成“一府兩衛”格局；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兩衛合并為貴筑縣，轄區東起今貴陽市區，西達清鎮市郊，谷池里正位于此過渡地帶。這種政區整合使得谷池里從軍事屯田區逐漸轉型為民事管理區，原屬衛所體系的“五甲”編制被融入州縣體系，而陳氏家族從軍戶到民戶的身份轉換，恰與“羊子窩”從戰場避禍地轉向農耕聚落的功能轉變同步發生。

族群遷徙與地名層積

陳氏家族的遷徙史為“羊子窩”注入動態維度。明末戰亂迫使陳氏從谷池里遷往沙鵝村，這一位移并非簡單的空間平移，而是伴隨著地名元素的拆解與重組：原居地“羊子窩”作為祖塋所在地被神圣化，而新居地“羊場大小寨”則通過“羊場”這一牧業意象重構族群身份。至1913年貴筑縣治移至息烽城并更名息烽縣，原谷池里區域逐漸淡化行政色彩，但“羊子窩”作為文化符號卻通過宗譜記載、墓葬習俗得以固化，形成“行政地名消亡-文化地名永生”的獨特現象。

現代地理標識的文化解碼

當今貴陽至清鎮市站街鎮沙鵝村的地理連線，可視為“羊子窩”文化基因的當代表達。沙鵝村羊昌組作為陳氏后裔聚居地，其村寨布局仍保留明代“依山就勢、組團而居”的特點，房屋朝向與祖先墓塋形成隱性的空間呼應。而“犀牛望月形”的地貌描述，經現代地理信息系統（GIS）分析，實為喀斯特洼地與石灰巖山體的組合地貌，這種自然形態與文化想象的雙重疊加，使“羊子窩”超越普通地名，成為兼具生態特征與人文記憶的復合型文化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