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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蘇“十三太保”之間的“蘇超”聯賽火爆出圈，再度引發外界對于“散裝江蘇”的種種討論。

江蘇是經濟大省、制造業強省，然而和廣東、浙江相比，來自江蘇的知名消費品品牌卻要少很多。

前段時間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等機構，基于淘寶天貓消費數據編制發布了“中國線上500強榜單（CBI 500）”。其中“中國線上消費品牌指數（CBI）”排在前1000名的本土品牌，分布最多的十個省份如下圖所示。

江蘇雖然GDP高居全國第二，上榜品牌數卻僅排在全國第五，不僅落后于廣東和浙江，也低于上海和北京。江蘇上榜品牌只有39個，只相當于浙江的四分之一，不到廣東的四分之一。

我們再觀察上榜的頭部品牌，江蘇和廣東、浙江的差距更加明顯。

CBI指數排在前50名的廣東品牌有：華為、美的、林氏家具、Vivo、榮耀、Oppo、領豐金、維達、駱駝、全棉時代。

CBI指數排在前50名的浙江品牌有：蘇泊爾、珀萊雅、得力、巴拉巴拉、公牛。

而CBI指數排在前50名的江蘇品牌僅有波司登一個。

為什么在今天中國大眾消費市場上，大家耳熟能詳的本土品牌更多來自廣東和浙江，而不是江蘇呢？

這背后，是廣東、浙江和江蘇這三個省份產業結構和發展路徑的差異。

CBI上榜品牌，基本覆蓋了除汽車、摩托車之外的大眾消費類目。大部分上榜品牌集中在快消、服飾等領域，另外一部分上榜品牌則是數碼3C、消費電子和家用電器。重工業（含汽車）和面向B端的制造業（如通用設備、專用設備制造、化纖、紡織面料、化肥、水泥、鋼材、有色金屬等），一般是不對應消費端品牌的。

根據2023年第五次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粵蘇浙三省的制造業從業人員結構如下圖所示。

覆蓋快消、服飾等在內的一般消費品生產從業人員，廣東>浙江>江蘇；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大部分家電尤其是白電屬于這一門類）、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數碼3C產品屬于此類）這兩個大類合稱“電子電氣”，廣東>江蘇>浙江；而重工業和2B制造業，江蘇>廣東>浙江。

如果用一個字來概括粵蘇浙三省的制造業，廣東最大的特色就是“電”。在和“電”有關的制造業領域，無論是消費電子，還是家用電器，廣東都處于全國領先乃至全球領先的水平。廣東從事電子電氣產業的從業人員，比江蘇、浙江兩省之和還要多100多萬，占全國所有電子電氣從業人員的34.4%。

我們來看這三個省2024年重要電子電氣產品的產量。

廣東彩電產量是江蘇的近19倍，手機產量是蘇浙兩省之和的5.6倍，電腦和空調的產量都是蘇浙兩省之和的2.8倍，冰箱產量高于江蘇。江蘇產量高于廣東的，只有作為中間產品而非最終消費品的集成電路。

廣東有10個排在CBI指數前50名的品牌，其中有5個是電子和家電品牌，也從側面印證廣東帶“電”工業之強。

而江蘇最突出的特點是“重”。第二產業包括工業和建筑業，江蘇是全國建筑業最為發達的省份。2024年，全國建筑業總產值326501億，江蘇就占到44771.5億，占比13.7%，對應的增加值在1.2萬億以上。江蘇工業產值略低于廣東，但因為江蘇建筑業增加值比廣東至少高出5000億以上，已超過廣東成為全國第二產業產值最高的省份。

排除建筑業、礦業能源產業，單看制造業。江蘇的重工業和2B制造業的從業人數，也超過廣東和江蘇，重工業和2B制造業從業人數占制造業從業人數的比例達到了45%。

江蘇制造的“重”，還可以從另一指標窺見。2024年江蘇、廣東和浙江的鋼材產量分別是16757.2萬噸、6294.91萬噸和3150.8萬噸，廣東、浙江的鋼材產量都不到江蘇的零頭，江蘇鋼材產量相當于粵、浙兩省之和的1.77倍，是僅次于河北的全國煉鋼第二大省。

江蘇也是中國第一造船大省。來看2024年江蘇、全國和全球的三大造船工業指標數據。

江蘇的造船產能和訂單量接近全國的一半，超過全球的四分之一，2024年的新增訂單量更是全球的三分之一強。“世界造船看中國，中國造船看江蘇”，實非虛言。

江蘇的工業產能更多集中在重工業和上游領域，終端消費品牌相對較少就可以理解。

浙江工業的特點，就是“輕”。先從從業人數來看，在浙江制造業從業人口中，從事一般消費品制造的占比是42.1%，而在廣東和江蘇，這一比例分別是38.7%和32.7%。

浙江省CBI指數排在全國前200名的24個品牌中，六分之五都分布在服飾快消家居等一般消費品領域，僅有蘇泊爾、公牛和奧克斯三家家電品牌和海康威視一家電子設備品牌。而蘇泊爾、公牛和海康威視生產的終端產品，也屬于小家電、中小配件范疇。

廣東“電”，江蘇“重”，浙江“輕”，這種格局是怎樣形成的？展開來說，是一篇大文章。我下面做點簡單分析。

廣東在帶“電”工業上的優勢，源于改革開放之初，廣東在“三來一補”時期就開始承接外部的電子工業轉移，中央在深圳又有電子工業的重大投入，在國企和外企的共同作用下，強化電子工業的先發優勢，最終形成了全球最大的電子工業鏈。

江蘇工業之所以“偏重”“偏上游”而不是“偏終端”，有多重原因。其一，江蘇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工業基礎強于粵浙，重工業基礎更好；其二，從八十年代鄉鎮企業熱潮開始，江蘇多地就選擇了從鋼鐵、水泥、化纖等上游產業出發的發展路徑；其三，上海和江蘇形成了明顯的“前店后廠”格局，所以江蘇企業很多天然是上海企業的供應鏈配套。上海是中國消費品牌的高地，上海品牌江蘇制造，上海做下游江蘇做上游的模式比較成熟。

而浙江工業之所以相對較“輕”，也是自身稟賦決定的。相較廣東和江蘇，浙江的國資和外資都比較弱，經濟起飛更加依賴民營經濟，民營企業自然會從最草根、最不起眼的領域發家。同時，由于、義烏等城市的強勢崛起，浙江商貿物流、品牌運營等高端服務業功能不像江蘇一樣很大程度上“外包”給上海，而是更多留在了省內，也讓浙江消費品牌和輕工業產能實現了更強的自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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