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3年，北京，李大釗陵園重修現場，一塊帶有黨徽的石碑被從地下挖出，沒人知道它存在，它不在任何公示記錄里。

碑上刻著：李大釗同志之墓。落款時間：1933年。

驚現地下碑——1983年的意外發現

1983年盛夏，北京萬安公墓局部施工，陽光刺眼，工人手持鐵鍬掘地，準備為李大釗陵園新館清基，工程屬于中央指示重建，流程保密，作業已進入深挖階段。

十點左右，鐵鍬碰到硬物，聲音清脆，明顯不是普通磚石。

繼續挖，露出碑角，工人喊來負責人，幾人合力將整塊物體撬起。

泥沙順著碑面滑落，刻紋露出：黨徽圖案、豎排碑文、落款為1933年，碑上赫然寫著：“李大釗同志之墓”。

現象異常，施工立即中止，現場封閉，下午，民政部門通知李大釗家屬，李欣華趕到。

他是李大釗的幼子，1926年生，河北樂亭人，當時57歲，任職北京市教育系統，消息說：“施工中發現一塊碑，可能與李大釗有關。”

現場，碑被臨時支起，石灰巖材質，粗糙未拋光，碑文從右向左，內容簡潔。

他站在碑前幾分鐘沒說話，只問了一句：“這個碑我們從來不知道，它是在哪兒發現的？”

技術人員回答：“距原墓穴約半米，深埋地下，沒有立起，是臥著的。”

碑面朝下，刻面完好無損，泥土中發現幾塊夯土磚，推測為1933年墓穴外圍結構，沒有任何墓志銘記錄提及這塊碑的存在。它是被刻意掩埋的。

李欣華不再追問，取出本子，記下碑文每一筆字，回頭說：“這不是新立的碑，這是1933年下葬時就準備的。”

沒人回應，他自言自語似的說了一句：“那年我才七歲。”

血色歲月——1927年犧牲與六年漂泊

1927年4月，北京西交民巷，陸軍監獄。

上午十點，李大釗被帶出牢房，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創始人之一，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區委書記，因參與革命活動被奉系軍閥張作霖政府處以絞刑。

刑場封閉，無家屬，行刑官按順序點名，執行絞刑，包括李大釗在內，共20人被同時判死，李大釗是第一個。

行刑時，絞索因年久斷裂，需兩次更換，他的死亡過程持續超過十分鐘，全場寂靜，無異動。

當天下午，北洋政府派員處理遺體，不允許公開下葬，不允許舉行悼念活動。

李大釗遺體被秘密轉移，一位佛教界人士出面，將其安放于妙光閣后殿，妙光閣為西城區一座小型佛寺，主持早年與李大釗相識。

從1927年到1933年，李大釗的靈柩一直未能下葬。

家屬只能每年托人送香火、炭盆，深夜更替守靈，白天不敢露面，香紙不燒，只焚無字白表，不能喊名字，不能穿黑衣。

李大釗的家屬當時正處在國民黨的監視下，李星華（長女）與李欣華（幼子）都在，長子李葆華已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身份敏感。

1928年，國民黨控制華北，白色恐怖覆蓋北平，地下黨機構遭連續打擊。

靈柩的存在成了政治風險，黨組織不得不加密處理，不能公開運輸，不能登記。

李家的親屬從不在戶口本上填寫“李大釗已殉職”，始終寫“外出”或“待歸”。

1933年初，中央特批批準李大釗正式下葬，由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地下黨共同策劃。

選址在萬安公墓，當時為新設墓園，地處偏遠，地下黨購買了一塊無名公地，名義上登記為“李榮華之墓”。

“李榮華”是虛名，用于掩護李葆華，避免連坐與追查。

碑文由劉半農撰寫，經地下刻工一夜雕鑿，完工后，整塊碑未立，葬禮結束后，連夜與棺木一同埋入地下，距地面40公分。

碑面朝下，不顯于地表，石匠事后撤離，相關人員全部轉入隱匿。

六年的漂泊，最終埋入泥土，沒有墓志銘，沒有官方通告。

碑被埋起，也被遺忘，直到1983年重新修建陵園，才被意外挖出。

暗夜送葬——1933年碑石入土的隱秘儀式

1933年5月，北平郊外夜間氣溫驟降，萬安公墓，一隊人悄然聚集。

隊伍不多，不超過二十人，沒有紙花，沒有哀樂，每人身上只帶一件東西：繩索、鐵鉤、布包，真正的葬禮，就在這黑夜中進行。

參與人名單至今未全公開，能確定的是：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地下黨、李大釗家屬、部分文化界人士均在。

李葆華沒來，他此時已是黨的秘密工作人員，身份嚴密保密，為保護他，墓志刻的是“李榮華”。碑文去掉了一切可能暴露現實身份的內容，連刻字都沒署撰文人。

棺木從妙光閣悄然運出，用的是一輛木匠鋪的貨車，車牌借自城南一商會，套著合法運輸證，車上墊木屑，蓋粗麻布。

沒有披麻戴孝，沒有訃告，只有幾聲咳嗽當作“開路”。

凌晨四點，隊伍到達萬安公墓西側土坡，位置偏僻，無人居住，原地標為“13排南丘12號”，登記人名：李榮華。

挖墓的是工友救亡會三名成員，假扮掘墓工，時間不能超過90分鐘，必須天亮前退場。

碑由三人抬下車，用粗麻繩纏三圈固定，碑長一米八，厚度五寸，重約百斤。上刻：李大釗同志之墓，落款為“1933年公葬”，無雕飾、無花紋，只字直下。

一人建議立碑，被否。

“立起來就是目標。”其中一人回話，“碑要埋進土里，朝下，三十年后再說。”

所有人沉默五秒。

入土那刻，棺木緩緩下放，無聲，石碑隨后被輕輕放下，壓在棺側，碑面朝下，刻字不可見。

現場沒人講話，連《國際歌》也未唱完，只傳來幾句：“永別了同志，我們還在。”

撤離時有人提出寫一封備忘，留下埋葬說明，被否決。

“只記在心里。”那人說，“寫出來，就容易出事。”

那塊碑，自此埋于地表之下40公分，距原地標左偏半米，沒有記錄，沒有文檔，地下黨所有參與人全部轉入地下線。

這就是李大釗真正的“第一次下葬”，真正的“第一次立碑”，但沒人看見，沒人知道，也沒人再提起。

重見天日——1983年的歷史回響與精神傳承

1983年，中央作出決定：重修李大釗陵園，時值建國34年，全國正處于重要轉型期，清理歷史遺跡、恢復革命紀念地成為任務之一。

施工范圍包括萬安公墓西南角，現場保密，工期壓縮，工程由北京市民政部門主導，部隊協助。

地表剝離施工第三天，挖出石碑，黨徽圖案完整，碑文清晰可辨，消息遞到上級，中共中央辦公廳介入，立即通知李大釗后人。

李欣華再到現場，這次，他多帶了兩人：家屬與工作人員。

他確認：“這就是當年我母親口中說的那塊碑。”

鄧小平得知后親自批示，提筆題寫：“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書法原件于1983年6月交由北京市人民政府，雕刻上墻。

碑重新立起，由軍工部門制作專用水泥基座，黨徽用現代工藝復制，但保留原碑體傷痕。

新陵園主碑區設三塊紀念碑。其中中央一塊，就是這塊1933年刻下的石碑，出土后唯一一處未改原貌的碑文。

這塊碑成了核心遺物。不僅因時間久遠，更因它從未在任何文件中出現，它不是遺物，而是歷史證據。

1984年，陵園正式對外開放，社會反響強烈。

首日參觀人數超過五千人，有一位老地下黨員，在碑前站了五分鐘，說了一句話：“我沒想到它還在。”

此后，該碑被列入北京市一級革命文物，檔案中標注：原始刻碑，1933年由地下黨秘密安葬后埋藏，1983年出土，現為國家重點保護。

每年清明，陵園接待人數不斷增加，少先隊植樹、青年重溫入團誓詞、干部集體瞻仰，碑前臺階磨損，刻字因風雨出現淺褪。

有關部門決定保留原跡，不做翻刻。

李欣華晚年常來陵園，他最后一次站在碑前，是1988年。

他不講話，只點頭，碑上“李大釗同志之墓”斑駁已現，他摸過一遍，然后轉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