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書「天下婦女，姐妹一家」，圖源 陳雨露

撰文、整理丨朝陽

劇焦編輯部原創

你有沒有見過首圖這樣的字？

它形似月牙或柳葉，字體秀美鋒利，如同一種刺繡上的圖案。

它就是世界上唯一現存的女性文字——「女書」。

早在50年代，就有關于湖南永州「婦女文字」的記載。

由于歷史原因，研究中斷多年，使當地學者認為「所有會寫女書的婦女已經離世，女書資料已經不復存在」。

1982年，青年學者宮哲兵在探訪瑤族祖居的調查中，意外發現了這種文字。1983年，他撰寫的《關于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問世，讓這一「只屬于女性的文字」正式進入學界與大眾的視野。

1985年，學者趙麗明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第一次來到湖南江永縣，與女書結緣，從此開始了長達40多年對女書的扎根研究。

一枚「太平天國」銅幣，刻印女書：「天下婦女，姐妹一家」

美國語言學家哈利·諾曼曾不禁在書信中感慨：

「這真是一個驚人的發現，我相信它將引起語言學家們和人類學家們的極大興趣。」

40多年來，果真如此。

01什么是「女書」？

女書，是專屬于女性的文字。

它由女性創造、由女性使用，用于女性之間的交流。

它的形狀非常特殊，整體的字形從右向左略微傾斜，猶如一個個長菱形。右上角是一個字的最高點，左下角是最低點，結構上類似漢字的「多」字。

其行文方向是由上至下、由右向左，沒有任何標點符號。

趙麗明繪制女書流傳地區：湖南與廣西交界處一帶

與漢字「男書」對應，寫女書的女人也與「君子」對應，她們自稱「君子女」。

值得一提的是，原生態女書使用者們的書寫工具較為簡陋，用一根小木棍蘸上鍋底灰便能書寫，在大多數女書傳人手下，它都是一種硬筆字體。由于字往往較小，也被稱作「蚊形字」或「蟻形字」。

如今鋒利飄逸的女書，是后來發展的書法作品。

女書也絕非是一種「生造」出來的文字，它存在的歷史，具有語言文字長期使用、發展和演化的規律。它是一種較為成熟完備的系統性書面文字。

筆畫是構成女書的最基本單位，包括點「 · 」、斜「 / 」、弧「 ) 」、豎「丨」，以及圓「 ○ 」。

這些筆畫本身并不表示意義，但由幾個筆畫組成的結構體可能會表示某個音節，音節和音節組合構成的字詞，也能夠標記與之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字詞。

因此，目前女書被公認為一種通過音節表示語詞的「表音文字」。

清華大學語言文學系教授趙麗明，曾帶領一支近百人的團隊對女書進行研究，他們運用字位理論整理出的「女書基本字」，有396+1（重復字）個，目前已收錄在Unicode國際標準編碼中。

他們發現，只要使用這些基本字，就能夠全面完整地表達當地的土話，這種土話并非是少數民族語言，而是一種漢語方言。

女書的部分讀音考證，趙麗明《傳奇女書》

由于女書的使用非常靈活，存在「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甚至「一字多形」的現象。

單個的女書字，很難確定其意義，女書的傳承人高銀仙等人曾說，她們一定要看女書作品，出聲地吟讀，上下文串通意思，才能說這是什么字、表示什么意義。

所以，女書也是需要「唱」出來的文字。

但「女書」的造字起源，至今仍沒有確切定論。

有學者認為，它與遠古的彩陶文字相似，可能是母系社會時代的遺存。

學者謝志民將其與商代古文字比較，認為女書產生于甲骨文的同時代，也是史前年代的產物。

宮哲兵、趙麗明則認為，女書產生的年代較晚，可能直到宋代以后才有。

當下普遍比較認同的觀點是，它是一種取材于漢字、又不同于漢字的「借源文字」。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它源于瑤族文字。

女書借源漢字的部分考證

由于當地長久以來漢族、瑤族雜居，究竟女書源起于「漢」還是「瑤」，至今仍存爭議。

另一方面，女書字體形似女紅圖案，它的形成也被認為與當地女性經常從事的刺繡、剪紙、編織等女紅活動有關。

而這些手工藝品，在日復一日中成為了女書的主要載體。

因此，廣義的「女書」不但包含了「語言文字」的意義，也包含了其他兩種意義：

「使用女書創作的文學作品」：如女書寫就的詩歌、長短句、書信傳記等。

「作為載體的女書物品」：寫在扇子上的「歌扇」，寫在布帕上的「帕書」，以及繡有女書文字的女紅制品。

比如作為新婚禮物，由女性親友贈送給新娘子的《三朝書》，就用刺繡布面作為封面，內頁為宣紙材質，往往會在中間繪制精美的「八角花」紋樣，寓意吉祥，表達作者美好的祝福。

1930年代的三朝書帕，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博物館藏

女書的誕生凝結了女性的勤勞與智慧，我國著名語言學家、中國民協中國女書研究會顧問季羨林教授曾說：

「女書作為一種在舊制度下，被剝奪了學習文化的權利的民間普通勞動婦女，運用自己獨特的才識，創造出來的女性專用文字，實在是中國人民偉大精神的表現。足以驚天地，泣鬼神?！?/p>

02女書，也是「姐妹之書」

正如季羨林教授所言，女書誕生于舊制度的壓迫中。

以江永縣上江圩鄉的崤里村為例，在解放之前，當地的婚姻模式多為包辦婚姻，婦女在家中地位極低，甚至可以被當做丈夫賭博輸了的「抵押物」。

而在另一個夏灣村，女孩從3歲時起便要裹小腳，女子沒有任何婚姻自由，不僅出嫁后不準許離婚，丈夫死了也無法改嫁。

在這些村落里，大部分的女性既無法下地干活，也不允許進學校接受漢語漢字教育，只能留在家中操持家務，從事紡紗、織布、繡花、做鞋制衣等勞動。

因此，住在鄰里間的女性時常聚集在一起，一邊做手工，一邊聊天。

如果十分投緣，還會結拜為姐妹。

湖南江永女書姐妹結交書《結下好情義》扇面

「結拜姐妹之間常常共同學習女書，并以讀唱女書的形式來表達她們間的深厚情誼?！?/p>

姐妹有時候是兒時伙伴，也可以是成年之后彼此認識的摯友。

「兩位姑娘結識以后關系融洽，彼此中意，就可結拜姊妹?！?/p>

其中一位，需要首先用女書寫封「結交書」送給對方。如果對方愿意結交的話，就會寫回信以表達同意，同時邀請她到自己家中小住幾日。

在「結拜姐妹」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了「結老同」的風俗：

與姐妹不大一樣，「老同」，指的是年齡相仿、彼此結交的女性，最好是同年出生，生日越相近越好。而姐妹，則可以相差好幾歲。

有些結拜姐妹還會宣誓「終身相伴，永不婚嫁」，她們歌頌姐妹之情，同時排斥「從夫居」的婚姻制度，但是她們有時難以違抗父母的意志與傳統婚姻觀念束縛。

一方出嫁時，另一方往往悲傷欲絕。在贈與新娘的「三朝書」中，充斥著對姐妹的離別不舍，以及對封建婚姻拆散女子情誼、將女子逐出原生家庭的控訴。如一篇三朝書中寫：

自以分開不同坐，幾日淚流到三朝。

氣曰儂身是錯度……各住閨房放冷毑……

若是儂身男兒子，過海飄湖不出鄉。

裝訂成書本的三朝書，趙育伸 攝

女書的代代相傳，也與姐妹結拜密切關聯。

《女書，一個驚人的發現》一書中記載：

女書的傳教，大多在「結拜姐妹」后進行，充任教師的，往往是結拜姐妹中某位精通女書的近親或長輩。教授女書的時間，一般集中在冬天的農閑時節。

「七八個姐妹圍坐在火塘邊，聽讀一句，跟念一句，逐一辨認，直至完全掌握為止?！?/p>

要是哪位女性在女書方面知識淵博，那么她在當地女性中便很有聲望，會受到其他女子的敬慕和崇拜，而精通女書的長輩，也十分樂意把自己所學無私傳授給她人。

整體上來說，女書的傳承方式遵循「母傳女、老傳少、傳女不傳男」的規律。女書沒有教材、沒有系統性的教學活動。「傳授女書并無任何報酬，傳教人視之為一種義務?！?/p>

除此之外，當地還有一些女性專屬的活動，這些活動也成為了女書學習與交流的重要場合。

在「過廟節」、「斗牛節」、「乞巧節」等祭祀/祈?；顒?，以及女性出嫁時「坐歌堂」、「賀三朝」，都會涉及女性一同誦讀、歌唱女書的內容。

聚集在一起歌唱女書的地方，稱為「歌堂」。

趙麗明總結：「女書文學是一種群眾性的民間說唱文學。女書文化是一種庭院式的歌堂文化。」

女書傳人義年華在歌堂創作的自傳（部分）

03不止是「訴苦情」的女書

上世紀50年代，上江圩葛覃村的胡池珠創作了這首《女書之歌》，道出女性寫作女書的因由：

終身大事由父母，自己無權配婚姻。

多少紅顏薄命死，多少終身血淚流。

女人過去受壓迫，世間并無疼惜人。

只有女書做得好，一二從頭寫分明。

有研究曾指出，女書的內容里，80%都是在「訴苦情」，即講述自己的不幸。

目前發掘出的女書的確包含著不少「哭嫁歌」、「寡婦訴」等等記錄苦難經歷、控訴封建男權社會對女性摧殘的內容。這是由于當時女性受壓迫的普遍性所致。

然而，這份「訴苦」之中，飽含著她們內心深處的吶喊，充滿對封建禮教、性別不公的叛逆與對命運打擊的不屈。

因此，盡管書寫著苦難，女書的意義仍然是積極的，「女書的內容，具有鮮明的婦女覺醒色彩，表現婦女對新生活執著的追求。」

左：胡欣，江永女書現今最年輕的傳承人

右：何艷新，女書最后的自然傳承人，圖源 《密語者》片方

女書的使用場景，大體上分三類：

一是「祭祀祈?！埂?/strong>

如前文中提到的「過廟節」，就是上江圩婦女祭祀「花山婆」的節日。祭祀所準備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將美好的祝愿、免除災禍的祈禱，以女書文字寫在紙上或折扇上。

農歷五月初十祭祀當天，她們不僅要誦讀紙上和扇上的祈禱文字，還要把這些寫有禱文祝詞的制品供奉于神龕，祈求神明回應她們的祈禱。

這位傳說中的女神，對江永婦女習練女書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當地仍有在花山廟祭祀「姑婆神」的習俗，朱凡 攝

二是「結交傾訴」。

這是女書最主要的內容形式和使用場景。

此處的結交，指的也是包括前文里提到的「姐妹結拜」在內，各種形式的女性情誼與交往。她們利用女書互通書信，互相傾訴苦惱、分享快樂，也互相贊頌彼此、歌頌女性的情誼。

如《義年華與胡池珠》中就寫道：「結交三年成骨肉，只看姐娘我開心?！?/p>

女書傳遞的美好情感，撫慰著她們的心靈，給予女人們生活的力量。

電影《雪花秘扇》劇照

三是「記述社會歷史」。

有幾部女書作品引起了相當大的震動，讓人們看到當時女性視角下的重大歷史事件。

一部是《太平天國過永明》，記敘了「太平天國」運動起義軍在永明活動的一些片段，展現了作者對于太平天國運動的真實態度。

還有一部《中日戰爭紀事歌》，用短短30個字，描述日本侵略者給當地帶來的苦難與作者對侵略者的憤恨。

像這樣的「抗日歌」不在少數，研究女書的日本學者遠藤織枝曾編撰過《女書傳播地域的抗日歌》，走訪當地女書傳人，記錄這些抗日歌的內容：

「我每次去看望她（女書傳人陽煥宜老人），都是讓她寫女書、唱女書。這次我問她最近有沒有寫女書，每天過得怎么樣，是否還記得戰爭。她指著膝蓋說：『記得，我記得?！?/p>

『日本兵穿著好長的皮鞋來了』，還告訴我鞋子的長度，然后突然唱了起來?！?/p>

女書作品《義年華答來訪者問》

除此之外，當地女性還會將一些經典的民間故事改編為女書，彼此傳頌。

如《祝英臺》一詩中歌頌歷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女性，清楚地表達了對性別平等和受教育權利的渴望：

則天皇帝一女子，總管山河實威風。

峨嵋祝公生一女，愿到杭州進學堂。

而《三姑記》、《肖氏女》等漢語民間故事也被翻譯為女書唱本，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傳統文化的傳播與延續。

文化、歷史、生活、情感……這一曾經被「輕視」的文字，蘊含著女性巨大的力量。

「對女性來說，語言往往是應對壓迫、或竭力抵抗壓迫的一種復雜方式?！姑绹鴮W者阿曼達·蒙特爾在《語言惡女》一書中提到「女書」時如是說道。

通過女書，她們建立起集體身份認同，展現女性的生活、情感與思想，發出了屬于當地女性的聲音。它是女性為爭取書寫的權力而發明的文字，「以女性群體為寫作主體、傳承女性經驗、大大打破男權文化下女性的失語和沉默」（駱曉戈）。

04女書傳承的「冷」與「熱」

女書一度被認為「失傳」，不僅大量文字材料遺失，自上世紀50年代后，會讀寫女書的人也陡然減少。如今，更是早已經走在「自然消亡」的路上。

這其中既有歷史演化的原因，也有當地習俗和特殊時代的影響。

「女書」在當地是公開的，不對男性保密，但卻長期僅在女性間流傳。

之所以「傳女不傳男」，并非因為它是「秘密」，而是因為當地男性大多不關心女書，也不參與誦唱女書的活動。

「女書僅限于婦女中間流傳，男子對之不聞不問，認為純粹是婦女的私事?！?/p>

陽煥宜老人：男書在桌子上寫，女書在膝蓋上寫

因此，女書「順理成章」地被視為私人物品，備受珍惜。

江永一帶的風俗信仰，讓女性相信死后有「陰間世界」，女書常常成為當地女性下葬的殉葬品，或是在死后被焚燒，這樣即使是在另一個世界，她們也能與女書相伴。

文獻記錄，「1976年胡池珠（女書的自然傳承人）去世時，高銀仙、義年華等結拜姊妹在送葬的活動中將她的幾十本女書全部燒了。」

「人死書亡」的傳統，令大多女書作品難以保留。

其次，解放后的政治動蕩給女書也帶來了破壞，女書作品曾被作為「四舊」燒掉，不準保留收藏，懂女書的婦女也曾被作為「妖女」批判（宮哲兵）。

最后，由于當地普通話、漢字得到普及，女性受教育的權利逐漸得到保障，女性學習了更便于識讀和廣泛使用的漢字，尤其是現代，書寫和發聲不再只能通過女書，女書的使用價值被大大削弱了。

當一門語言失去了被使用的必要理由，失去了其生存發展的語言環境，它就難免面臨「滅絕」的危機。

2011年紀錄片《女書回生》截圖

女書被發現之初，女書傳人高銀仙和她的6個結拜姐妹大都在世。學者們通過這些女書傳人，獲取了大量寶貴的資料。

但在2004年，最后一位經歷了「原生態女書文化」的傳承人、90多歲的陽煥宜老人去世。如今女書的自然傳承人（也有說是半自然傳承人），僅剩下1940年出生的何艷新老人。

與女書逐漸消亡的「冷」形成對照的，是女書課題在學術研究領域的「熱」。

自80年代被發現以來，女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對女書的深入研究不僅在中國大陸展開，還激發了來自日本、美國、歐洲和諸多境外學者的研究熱情。

「女書文字源于農村姑娘對文字的強烈憧憬和熱誠希望，堪稱世界珍品。這樣一種體現女性卓越創造力的文字，我希望它能為世人所知，既然得以保存下來，那么讓它繼續保存下去。」遠藤織枝說。

遠藤織枝是日本文教大學教授，曾出版《女性語言文化史》《中國女書研究》等作品，臺灣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劉斐玟，出版了英文撰寫的女書相關書籍《Gendered Words（性別的文字）》。

她們多次前往江永一帶，與女書傳人深入交流，互通書信。劉斐玟甚至成為了何艷新、龍玉的「結拜姐妹」。

左起：何艷新、劉斐玟、龍玉，圖源 劉斐玟

官方對于女書的「搶救性保護」也如火如荼：2006年，女書入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第一批70個民俗項目之一。 2008年，江永女書為湖南省向國家推薦申報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唯一項目。

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傳承」和「保存」一直都在進行著。

05關于女書的電影、舞劇……

21世紀之后，描寫女書的影視和戲劇作品也涌現了出來。

美籍華裔作家鄺麗莎在了解了女書與「老同」風俗后，寫下一本小說，名為《雪花與秘扇》，講述湖南兩位結為老同的女子——百合與雪花的故事。

這部小說后來被改編為電影《雪花秘扇》，由李冰冰、全智賢、鄔君梅和休·杰克曼出演，于2011年6月24日在中國上映。

電影《雪花秘扇》劇照

雖然該片在海內外的口碑均不佳，但其中對女書和江永一帶女性情誼、「結老同」文化的描寫，還是激發了許多人對于女書的興趣。

香港編舞家黎海寧以女書文化為切入點，并引入香港女作家西西的《解體》及黃碧云的小說《沉默?暗啞?微小》，創作出現代舞蹈劇場《女書》。

2007年，《女書》在香港首演，當時演出的是香港城市當代舞團。作為黎海寧探討女性題材的「女性三部曲」的壓卷之作， 本劇曾奪得兩項香港舞蹈年獎。

2010年，《女書》曾在國家大劇院小劇場上演。

十幾年后，2023年末《女書》再次重演，由香港舞蹈團復排，演出于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大盒。

黎海寧看來，「女書」也可以指「女性的書寫」，劇中從紅巾折扇代表的古代，到高跟鞋、長裙西裝代表的現代，通過不同舞段展現女性的困惑，和一路尋求自由及解放的抗爭。

香港舞蹈團復排黎海寧《女書》海報，? 香港舞蹈團

2011年，臺灣視覺人類學學者郭昱沂導演的紀錄片《女書回生》講述了女書傳人何艷新的故事。

另有一部結合了微電影與交響樂的作品《女書》，由作曲家譚盾創作。

譚盾在湖南做田野采集期間，耗時5年拍攝創作了13集的女書紀錄片。影片中，女性唱著口耳相傳的女書歌謠，譚盾則依據古老的唱段為其編配樂器和聲。

他曾表示希望「搶救女書，還原女書，為我們的母親和姐妹譜寫一座聲音紀念碑」。

這部作品作品由美國費城交響樂團、荷蘭阿姆斯特丹皇家音樂廳交響樂團、日本NHK交響樂團和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共同委約，曾于2013年10月20日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演出，并前往歐洲、美國、日本等多國世界巡演。

2014年5月女書傳承人參加譚盾《女書交響樂》在長沙的演出

2018年，湖南歌舞劇院推出小劇場舞劇《女書》，演出于湖南大劇院。2024年，香港演藝學院舞臺及制作藝術學院和音樂學院聯合推出現代跨媒體室內歌劇《女書》。

去年，又有兩部關于女書的紀錄片在內地上映，一部是紀錄片《密語者》，由馮都、趙青聯合執導，另一部是《女書：潮起》，由李舒婷編導。

目前的女書紀錄片大多制作成本不高，往往存在視角單薄、構作不成熟的問題，在口碑評分上未能令大多數觀眾和女書愛好者滿意，但仍然起到了重要的田野調查記錄與推廣、普及女書的作用。

在很多高校，關于「女書」的學生作品也陸續涌現，來自世界各地的創作者將女書作為創作的重要靈感和思想來源，使女書在戲劇舞臺也不斷活躍。

06女書「死去」了嗎？

在語言學中，有一個詞叫「死語」，它指的是「已經不再有人以之作為母語的語言?！?/p>

另有一詞叫「死文字」，指「在特定歷史時期使用過，但現代已失去實際應用功能的書面文字系統。」

毫無疑問，隨著女書本來表達的江永土話被日漸棄用，女書自然傳承人的陸續離世、女書使用環境的退化乃至消亡，女書作為曾經江永女性專用的文字，的確是將要「死去」了。

用趙麗明的話來說，原生態的女書已經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女書的誕生，是歷史的合力，如今它的淡出，也同樣是歷史的力量。

江永縣蒲尾村女書園內的女書墻，中間大字：「江永女書」

小字：「文化瑰寶」（右）「世界一絕」（左）， 柳王敏 攝

我們今天的人還需要學習女書嗎？

或者說，如今我們了解女書、使用女書的意義在何處？

女書承載著「女性文字」的記憶，提醒著我們當年女性創造的智慧，女性經歷的生活；它自身具有極高的語言文化和人類學研究價值，是女性歷史和語言學歷史的重要見證。

社交媒體和現實空間，依舊有很多人在不斷呼喚著女書。

當下，女書已然成為女性主義的重要符號，有大量的女書愛好者不僅堅持使用女書，也仍在持續性地研究女書、造訪江永。

但不可避免地，在褪下原有的創作語境、從語言文化風俗中抽出之后，女書終會模糊、失去其本來面目。

曾經的江永縣，女書是當地女性個人的書寫，女書的表達形式是女紅、歌詠等活動，如今，女書的使用場域已經向公共話語空間遷移。

政府和學界的介入、保護和發揚，也讓女書的傳播成為了一種文化展演，讓女書作品作為一片「景觀」、一座「博物館」留存于世，與層出不窮的商業化文創產品一同，成為促進經濟、招攬游客的標簽。

何艷新老人，周震（Cheng Chou）攝

女書傳人何艷新老人說：

「（女書）無論怎樣發展，都已經跟我們那個時候沒什么關系了。」

這可能是歷史沿革中女書難以逃脫的命運。

比起「失傳」，女書「失真」的情況更為嚴峻。趙麗明、謝志民等學者都對女書文字作假、失真的現象進行了警示和抨擊。

比如一些「男撰女書」（部分女書傳人生造出的假字）、或明明是新創作的女書作品卻宣稱是「原生態女書」，這些「假女書」「新女書」對女書的研究樣本造成了污染。

部分人對女書的「神秘化」「私密化」，生造子虛烏有的歷史，導致女書的錯誤知識被當做科普傳播，被大量讀者誤解，成為「獵奇」的對象。

臺灣學者郭昱沂曾寫《「死」文字》感慨：

「如果可能，我但愿能掐死那文字，不要有所謂的假女書、新女書，寧愿守住這個文字當初被創造時的干凈原初。」

遠藤織枝也認為，應該「將其真實的面貌傳給后世之人?！?/p>

2025年，在北外灘虹空間舉行的女書展展品，策展人陳雨露

女書不應公開化、女書不應商業化——這樣的呼吁一直都有。

為了發掘商業價值而扭曲其文化精神，忘卻其本身作為女性文字、姐妹之書的涵義，的確是對女書文化的歪曲。

最年輕傳承人胡欣在臺上表演女書時，經常被要求舍棄女書中大量的「訴苦情」內容，選擇少量的表達快樂的女書作品。

「活動現場，多數時候是烏泱泱一群男性，觥籌交錯，胡欣有時會感受到某種壓迫感。」《南方周末》寫道。

「這畢竟也是一種女性文化，還是想要更多女性來關注、看。」胡欣說。

另一方面，女書在表達形式上的「創新」，也被一些學者和愛好者認為是其未來傳承的必由之路。

模特「大表姐」劉雯設計的logo也有女書元素

女書作為「表音文字」，可以「書寫萬物」，這注定了它的自由與靈活。

它不僅能表達所有的中文漢字，而且無論社會發展出現什么新事物、新詞匯，古老而神奇的女書都完全可以承載。

它依舊有生機，因為我們依舊需要女書。

這種需要，可能如今不再是「結拜姐妹」、「訴苦情」的需要，而是與當下女性思想呼應的新的需要。

當代文化中，女書已成為女性力量傳承的一種精神圖騰，書寫女書，同樣是對女性身份感到認同與驕傲的象征。

小紅書上，用女書寫春聯成為女書的一種儀式性傳承方式

過去的女書靜止了，現在的女書還流動著。

無論是基于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為了使用和傳播的傳承創新，或是呼吁其尊重當地生態的「回歸本初」，在四面的聲音下，女書需要被關注、被討論、被研究，而不是被忘記、被曲解。

完好地保存女書的歷史、將女書本來的面貌、精神內核盡可能地普及給更多人。在此基礎上學習女書、使用女書、回歸身體實踐，讓女書參與到女性生活種種交流活動中，從它作為精神需要的根本出發傳承它、發揚它。

這或許是當下面對女書「朝何處去」的問題，最為令人寬慰的一種解答。

參考資料：

《傳奇女書——花蹊君子女九簪》，趙麗明，清華大學出版社

《女書，一個驚人的發現》，趙麗明、宮哲兵，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中國女書研究三十年》，倫玉敏，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死」文字》，郭昱沂，臺灣藝術大學

《“她”與女書：四十年，守護一座文字孤島》，郭菁，清新時報

《湖南江永女書的婚嫁文學：「三朝書」的情感敘說、擬入，與升華》，劉斐玟，中央研究院

《土地與神祇｜江永：女書與姊妹神》，朱凡、臧繼賢，澎湃新聞

《女書地區的抗日歌曲》，遠藤織枝

《用女性文字交流的密語者們：“我們所有的掙扎都在內部”》，潘軒，南方周末

《女書研究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謝志民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文化的解構與重構:女書傳承場域及其主體實踐的迭變》，李琦、盧亞霞，《傳媒觀察》

《多重視角下的女書及女書文化研究》，賀夏蓉，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劇焦編輯部·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