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是清流的人，裕王舉薦的淳安縣令，他到了浙江掀起了大風波，讓嚴黨失去了浙江的執(zhí)政權(quán)。

在浙江，海瑞為清流立下下天大功勞。

海瑞審問嚴黨爪牙鄭泌昌、何茂才，成功問出了毀堤淹田的真兇；并為了百姓，頂撞上司趙貞吉。

這樣的人物，清流派為何甘冒風險，將他調(diào)入京城任職戶部主事？

答案，藏在權(quán)力博弈的縫隙中。

嘉靖困局中的政治旋渦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嚴嵩倒臺后的三年，大明朝還是和以前一樣，海上的寇還在進犯、饑荒天災還在發(fā)生、吏治還是敗壞，一切并沒有改變。

嚴嵩倒臺后，清流與司禮監(jiān)的呂芳集團暫時結(jié)盟，表面上終結(jié)了嚴黨二十年的專權(quán)。

清流的徐階成為首輔，趙貞吉也調(diào)入戶部成為尚書，王用汲比海瑞早一年，在都察院任御史。

海瑞是清流的大功臣，但如今倒嚴成功了，清流就想不起這個人了。

可見清流翻臉比翻書還快，之前為了請海瑞出山，可是寫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用完了就棄如敝履。

如果不是嚴黨倒下，空下的位置，清流要迅速填上自己人，海瑞都沒有機會調(diào)入京城。

“所向披靡”的海瑞，被安排去了戶部，任浙江清吏司主事，并且安排在了徐階心腹兼學生的趙貞吉的手下。

這樣既可以用他，又有人管他。

這時清流面對的爛攤子，比嚴嵩時期更難。

清流需要一把“破局之劍”，嚴黨雖倒，可貪墨之風，并沒有減小。

嘉靖的名聲，也沒有有所改觀，大明仍是需要一劑猛藥。

清流派的核心訴求，是扳倒嚴黨后推行新政。

但嚴黨雖倒，其遺留的貪墨網(wǎng)絡和財政爛攤子仍盤根錯節(jié)。

更棘手的是，嘉靖帝始終以“修道”為名斂財修宮觀，導致國庫空虛、民變四起。

而且嘉靖年紀大了，疑心病更重。

清流若直接諫言，必然觸怒皇帝；若沉默不語，則會失去士林支持。

所以將海瑞用起來，這暗示清流高層，早已將海瑞視為打破僵局的工具。

道德制高點的旗幟

嘉靖朝的官場，已形成“貪腐合理化”的潛規(guī)則。

嚴黨倒臺后，清流派雖占據(jù)要職，但其成員如趙貞吉、徐階等人不得不與皇權(quán)妥協(xié)，但是爛攤子怎么收拾？

這種妥協(xié)導致清流派面臨道德危機，若與舊秩序同流合污，如何證明自己與嚴黨不同？

海瑞的絕對清廉，成為清流派重塑道德合法性的關(guān)鍵。

他拒收炭敬、冰敬，家中老母過壽只買二斤牛肉，這種近乎極端的操守，讓清流得以向天下宣示：“朝中仍有清官”。

歷史對照：明代中后期，士大夫常以“道德楷模”為政治武器。

海瑞原型即歷史上的“海青天”，其《治安疏》直諫嘉靖的行為，本質(zhì)上是以個人身家性命為賭注，逼迫皇權(quán)讓步。

劇中的清流派深諳此道，即便海瑞最終觸怒皇帝，清流也能以“護忠臣”之名收割民心。

清流為何敢用海瑞？

可控的不可控性：海瑞雖剛直，但其行動始終遵循“大明律”和儒家倫理，這使其破壞力被限制在制度框架內(nèi)。

嘉靖的需求：嘉靖晚年需要海瑞這樣的“直臣”粉飾治世，清流看準了皇帝既要權(quán)又要名的心理。

歷史慣性：明代言官制度賦予御史“風聞奏事”之權(quán)，海瑞不過是這一傳統(tǒng)的極端化體現(xiàn)。

清流根本沒有想到，海瑞一到北京，第一件事就去六必居題字，正人心，一下觸動了嘉靖脆弱的神經(jīng)。

從此海瑞就生活在，錦衣衛(wèi)監(jiān)視之下。

既然海瑞在六必居惹禍了，清流為什么不把他貶到外地去？

原因就是年老的嘉靖多疑，海瑞是裕王推薦的，裕王因為六必居之事被懷疑，如果清流將海瑞處理了，那裕王又要被嘉靖蛐蛐了。

海瑞六必居事件后不到半年，海剛峰直接搞了出大的。

抬棺上書一篇《治安疏》，讓嘉靖和海瑞成為大明二百多年輿論焦點，海瑞直接進了詔獄。

結(jié)論：刺頭的價值在于被利用

海瑞入京絕非清流的“一時疏忽”，而是精心設計的政治策略。

他既是清流破局的利劍，也是粉飾門面的招牌，更是轉(zhuǎn)移矛盾的盾牌。

這種利用背后，折射出大明官僚體系的殘酷邏輯：理想主義者終將成為權(quán)力之下齏粉。

在權(quán)力場中，純粹的道德本身即是一種政治資源；而資源，從來都是用來交換的。

“圣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胠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