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主席/tuzhuxi 20250605

昨天我們說了，哈佛蔣雨融同學身上包含了許多的標簽：女性（弱勢群體）、中國人（特朗普政府的打壓對象）、多樣性、多元化的背景經歷（“全球視野”、“全球經歷”的“全球主義”精英，美國精英人設）、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左翼政治、政策及意識形態的思想堡壘）、“國際發展”專業（自由派/進步主義/全球主義，左翼政治、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及“深層政府”的延伸）。每一個標簽都有政治上的意義。“什么東西能夠刺痛敵人，我們就要把什么東西擺在眼前”。她在這個時候，被推上畢業禮講臺，當然有標志性的意義，而且是政治意義——集各種標簽于一身的她，是哈佛對特朗普政府、保守派政治、右翼民粹主義的一種公開的挑戰，公然的挑釁、堅決的反擊，可謂“啪啪啪”地打特朗普和MAGA眾的臉。（《點評哈佛的蔣同學：美國國內政治斗爭里的一顆棋子》（）。

這當然是卷入了美國的國內政治，被“當槍使”——而且在中美地緣政治環境惡化，大國博弈的背景下。這絕對超出了一個二十多歲，剛剛準備踏入社會的年輕姑娘所能承擔和駕馭的。我作為父母，也絕對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女兒陷入這樣的境地。要把這個事情“語境化”，這就是我們昨天講的內容。

今天我們再結合標簽、身份政治、DEI這些東西，更進一步展開思考。

美國是種族和社群構成非常復雜的多元社會，內部又有很多的張力和撕裂，這就使得標簽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比如說卡瑪拉·哈里斯。拜登當年為什么請她做副總統呢？因為拜登是老白男人，他可以觸達中低收入白人群體（特朗普的基本盤），但觸達不了少數民族和女性。所以他要找一個搭檔，能夠填補他的空白。哈里斯的標簽是什么？主要是種族，而且她有兩個標簽，一是黑人，二是印度裔（南亞/少數族裔）。其次是女性——主打女性群體（但是她沒有生過孩子，是扣分項）。其他的，出生成長在加州，則屬于扣分項。但對于副總統，這兩個標簽就夠了。有色人種、女性。說白了，她就是靠這兩個身份，成為副總統。

等到讓她當總統候選人，接替總統，就實力不濟了。因為她的功能就是搭檔——她之所以成為副總統，就是因為她的標簽。

哈佛畢業禮講話也是一樣的。一共就這么幾個位置，你得找符合各種人設和標簽的演講者，通過確定演講者，輸出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價值導向。

所以，國際學生、中國人/“有色人種”、女性。同時結合目前的政治環境，要選擇自由主義/國際主義左派，搞國際發展的。這就是蔣雨融的故事。

請注意，我一直強調標簽這個事情，并不是說蔣雨融優秀，或者不優秀，而是以她的年紀和閱歷，未必能看到這些標簽的重要性。

你以為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登上講臺，實際上相當一部分因素是這些標簽。

這里可以舉個更加直觀的例子。一個中國留學生男生，假設其他的背景和專業都一樣，能不能登上講臺呢？我認為是很難的，因為這個男生缺了一個身份——即“女性”這個弱勢群體身份。所以，在各種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只要有個女生，這個位置肯定就歸這個女生了，哪怕這個男生可能更優秀——在身份政治面前，他在才能上有多一點的優秀并不如其他標簽重要。

（當然了，這里有個秘訣。打敗男性性別劣勢的法寶是性向。如果你是公開的同性戀（請注意，必須是公開，否則沒人知道），那就抵消了你的男性性別劣勢，讓你可以和女性平起平坐競爭了。這就是左翼意識形態）。

以上，就是典型的、建立在身份基礎上的政治。其背后的概念被稱為DEI——“多樣性、平等、包容”——這些標簽屬性超過了才能本身。那么，對于“有才能但沒有標簽”的人來說，這種選拔方式就變成了一種不公平。這種選拔方式不僅存在于校園體系里，也存在于職場，存在于政界。

而DEI這個東西，對于獲得崗位的人自己來說也是一種困擾，是對其價值的一種稀釋：第一，你當然相信自己是靠努力獲得成就的。但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因為DEI而被“照顧”的。實際上，如果有了這個機制的存在，你一定會非常主動地利用它，為自己爭取更好的位置，并將這種機制合理化（“我作為黑人，作為女性，就是被壓迫的，這些是我應得的”）。第二，只要有DEI存在，對于所有符合DEI標簽的人來說都是一種價值稀釋。因為別人覺得你就是靠身份標簽，而不是靠真才實學獲得這個位置的。你要加倍努力才能讓自己“洗脫”這個“偏見”——事實上你可能永遠也無法實現這個目標。你一輩子都會被加上DEI的標簽。

這其實就是CQ Brown Jr的故事。他是美國空軍四星上將，拜登政府期間選了他擔任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成為第一位在美軍擔任參謀長的非裔美國人。你說他是不是出色軍人呢？是的。但是他是不是DEI呢？肯定是的。這是民主黨的游戲規則。對于 CQ Brown Jr本人來說，他得到了位置，但他的價值也會因為DEI被損害。特朗普回到白宮一個月，就解除了CQ Brown Jr的職務。為什么？因為CQ Brown Jr本人疑似DEI的產物，且他在部隊里推動DEI。保守派認為DEI是對軍隊的最大傷害。

回應一些讀者可能提出的問題，蔣同學出來發言，是不是以DEI的身份呢？這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特殊的身份和標簽不可能不被作為考量的重要因素。至于發揮了多大作用，是否是決定性的，就無從得知了。因為這個東西完全是主觀的，無法量化。

這就是DEI的問題所在。它以“公平”或“正義”為由，把許多先天的（例如性別、族裔）、不由個人努力所決定、不由個人才能所決定的因素，納入了評價體系，侵蝕了選拔機制，讓東西變了味，不再純粹，并可能對社會可能造成廣泛的傷害。

而對于哈佛來說，DEI就是他們要捍衛的最大政治（之一）。

美國的情況，貧富差距本來就很懸殊，且還在不斷拉大，經濟社會矛盾深刻，政治高度撕裂，哈佛這樣的常春藤等名校一直是精英內部循環、階層固化的工具，本來就讓老百姓的神經非常敏感，在此基礎上，再疊加DEI這樣的左翼意識形態驅動的選拔機制，更讓人覺得違反公平、違反常識、違反直覺，甚至違反人性，這就在美國的廣大社會上形成了針對知識精英的“反動”力量——反精英、反建制、反智，反左翼意識形態——其社會基礎和呼聲已經遠遠超過了人們對教育、知識、學術機構本身的尊重。而這就是哈佛大學等名校今天面臨的境地。所謂物極必反，這樣的機制，最后反而會傷害教育體制，因為它的公平性、公信力遭到了質疑。

之前很多中國人對特朗普政府“閹割”哈佛這樣的頂級大學感到不解，畢竟中國人是崇尚教育、膜拜名校的，覺得這樣頂尖的教育機構是美國的財富，美國政府怎么著也得給予保護和支持吧。其實可以換位思考：如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協和醫學院——這些頂尖院校都把選拔體制進行調整，設定一套非常有利于精英的選拔機制和游戲規則，把主戰場放到了標準化測試的考場之外，側重拼經歷、拼推薦信，拼多元化（學生個人的經歷、愛好、特長也是“多樣性”的一部分），確保精英家庭有很大的確定性（請注意，是確定性，而不是幾率）可以進入名校，把名校變成了占人口群體少數的精英的系統化的、機構化的、制度化的內部循環工具，那大家還支不支持這些學校呢？我想很多人就不愿意支持這些學校了。（尤其要考慮，在美國，哈佛是私人經營的單位，理論上可以靠捐贈人養活，獨立于政府，不需要納稅人的錢，所以納稅人當然也就更不想給這些學校出錢了。）

在哈佛蔣雨融同學的風波里，中國網友當然有中國網友關心的點——愛國主義，比如說，在這樣一個特定的場合里，得到了這樣一個機會，那么中國學生代表是不是應該多講講中國，更明確地強調自己的民族性或者民族身份，對祖國進行贊譽（而非回避），在這個基礎上謀大同。中美的大同，人類的大同。中國身份這一條，僅靠著裝，外形，甚至一點口音，都是不足夠的，你要表現出為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自信和驕傲，要謳歌和贊美之，惟不能對祖國身份進行有意無意的回避或淡化。而強調身份，恰恰是現在全球的真正潮流所在——無論是美，還是廣義的西方。愛國主義部分，是中國網友關心的主題。這部分主題，如果覆蓋得當，蔣雨融同學得到的審視或批評會少一些。但也如我之前所講，按照目前復雜的地緣環境及美國國內政治狀況，這個主題是非常難駕馭的，找到讓各方都“滿意”的切入點并不容易。

但除了這個主題，在反對特權，倡導公平，對脫離群眾的精英主義感到疏離和厭惡方面，中美民間實際上是一樣的。而從我們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來，中國網友被激起情緒里的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是對公平的向往，而這和美國政府及社會對常青藤/象牙塔開展的反DEI文化戰爭背后的驅動機制存在相通。

以上是對這個事件的進一步展開。希望人們可以從更廣泛的視角里解讀這樣的事件。

也歡迎讀者們閱讀作者前兩天寫作的《》，告訴你美國這套教育體系到底是如何設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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