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語言學家Barbara Mertins說，語言是與身份認同緊密相連的。她本人擁有捷克血統(tǒng)，在多特蒙德工業(yè)大學多樣性研究所工作。她說，“語言是使一群人成為群體的首要特征之一。” 嬰兒甚至在出生前就開始學習他們所處環(huán)境和母親的語言。“語言最初像一根線，將我們與一個社群、一個家庭，或者，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一個國家聯(lián)系在一起。”

語言傳達著文化、儀式、幽默和情感——沒有語言，我們很難感受到對一個國家或社會群體的歸屬感。此外無論講多少種語言，它們都不會相互妨礙。

波蘭裔二代：Friedek

Friedek的母親是波蘭人，繼父是德國人。幼兒園時期主要說波蘭語，基本不怎么說德語。她喜歡聽波蘭廣播劇，波蘭詩歌，直到可以背誦。在體操俱樂部認識的一個波蘭女孩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不喜歡說德語。感覺自己就像拉鏈上的拉頭，必須強行將波蘭語和德語合在一起。我的家在德國，但我們說波蘭語。波蘭語讓我與這個并沒有在那兒生活的國家聯(lián)系在一起。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德語越來越溜。她開始聽各種德語故事和詩歌，參加德國朋友的生日聚會，和波蘭朋友也越來越多地講德語。當母親用波蘭語問她在學校過得怎么樣時，她越來越多地用德語回答媽媽。

她幾乎只在假期和祖母在一起短暫生活時說波蘭語。而且每次都要花上幾天時間才能重新適應：她的波蘭語不知不覺就褪化了。

十一歲那年，F(xiàn)riedek和媽媽一起去買筆記本，媽媽用波蘭語問想要哪本。她非要媽媽說德語，媽媽堅持要說波蘭語，結果大吵了一架。

漸漸的Friedek身上波蘭女孩的氣質(zhì)消退了。她給熟人發(fā)聊天信息時，被嘲笑太多拼寫錯誤。因為害怕出錯，她漸漸也失去了與陌生人交談的勇氣。有兩年她甚至完全沒去過波蘭。而在此之前，她每年最多甚至會波蘭六次。

波蘭人其實在2011年就成為德國第二大移民群體，她后來問媽媽為什么不給她在校外上波蘭語課，媽媽說：“你不想上。” 她遺憾地回想，要是高中可以將波蘭語選為第二外語，她肯定會選的。

直到在大學期間，F(xiàn)riedeck終于開始探尋自己的根源。她的本科論文主題是波蘭政治。為此她接受挑戰(zhàn)研讀了很多波蘭文獻和電影片段。如今波蘭語已成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可以看懂波蘭新聞 ，聽波蘭流行音樂，可以理解波蘭阿姨們的惡搞照片。和媽媽打電話時，會先用波蘭語說點什么。她現(xiàn)在每年至少去波蘭五次。在波蘭超市，還會和其他顧客討論哪種冷凍餃子最好吃。就是說錯了，也毫不在意，馬上糾正就是了。

希臘裔二代：Danai

企業(yè)銷售Danai 的母語是希臘語。她的父母小時候就來到德國。

Danai在小學期間還在一所希臘學校學習了四年希臘語。她小時候在家里也很少說德語，父母堅持讓她先學希臘語，然后再學德語。然而后來家庭語言變成了德語和希臘語的混合體。如今，當她和父母談論她的感受時，她會使用希臘語，因為這能幫助她更好地表達情感。一談到工作，她就變成了德語。

Danai 回憶說，“從很小的時候起，我們家就在希臘度假，我每次都不想回德國了。有一次甚至從機場逃走了。”她覺得希臘人的心態(tài)更輕松友好，也更能融入其中。她家的絕大部分親戚都住在希臘。她說，“如果我不懂希臘語，我就無法與親戚聯(lián)系。那簡直不敢想象。”

Danai說，她老師們對她掌握多種語言給予積極評價。同學們對她如何慶祝圣誕節(jié)以及她是否會說希臘語很感興趣。“我從不以我的語言感到害羞。”

土裔庫爾德二代： Ahmet

剛剛完成醫(yī)學學業(yè)的Ahmet Beki?o?lu父母是庫爾德人，于20世紀90年代逃離土耳其。他的父母和老師都告訴他：“你必須學習德語，那才是你的未來。”

父母用土耳其語和他交流，而他用德語回應。每當他跟父母講些有趣的事情時，他們通常只是點點頭。他有點苦惱，“我感覺他們不理解我。”Ahmet 從八歲起就一直幫父母翻譯官方信函和申請。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幾年前，當時他從科隆到下薩克森州探望他們。他解釋說，“我在那里待了三天，有兩天全在翻譯。”

直到今天，他與父母的關系仍然充滿語言障礙。他不愿與父母傾訴自己的感受，盡管父母現(xiàn)在德語說得更好，他也在大學里也學了庫爾德語。庫爾德語現(xiàn)在成為他維護自己民族文化的一種方式，因為庫爾德人在土耳其常常會遭到暴力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