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如棋局,獨子難成勢!”
馬伯庸的中篇小說《長安的荔枝》,說的好像是楊貴妃想在自己的生日宴上吃一口可口的鮮荔枝。
可她哪里會知道到她吃的那幾個荔枝,要跑死多少匹馬,要砍斷多少棵樹,要有多少顆人頭落地,要有多少人家流離失所,又會有多少人會因此邀功行賞……
《長安的荔枝》中,小人物李善德用血淚換來的荔枝轉運之路,恰似一盤教人清醒的處世棋譜。
無論科技如何進步,朝代如何更迭,但是人性似乎絲毫沒有發生變化。
“好人有好報”只有童話故事里有,現實世界的生存法則,卻是老實人被扒拉得血淋淋的生存窘境。
韓洄那句“和光同塵,雨露均沾”的點撥,道破了中國式人際關系的底層邏輯。
李善德最初捧著精密如鐘表的轉運方案四處碰壁,不是方案不夠好,而是觸碰了官場“功勞分配”的潛規則。
就像職場上總有人抱怨"我干活時沒人影,領功時全冒頭",新人熬夜做的方案被主管署名,小卡拉米跑斷腿的調研成了領導的政績,這些“被共享”的委屈,正是“花花轎子眾人抬”的生存智慧。
書中最諷刺的細節,莫過于李善德用性命換來的荔枝,最終成了權力游戲的祭品。
這就是書里書外都在提醒我們:善良要帶鋒芒,真誠需設底線。
如今《長安的荔枝》同名劇集尚未開播,已是全網熱議時。
原著作者馬伯庸被問及此事,卻淡然表示:“我一直沒覺得自己紅了。”
從2015年,馬伯庸做出辭去外企工作的決定時,那時的他已經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了。
他在那時候寫的《風起隴西》、《顯微鏡下的大明》等一系列的作品都列入了暢銷書的榜單。
那一年,35歲的馬伯庸甩出一句“我也想嘗試自由散漫的生活”,就辭去了外企工作。
同事們以為他要過上睡到自然醒、想寫就寫的神仙日子,結果他反倒活成了“游牧民族”的自律。
每天八點準時混入早高峰,在咖啡館和茶館之間規律打卡。
有人調侃他“自討苦吃”,他卻掰著手指頭算賬:“上班賺得少,寫作賺得多,傻子才不選后者。”
這賬算得清醒,更藏著職場十年練出的生存智慧:自由職業不是放縱,是拿自律換自由。
就像他筆下的李善德,看似被權力推著走,實則把每步路都算得明白。
“真正的自由,是自律給的翅膀”,在馬伯庸的創作“游牧”日常里,藏著比上班更嚴苛的KPI,靈感不會憑空掉落,得用朝九晚五的堅持去換。
我一直在想,如果馬伯庸沒有那段外企工作的經歷,或許寫不出《長安的荔枝》里那些讓人揪心又虐心的人事糾葛,也寫不出職場上小人物背不起的那口鍋,更寫不出”和光同塵,雨露均沾“的處世智慧。
大文豪托爾斯泰說,“再偉大的作家,也只不過是寫他自己的生活片段罷了!”
在《長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手持楊國忠令牌卻遭各部推諉的情節,堪稱古代官場版的“流程困境”。
當李善德發現“衙門的文書遠沒有魏國公的令牌好使”。也應了楊國忠的那句話:流程只有小人物才要遵守!
這個看似荒誕的歷史片段,實則映射著現代職場規則:權力令牌如同企業中的“高管簽字”,看似通行無阻,實則受制于部門利益與隱性壁壘。
馬伯庸將這種洞察融入歷史書寫,讓唐代官場的“公文旅行”與當代企業的“會議馬拉松”形成跨越千年的共鳴。
-04-
一部好的作品,要經得起讀者的審視,好作品是一點點磨出來的,就如同《古董局中局》的誕生記,堪稱馬伯庸的“妥協藝術”。
最初是幾個朋友晚上在一起擼串,邊擼邊看王剛主持的《天下收藏》的電視節目,看到王剛一錘子把那號稱價值連城的古董砸碎,實在是太解壓了。
于是幾個朋友就在一起笑談,要不你就寫個“天天砸古董”的爽文?
試稿的結果是被策劃編輯拍桌子罵:“太裝了!前臺小妹都看不下去!”
朋友回憶說馬伯庸原稿里盡是“小資腔調”,硬是被按著頭改成了雅俗共賞的通俗故事。
這過程是不是像極了李善德被現實毒打,你以為方案完美,現實偏要教你做人,哈哈!
-05-
馬伯庸總說自己“沒在文學圈混”,可他筆下的歷史細節比專家還較真。
《長安十二時辰》里元載憑金絲楠木簪斷定姑娘身份,這細節源自他對唐代妝飾的考據。
但這么個考據狂魔,轉頭又能把“李太白全集”的繁體字寫錯,被朋友吐槽“就一網兜”作品。
馬伯庸當時還沒明白朋友說的啥意思,沒想到朋友解釋的“就是全都是漏洞”,倒是把他鬧了大紅臉。
但馬伯庸人家可是一點也不忌諱,還把這事寫進書的“序”里了。
這種反差像極了他的人生:一邊是學者般的嚴謹,一邊是段子手的狡黠。
他自嘲“通俗作家”,卻把福塞斯的冷靜克制學得入木三分。
他嚷嚷“討厭商業”,轉頭就把《長安十二時辰》的版權玩得風生水起。
就像他在《長安的荔枝》里寫李善德把功勞讓給楊國忠,現實中的馬伯庸早參透了“和光同塵”的道理:你可以保持真誠,但得先學會給真誠裹層“保護殼”。
-06-
盡管作品被頻繁改編,馬伯庸始終拒絕“商人”標簽。
他簽約中聯百文公司處理版權事務,自己則堅守“每天寫2000字”的創作紀律。
這種“專業分工”模式,讓他既能享受《長安十二時辰》版權費帶來的“游艇自由”,又能保持“早上混跡咖啡館寫作”的散漫節奏。
也曾經有人建議他,你可以去組個團隊,用你的IP,讓團隊去做文學腳本,這樣撈錢更多也更快。
可馬伯庸卻說,他不想過那樣的生活,如果招募團隊,那又變成了每天早起上班。
管理團隊,自己連偷懶都沒空了,還要去估計團隊里的人的情緒啊,工作效率啊,算了吧,還是放過自己吧。
自己寫寫就夠了,賺得不多,但是自由,也開心啊。
這種堅持源于他對“作家身份”的清醒認知:“我不是要建構世界觀,而是要在歷史褶皺里尋找現代人能共鳴的細節。”
是的,如果招募團隊,那么他就是企業家、管理者,而不是作家了。
即使偶爾也在寫文字,但已不純粹了。
從外企打工人到影視IP制造機,馬伯庸用二十年證明了:所謂通透,不過是把世故揉碎了,化成筆下的煙火氣。
他筆下的長安城,終究是他自己的人生投影。
既要有李善德那般在權力漩渦里全身而退的智慧,也得有馬伯庸這般在現實夾縫中堅持寫作的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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