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席地而坐》
在女性頻道網絡小說中,有一類頗受歡迎的套路:女主人公受盡屈辱、誤會、背叛,最后,萬念俱灰之際,男主人公方才浪子回頭,痛心承認自己的錯誤,努力追求女主人公。
類似的套路,幾乎從不在暢銷的男性向網文中出現。一位男性作者透露他寫網絡小說的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男主人公喜歡的女人,一定要追到;第二,男主人公喜歡的女人,一定不能跟別人好;第三,男主人公有仇一定要報。
但是,在嚴肅文學中,恰恰是反過來。中國現代文學似乎十分執著于寫男人的屈辱感:沈從文的《丈夫》,蔣牧良的《夜工》,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許子東老師指出,“可能是因為‘民族—國家’的集體無意識,我們對屈辱的記憶,比對優勝的感覺要深刻得多,因為我們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里,屈辱遠多于勝利”,也因為“屈辱感是一個比較文學性的、要探討人性更深一層的東西”。
本文轉載自理想國imaginist,下文內容摘選自《許子東現代文學課(增訂本)》。
01
大陸現代文學中的屈辱感
沈從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執著于描寫屈辱感,比如《丈夫》。為什么題目叫“丈夫”?
小說的題目,要么點題,要么反諷。“狂人日記”是點題,“祝福”是反諷;“肥皂”是點題,“日出”是反諷;“藥”是點題,同時又反諷。而《丈夫》寫什么?寫一個男人眼看著自己的女人賣淫,而且她從事性工作是他知道、同意的,家里還靠她賺錢。這是當地的一個鄉俗,鄉下人窮,女人結婚后沒生小孩,先送到城里做幾年妓女,賺點錢,丈夫在鄉下靠她養豬種地,偶爾來探親。這個人是不是最沒資格叫“丈夫”?
我的老師許杰早期有一篇小說叫《賭徒吉順》,被茅盾選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小說一集》里。講一個男人叫吉順,是個賭徒。賭到后來全輸了,把妻子押上去了。他回家跟妻子解釋,說對不起你,但是沒辦法,贏家的人就要來接你了。然后整理衣服,抱頭痛哭,詳詳細細地寫他怎么樣把妻子交出去的過程。小說完全沒寫那個贏家的心理、心情、心態。
另外一篇《為奴隸的母親》,作者柔石。柔石是“左聯五烈士”,魯迅專門寫文章紀念他。他最有名的小說是《早春二月》和《為奴隸的母親》。《為奴隸的母親》講有錢人的妻子生不了孩子,這窮人家就把妻子借給有錢人家的男人,幫他生孩子。可這小說是從這窮人家丈夫的角度來講的。他把妻子送到別人家做代母,生了小孩后,這個女人不舍得離開了,因為這家人對她很好,她也貪戀富家的生活。她回家后,夫妻關系也不好,丈夫氣得要命。
再如“左聯”作家蔣牧良的《夜工》,寫一個女人瞞著丈夫,晚上出去“打工”。打什么“工”?就是打這份“工”,但丈夫不知道。她要維持家用,說是“夜工”。還有羅淑的《生人妻》,也是這一類的故事。
這類作品,簡單說,都是寫女人被迫賣淫,但小說的角度既不是寫這女人,也不是寫嫖客,而是寫這女人的丈夫,他怎么知道、怎么忍受、怎么看待這件事。總而言之,怎么難過怎么寫。因為在整個關系里,最難過的就是他。
當代作家曹乃謙(曹乃謙是山西的一個警察,當代的一位作家。他和馬悅然關系很好,有一度人們猜他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到黑夜想你沒辦法》也是這樣。小說寫一個男人欠了另一個男人錢,還不出來,只好每個月把妻子送給債主幾天。臨走,妻子上了驢子,他還特別跟那個男人交代,說女人這兩天身體不好,另一個男人說,你放心吧,我會照顧她。“中國人要講信用”,這丈夫還說了這樣一句話,就這么把妻子送去。小說寫得非常精練,從頭到尾沒有感情的流露,好像這件事情天經地義。(長久以來,中國人總覺得自己民族被外國人欺負。文學承擔“民族—國家”寓言。但是,欺負吾邦像欺負女人一樣,這個比喻最早是外國人提出來的。20世紀80年代在港大開會時,北大教授謝冕曾說,中國經過了長時間的封閉,現在終于張開臂膀,擁抱世界。當時學者周蕾也在場,她說,謝教授的比喻非常光明,把我們比作一個被拋棄的孤兒,現在回到世界大家庭;可是,西方的看法不是這樣的,他們把中國比作女人,把西方比作男人,是用性關系來想象這個欺負的關系的。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意象與想象及符號系統。當時聽了,我非常震驚,覺得兩個都有道理。)
《菊豆》
02
臺灣現代文學中的屈辱感
從《丈夫》講起的中國現代文學執著于寫屈辱感,僅僅是大陸嗎?不是。臺灣鄉土派作家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講一個男人很向往一輛牛車,但是買不起,只好借別人的車。車的主人就向他提出一個交易,說可以隨便用車,條件是你的妻子要定期到我這里來。最后,他們達成了這協議。整篇小說寫這件事。
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更典型。講一個臺灣的小學老師,后來當了旅行社的導游,專門帶日本的游客到花蓮嫖妓。這個旅行團叫“千人斬俱樂部”,是一批參加過“二戰”的日本老兵,俱樂部的宗旨是,要睡一千個女人,絕不重復。這當然只能靠性產業來實現,所以他們長期去臺灣。曾經有一度臺灣是“邦富民娼”,色情業非常發達,因為日本當時禁止性產業。結果,到了旅游點,導游發現出來接待“千人斬俱樂部”的這些女孩子,都是他以前的學生。導游也沒辦法,也不能對客人說不可以,因為女孩子都是自愿拿錢做事的。后來,他碰到一個崇拜日本的臺灣人,就把那人亂罵一通。可又有什么用呢?他自己還不是在做這樣的事?作家有時候真是把人逼到道德絕境上去寫。《莎喲娜拉·再見》也是有名的臺灣鄉土文學作品。(臺灣文學有兩派。一派是現代主義派,代表作家有余光中、白先勇、王文興,及劉紹銘、李歐梵等。另外一派是鄉土派,最出名的是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等。《嫁妝一牛車》是王禎和最有名的小說。)
這些作品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男人的恥辱——眼看著“自己的女人”跟別人睡覺。“自己的女人”,可以是夫妻,可以是鄉親,可以是同胞。對中國人來說,“自己”這個概念是有幾層混合的意思的。郁達夫就是這樣,他在船上看到中國女人跟日本男人親熱,就很不高興。而法國人也許就不會有這種心理。
《芙蓉鎮》
03
屈辱感背后的深意
為什么我們喜歡寫男人的屈辱感多于寫勝利感?可能是因為“民族—國家”的集體無意識,我們對屈辱的記憶,比對優勝的感覺要深刻得多,因為我們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里,屈辱遠多于勝利。
但又不單是民族屈辱感的問題,還有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界限問題。屈辱感是一個比較文學性的、要探討人性更深一層的東西,《007》之類的通俗小說不會給人屈辱感,它讓人得到優越感,滿足人的白日夢。
但是,好的世界名作,恰恰要探討人性更深層一些的東西。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就是這樣。皮埃爾自己的女人,很放蕩,最后沒有好下場;安德烈喜歡上娜塔莎,兩人也訂婚了,結果娜塔莎又碰到花花公子,要一起去看演出—這是世界文學史上寫得最深刻的場景之一,男主人公喜歡的女人要跟別的男人出去,像《丈夫》里的丈夫所遭遇的那樣。索契冬奧會的開幕式上,在全世界電視轉播下,俄羅斯最有名的芭蕾舞演員演繹的,就是娜塔莎跟安德烈的這個片段。
《安娜·卡列尼娜》
歐洲浪漫主義的文學,基本贊揚、同情、支持三角關系中的后來者。比如司湯達的《紅與黑》,比如歌德的小說,不少都是講一個男人出身低微,卻長得帥、有才華,喜歡上一個女人,女人的丈夫又老又保守,雖然有地位有錢,但妻子照樣被后來者搶去——男主人公爬陽臺和女主人公偷情,這是歐洲浪漫文學的典型場面。
教科書的說法是,后來者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雄心,女人則是土地、財產、社會、山水及美的象征,是被貴族占有的。新興的平民資產階級要把她搶過來。最典型的文學作品就是《亂世佳人》:女主人公在兩個男人中間猶豫,一個有地位、有教養,另一個像暴發戶流氓一樣,可是有錢有魅力,最后當然贏了。
在某種程度上,20世紀以后的文化工業,使得整個世界文明走向市場化,某種程度上也走向庸俗。(有個網絡作家,賺了很多錢,別人問他,你的小說這么多人看,有什么訣竅?他說,網絡寫作和一般的寫作不太一樣。一般的作者和讀者是隔了距離的,中間有一個印刷工業的流通過程。網絡不一樣,讀者都是付錢閱讀的,如果寫得不好看,馬上就不付錢了,每天的點擊量就是小說的受歡迎程度,作者和讀者的互動關系非常直接。所以,這個網絡作家寫第三十三章時,就已經知道第三十四章要怎么寫了。他說寫網絡小說有幾個原則:第一個原則,男主人公喜歡的女人,一定要追到;第二,男主人公喜歡的女人,一定不能跟別人好;第三,男主人公有仇一定要報。這和我們所講的嚴肅文學的法則完全相反,正好是通俗文學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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