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連串的偶然

文: 張維迎

正如我文章的標題所寫的那樣，我始終覺得，人生不是設計出來的。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在設計自己的人生，包括父母們也在設計，甚至專門請一些做咨詢的人來設計人生。但根據我自己的體會，我覺得人生是一次偶然。

▌差點落榜的經濟學家

現在大家叫我經濟學家，可我當初并沒有想當經濟學家。上大學的時候，我報的專業沒有一個是經濟學。

我報過中文、歷史、廣播、電視編輯。但是，這些專業沒一個錄取我，那一年直到正月十五，我都沒有接到錄取通知，這就意味著我上不了大學了。后來，我是怎么上大學的呢？

當年有幾百萬考生，只錄取了28萬大學生，有很多老三屆成績考得很好，但由于年齡大了上不了，他們就給上面寫信。后來擴大招生，于是我就被裹挾進去了。

本來擴招主要是針對那些年齡大、成績好而沒上大學的人，沒我什么事。西北大學的賀連成教授就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在西北大學申請設立一個新的專業，這個新的專業就是政治經濟學。

因為本來沒有這個專業，自然也就沒有人報，當時有八大金剛——也就是八個老師去招生辦把所有剩下的文科生檔案攤了一地，一個一個挑，最后我也被挑了進去。

我現在想起來還很后怕，萬一當時老師沒注意，沒把我挑進去，就上不了大學啦！所以，我的專業絕對不是設計出來的，就是偶然。念了經濟學以后，我發現自己還是蠻喜歡這門學科的，從此之后就再也沒有偏離這個領域。

▲讀書時的張維迎，攝于1979年

當時大學里理工科的同學看不起文科的同學，文科里面學中文、歷史、哲學的同學又看不起學政治經濟學的同學，這是當時的基本狀況。我想這對年輕人來講也是一個啟示，今天熱門的專業等你畢業、成長之后未必還是熱門的，這個變化非常大。

我也經常被很多家長咨詢：我的孩子應該報什么專業？我告訴他們，孩子喜歡什么就報什么，不要考慮今天的潮流，若干年以后一切都會不一樣。我們畢業的時候，沒人愿意去銀行工作。現在，多少人搶著進銀行都進不去。

來到北京對我的人生來說很重要，但是我來北京其實也是一種偶然，這個偶然又是由好多事情串在一塊兒的。

我很幸運，在1982年考上了研究生，但當時我考研究生的目的也并不是想搞經濟學，而是因為當時有一個政策，大學生畢業以后要從哪兒來就回哪兒去。我來自陜北，按政策我得回到老家的縣里面。我當然不想回去，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考研究生，為未來找一個研究工作。

▌打開新世界的大門

1982年2月，在西安召開了一個全國首屆市場經濟學的會議，這個會議是我就讀研究生的西北大學承辦的，因此我被任命為會議秘書。

所謂秘書就是做一些跑跑腿、復印材料、去車站接人之類的工作。然而，在會上，我遇到了后來對我影響很大的兩個人：茅老和楊小凱先生。

茅老當時正在講他的擇優分配原理。他是搞工科的，開過火車，完全靠自己的天資和智慧用數學方式推算怎么配置資源才是最優配置，并推算出了這樣一套理論。后來我才知道這套理論恰恰是微觀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

楊小凱教授同樣非常了不起，曾坐了10年牢，在牢里面碰到一個數學家，教他數學。出獄之后恰逢社科院在全國公開招研究生，他考上了，卻因政審通不過，所以不能入學。

當時的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先生知道了這個情況，就錄用他為講師。他在此時開始寫書，被普林斯頓大學的華人教授鄒至莊先生發現以后，便希望他去普林斯頓大學讀書，幾經波折才最后成行。他的故事大家可能都知道，后來他非常優秀。我認為他是華人里面最杰出的經濟學家之一，也是我的榜樣。

我碰到這兩個人之后，我的世界突然開了一扇窗。

我在《博弈與社會》這本書的序里面寫“獻給我的老師何連成教授和茅老”。35年前何連成教授引我進入了經濟學的殿堂，31年前茅老給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得更遠、看得更亮，決定了我后來走的道路。

那時候中國出了很多問題，大家把原因歸結為“向錢看”，認為是錢在作怪。我覺得這個觀點不對，問題不能歸結為錢，就寫了一篇文章《為錢正名》寄出去，七八千字的文章輕輕松松地寫完了。

后來，我的文章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被改了好多。沒多久，全國開始開展反精神污染的批判運動，我的文章被列入典型文章，面對一連串的批判。

這段經歷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如果我繼續讀研究生也許后來會留校教書，但是經歷了這件事，我覺得這個地方不是自己特別想待的地方。平時關系很好的一些人突然之間一起批判你，好像你真的犯了錯誤，你真是一個壞人，有那樣一種感覺。

剛好茅老在北京，我跟他通信較多，他總是鼓勵我。過年的時候，我就來到北京，由于那篇文章我認識了很多北京的年輕人，和他們很談得來，于是我決定畢業后到北京去。

▌北京的機遇

那時候，來北京不太容易，我們西北大學是一個地方大學，不是全國大學，按分配是沒有北京的名額的，要來北京不得不費一番周折，《為錢正名》還不能拿出去，拿出去之后還犯事。

當時，我觀察到現實中的價格投機倒把很厲害。我順著這個思路，思考為什么市場上會出現這么多的違法亂紀或者不遵守價格的現象，肯定是價格本身有問題。

當時，中央政府也認識到價格要調整，但是他們的思路停留在怎么調，是要大調還是小調，便搞了計算機，成立了價格中心，開始計算價格。

我從一開始就有這樣一種感覺，價格這東西怎么能計算呢？每個人都參與買賣，怎么可能會有一個聰明的人把這個價格計算出來呢？

我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就寫了篇題為“以價格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核心結論是：價格是不能計算的，要有正確的價格只能靠市場。

中國價格改革不應該以調整作為思路，應該以放開作為思路。

那么，要怎么放開呢？當然不可能一下子放開，因為這個價格涉及福利、財政，當時城市居民買東西都要憑票證，票證意味著你付的價格比真實的價格低，如果價格放開，每個人的利益都會受損。必須一步步來，計劃內的管住，計劃外的放開，這就是雙軌制；再逐步將計劃內的慢慢放開，最后變成單軌制。

當時，提出這個思路是冒著風險的。但是我很興奮，覺得這是一個跟大家都不一樣的思路。

后來，我看到一個審查這篇論文的檔案，在檔案中，我發現第一審的那個人說此稿不用，但是他們審完之后發現合格的稿子不夠，于是進行再次審查。第二審認為此稿很好，我就被錄取參加了莫干山會議，在會議中價格改革就成了一個最熱的問題。最熱是因為我提的這個思路跟大家的都不太一樣，這是一個突破性的思路。

現在的改革也是這樣，有時候就是思路的問題，方案再縝密，思路不對也是沒有用的。

這個東西使我稍微有了一點名氣，和以前受批判時的名氣不一樣，這次我得到了正面的評價。也讓我獲得了工作機會，正式進了北京。

我到北京本身是一個偶然事件。來到北京之后，我發現從外地來到北京的人包括在學術界都是有圈子的，社科院、北大是一個圈子，人大是一個圈子，這都是有老師、有背景的人，只有我是個體戶，單打獨斗。

我試圖摸索著慢慢進入這個系統，但是一直沒有能夠完全進入，只是以自己的觀點來得到大家的一點認可。

后來，我去牛津大學讀博士。坦率地講，如果沒有到牛津讀博士的話，我可能沒有信心繼續從事經濟學研究，因為我的好多同事當時都下海賺錢去了，也有極少數當官的，但是我喜歡學術研究。

不過在我剛決定去牛津的時候，基本上還是去不了的。為什么去不了？我去找領導，工作組組長就說，你有這個問題，去不了。我便想辦法找人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他又說，你有那個問題，去不了。我折騰了一大圈。

我當時的感覺就像拿著天堂的門票站在地獄里面，但我還是孜孜不倦地努力。

在這個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可能出問題，到倫敦的時候，離開學只有一個月，但我擔心萬一再拖一天就出不去了，之后的故事就跟今天完全不一樣了。

▌改變不是口號而在于實際執行人的心態

坦率地講，當時我出去以后，并不想回來。但南方講話后，我還是回來了。

回國以后，我還是搞學問，但當時已經不想去政府工作了，就去了大學。后來就在北大成立了CCER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合照，最右為張維迎

我自身想搞學問，也喜歡教書，好為人師，從沒想過要做行政工作。但1999年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換屆，校領導在沒找我談話的情況下，任命我為第一副院長。

當時的院長是厲以寧教授，而第一副院長等于主持工作，對我來說是個意外。但既然要做，那就認真地做，我就提出了一整套設想，包括大刀闊斧地改革、引進人才。

我們政府老說吸引人才，但待遇太低確實很難吸引到人才。我們一個教授一年的工資幾萬塊錢已經算不錯了。而對于引進的講師年薪可以達到24萬元，副教授可以達到32萬元，教授40多萬元，當時24萬元人民幣等于3萬美元。

這個改革力度相當大，大家可以想象在一個單位里面，工作幾十年的人拿到的工資只是剛來的人的幾分之一，現在想起來都有點后怕。

為什么當時能夠推動這樣的政策？改革是大勢，改革的事能夠放在桌面上談：大家同意不同意我們辦成世界一流的商學院？同意。辦成一流商學院沒有一流的老師行不行？不行。怎么弄來一流老師？引進人才。靠現在的工資能不能引進？不能引進。所以一定要漲工資！邏輯就是這樣的。現在中國很多商學院的做法應該都是步我們的后塵。

但也因為我大刀闊斧的改革，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心做好事，但是別人不一定也是這樣認為的，事實也不一定是這樣。

我們認定的好事不一定真的是好事，包括對社會和自己。我個人認為是好事，但是反對的聲音用各種的方式來批判我。好多人說，我是在用企業的邏輯改造大學，因為我是研究企業理論的。為了應戰，我后來出了一本《大學的邏輯》。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甚至會覺得學校是中國改革最落后的領域。

大學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會自以為是，知識分子都有這個特點，誰都不認為自己技不如人，誰都不認為自己不如別人正確或者不如別人有思想，所以吵得非常厲害。

當時我主持一個全校的會議，每個院系派一個人來談意見。按規定每個人的發言時間必須控制在20分鐘內，其中有一個院系的人反對我的改革方案，我主持的時候就不好意思打斷他，他一直拖到40多分鐘還沒談完。我就給他遞了一個紙條：“時間到了，不能再談了。”

后來，這件事變成了一個什么問題呢？——“張維迎聽不進去不同意見，談不同意見就打斷別人！”但是事實上，他占了兩個人的時間，卻不會從這個角度考慮。

雖然很多人覺得北大改革失敗了。但我必須說，這種嘗試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時候改革不在于口號而在于實際執行的人是什么樣的心態。

▌要有這樣一批人，我們的社會才能進步

2010年，我卸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職務。這對我來說真是天賜良機。我在那個時候已經很疲倦，老在猶豫這個事干還是不干。后來，我自己想了想，覺得我適合提出思想來，不適合去具體操作。

對我來說，讀書、思考、寫書、演講、教書是我最擅長的事，我就回到了我擅長做的事情上來。

▲張維迎老師在先知書店辦公室講課

《博弈與社會》這本書我寫了8年，我真正領悟到我們人類最重要的是怎么合作，人類所有的進步都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這本書的主題就是人與人之間如何更好地合作。我們有各種文化、法律、制度甚至戰略，其實都是在合作。

在這本書的最后一章里，講的是制度企業家，講的是偉大的思想家，像古代的孔子、耶穌、亞里士多德這一類人，他們建立了人類的游戲規則，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從常人的角度來講都生活得不幸福，蘇格拉底被判死刑，孔子如喪家之犬顛沛流離，耶穌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了，但他們有一種理念、一種信仰、一種對人類崇高的愛。

我在這幾十年中，聽到最多的勸告就是：“維迎，你說話注意點，小心點！”大家都對我很愛護。但是，我相信人類要進步，就得有一種超越現實、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這樣一批人，我們的社會才能進步。

我不能說自己有多偉大，只是覺得我將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別人對我怎么說，但我會思考自己說出來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認知的邏輯，是不是符合人類的理性。如果達到這一點的話，我覺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歡這種生活。

本文選自張維迎新書《回望：一個經濟學家是如何長成的》。在過去40年，中國從一個貧困潦倒的國度，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疑得益于“市場”的力量。在“市場”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機的當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場”的力量，既關乎我們的財富，更關乎我們未來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