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

歷史與文學

——關于大眾歷史寫作的幾個問題

題記：2022年6月2日，王笛應人民文學出版社“朝內166文學講座”平臺之約，通過網絡直播舉辦了題為《歷史寫作的文學性文學寫作的歷史感》的講座。這是王笛教授講座的整理稿，主要討論了如下問題：以文證史是近代中國史學傳統的一部分，歷史書寫與文學的關系，歷史寫作的不真實性，多學科交叉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寫同時代的文學其實也是在記錄歷史，文學和歷史相輔相成等。這個報告主要闡明了要讓歷史走出象牙塔，歷史的寫作就必須要有文學性。而文學的寫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歷史，因此歷史和文學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 王笛著：《茶館》，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以文證史是近代中國史學傳統的一部分

我主要講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其實來到這個平臺——人民文學出版社“朝內166文學講座”，就反映出我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對文學的態度，今天的主題是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文學寫作要有歷史感。為什么會講這個內容？其實這兩句話基本上是這次講座的主旨，是我的主要觀點。這是我們在進行歷史寫作和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不管是歷史研究者，還是文學創作者都會遇到的問題。在這些年的歷史寫作中，我經常在思考這些問題，今天我想借機梳理一下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的關系。歷史學者不應該放棄文學性的歷史寫作，如果我們的歷史寫作變得越來越社會科學化，越來越遠離文學的話，就會逐漸失去廣大讀者。所以我試圖在書寫歷史的時候運用文學的語言，當然，做得好不好要讓廣大讀者和學者、文學寫作者進行評判。

另外一個問題，我們在進行歷史寫作和歷史研究的過程中，需要把焦點轉移到對普通人、對日常生活、對大眾文化這些方面的關注。如果在這些方面進行探索的話，歷史的寫作其實應該在文學上大有作為。中國傳統上文史不分家，文學寫作經常也用歷史數據，用文學來證史也不僅僅是新文化史興起以后才開始的，實際上這是近代中國史學傳統的一部分。所以我還會講到歷史寫作的文學性表現在哪些方面，是否影響到歷史作品的真實性。其實我的不少歷史研究者同行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歷史研究和文學的界限變得模糊以后，會不會妨礙我們寫出真實的歷史。后面我會講這個問題。講座的最后我會談一談從文學來觀察歷史有沒有可能，也就是說，文學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或者說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存在歷史的真實性。

先講一講歷史寫作要有文學性的問題。

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在歷史學界，研究者都在討論這個問題：歷史寫作越來越枯燥，大眾對歷史學者的作品不感興趣。問題出在哪里？應該主要出在歷史研究者和寫作者身上，因為我們的寫作太枯燥，在寫作的時候沒有考慮到大眾閱讀的需求。我們做研究、從事歷史寫作主要是給同行專家看，是和同行專家進行對話。但是最近一些年，我越來越覺得歷史學不能停留在象牙塔里，過去我們說歷史研究要純粹，不應該迎合大眾或者適應政治的需要，我們要有獨立性。這些我都同意，在歷史研究的公正性方面我們要不偏不倚，要尋求歷史的真實，而不是考慮政治的目的。但是我們在寫作的形式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改變？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歷史寫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大眾接受度的問題。

說到歷史寫作為大眾所接受，歷史研究者真的可以從文學家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得到不少啟發。我們都閱讀文學作品，我相信我的同行、研究歷史的和寫歷史的都讀文學作品，文學家在寫作的時候特別講究敘事的有趣，文字的精彩活潑，故事的引人入勝。其實我讀文學作品的時候，就經常考慮為什么這些故事能夠吸引我一口氣讀下去，而不像許多歷史學著作，包括我自己的著作，確實沒辦法讀進去。我的第一本專著，即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的《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有700多頁。我經常跟朋友說，如果你睡不著的話，就把這本書拿來讀一讀，是可以催眠的。我在1980年代寫那本書的時候，想的是我的史學思考和要論證的觀點，而沒有想到寫作的表達形式問題，也不想誰來讀這本書，誰會喜歡讀我的書，我心目中的讀者就是那些跟我做同樣研究的歷史研究者。但是現在，寫作形式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我們要進行嚴肅的分析和討論，同時還要照顧到歷史的生動表達。所以最近這些年，我承認受到文學家的影響，在讀他們的作品的時候，一方面被故事本身所吸引，同時也在思考它為什么吸引我。

過去我們的歷史研究有非常清楚的準則，我們一定不能像寫小說那樣來創作。我必須強調今天我也是本著這樣的原則，雖然我講寫作要有文學性，但是我所引用的、所講述的是歷史本身，一定不是我頭腦中臆造出來的，都是有根據的。在歷史寫作的時候，如果那個事情并沒有發生過，那就一定不能把它寫進去。或者那個事情，你猜想有可能發生，但是你沒有證據，可以寫進去，但是你必須告訴讀者這是我的一種猜想。如果大家看過我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那本書，就會發現我也運用過這個手法，我不知道主角雷明遠的結局，我說有三種可能：第一，因為抽鴉片損害他的身體，他可能已經死去；第二，因為抽鴉片而破產，到1949年的時候淪為貧民，沒有了家產，在土改的時候分了地；第三，因為他手上有幾個命案，在鎮反的時候被鎮壓了。我一定要告訴讀者，我不知道他的真實結局，書中給出的結局是根據邏輯推理得來的，一定要告訴讀者這是推論，這樣才能把歷史的寫作和小說的創作區別開來。

我們在歷史寫作過程中要到圖書館、檔案館查資料，要采訪，還要研究歷史文獻，查地方志，查當時的報刊等等，就是去尋找歷史的證據，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但是我們看很多文學家的創作，也會發現這樣的過程，只是文學家是在體驗生活，進行實地考察。

所以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我認為文學寫作者也是在挖掘歷史。最近這些年，我越來越傾向于認為文學和歷史并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不同領域，我甚至認為有的小說實際上也在寫歷史，也在記載歷史，紀實文學更是實實在在地在記載歷史。文學家通過他們的眼光，通過他們的思考，來反映他們對現實的觀察，很多年以后甚至可以將這些文字作品拿給歷史研究者，作為研究歷史的第一手材料。

舉個簡單的例子，比如一個小說家或者一個文學家在寫作的時候，采訪他的家庭成員，他的爺爺、他的父親經歷過的一些事情。他是為了文學創作而采訪，后來他把采訪的這些故事寫進了文學作品中。很多年以后，在涉及這些問題的時候，如果歷史學家缺乏官方歷史數據記載，把這個文學作品作為書寫那個事件的歷史依據，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像李劼人的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就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我再舉個例子，民國時期沈從文寫了非常多關于湘西農村的生活，但他寫的是散文。如果現在一個歷史研究者去研究民國時期的湘西日常生活，去查正史，關于湘西日常生活的真實歷史記載可能非常少。但是，那些農民、家庭、愛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風土人情、土匪，在沈從文的作品里留下來了，具實提供了一種歷史的描述。所以我主張文學寫作要有歷史感，其實沈從文的作品非常有歷史感，而且還有鄉土氣。

▲ 王笛著：《街頭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

二、歷史書寫與文學的關系

下面講一講歷史寫作的文學性問題，特別是文學性是否會影響歷史作品的真實性。這就涉及一個問題——怎樣定義歷史的真實性。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常說的歷史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歷史本身，就是過去的事情，昨天的就是歷史。比如成都附近的雅安發生了地震，歷史記載2022年6月1日在雅安的蘆山發生6.1級地震，這就成了歷史。過去幾十年的是歷史，幾百年的也是歷史，幾千年的也是歷史，只要是過去的事情就是歷史，這是歷史的一個方面。

但是我們經常說的歷史有第二個方面，就是今天進行的歷史寫作，根據留下來的記載去重建已經過去的歷史，但是要重構歷史面臨非常大的困難。困難在哪里？我們所說的第一種歷史過去了，但是留下來的關于第一種歷史的資料卻是非常有限的。根據我研究歷史得出來的經驗，任何一個事件發生后，真正留下來的記錄不到1%，每天在城市、在鄉村、在家庭、在個人，多少事情發生啊，即使今天有了非凡的記錄工具——互聯網、手機等等，但是真正留下來的仍然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后代的歷史研究者根據今天留下來的不到1%的記載去還原歷史的本身。那么，我們寫的歷史離真實的歷史到底有多遠？或者到底有多近？這并不是歷史的不可知論，我想說的是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怎樣去尋找歷史的真實性？19世紀德國有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叫馮·蘭克，他說歷史學家的歷史寫作一定要通過歷史檔案、歷史記載等數據去發現真實的歷史。我完全同意，我們作為歷史寫作者，一定要竭盡全力去發現真實的歷史，寫出客觀的歷史。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絕大多數的歷史研究者都在為此做出努力，以此為使命。實際上從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提出“新史學”后，我們一直走的都是這個路徑。中國歷史學的發展經過整個20世紀，以及21世紀的頭22年，可以看到我們還在為寫出真實的、可信的歷史而不斷奮斗。

但就是因為我們想寫出真實的歷史，在20個世紀，特別是20個世紀下半葉，我們的歷史學家試圖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不斷向社會科學學習，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歷史。我認為這是歷史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但是也就出現了另外的問題，我們力圖把歷史研究社會科學化，我們寫的論文和專著越來越遠離文學，結果歷史寫作越來越枯燥，越來越像科學論文。這一問題世界范圍內普遍存在，不僅僅是中國，西方也是這樣。所以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海登·懷特寫了一本書叫《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他就提出歷史研究面臨語言學的轉向，其實他的意思是說，歷史研究要回歸文學，回歸敘事的傳統。如果大家熟悉司馬遷的《史記》就會理解什么叫敘事的傳統，《刺客列傳》就像小說一樣，《史記》里面的好多章節都可以作為文學教材的范文。在海登·懷特以后，歷史學家并不把一切的歷史記載都看作是歷史本身，而是看作一種敘事，看作一種文本，甚至是一種文學，海登·懷特提出史（歷史）與詩（詩歌）并不存在截然分離的鴻溝，因為我們必須要用語言來表達歷史。按照海登·懷特的理論，我們的歷史書寫存在一個文學的架構。他認為，歷史寫作和文學創作在本質上沒有差別。這是好多歷史研究者都不能接受的，我們一直非常仔細地把歷史寫作和文學創作區別開來，我記得2021年我在北京參加社科文獻出版社組織的一次有關非虛構寫作的對談時，已經有歷史學者提出，難道歷史還有虛構的嗎？如果歷史作品有非虛構的話，似乎暗示歷史寫作還有虛構作品。

我認同海登·懷特的這種分析，歷史寫作和文學在本質上沒有差別。后面我會講，我為什么這樣認為。盡管歷史學家都承認，而且我們都追求蘭克學派提出的寫出真實的歷史，但實際上歷史寫作不可避免的——不是主觀上刻意的——會有作者的臆想和再創作的成分，所以我認為海登·懷特這個說法沒有錯。

比如司馬遷的《史記》，這部作品毫無疑問是歷史書寫，而且它在文學上的造詣非常高，也作為文學教材使用。最近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司馬遷生活在西漢，大概公元前2世紀，《史記》的內容涵蓋司馬遷同時代（漢武帝時代）一直到之前三千年的歷史，我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書寫過去三千年的歷史，我們擁有的條件肯定比司馬遷不知道好到哪里去，我們有各種檔案，有各種文獻記載，還有考古發現。在司馬遷寫《史記》的那個時代文獻非常少，司馬遷也說他到各處考察，采訪老人，把它記錄下來，從他父親開始到他這一代，根據口述或者實地考察最后完成了《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但是問題在于，《史記》中的很多描述是缺乏直接歷史依據的。當時的書籍非常稀缺，即便是學富五車，一輛馬車也拉不了幾部書，所以他要單純根據歷史記載寫《史記》的話，資料就非常少。那么，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文學創作，多大程度是記載真實的歷史？司馬遷生在公元前145年，但他寫的荊軻刺秦王發生在公元前227年，中間大概有七八十年的距離。如果我們今天寫1940年的某個人物，不管是刺客也好，或者政治人物也好，如果只靠口述的話，歷史的真實性有多少？存不存在臆想的成分？存不存在文學創作的成分？我承認《史記》是非常偉大的史學著作，但是也是一部文學作品，經過了司馬遷的文學再創作。

▲ 王笛著：《歷史的微聲》，人民文學出版社

三、歷史寫作的不真實性

在西方，世界歷史學界經常把希羅多德（希臘偉大的歷史學家）和司馬遷放到一起。美國的教學不像中國分得這么細，近代史、古代史、先秦史、秦漢史，等等。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整個歷史系就我一個人教中國史，最早可以從遠古神話，甚至可以從北京人開始講，一直講到現在。我在教秦漢史的時候經常用的一部教科書就是托馬斯·馬汀（Thomas Martin）編的《希羅多德和司馬遷》（Herodotus and Sima Qian），他把希羅多德《歷史》中的一些篇章和《史記》中的一些篇章編到一起。當時我在想，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寫希臘波斯戰爭史的時候，他寫的是同時代的歷史。希臘城邦和波斯帝國之間半個世紀的戰爭發生在公元前499至公元前449年，希羅多德就生活在那個時代，他是親眼見證、親身經歷過的，我認為希羅多德寫的希波戰爭史，從邏輯上來講比司馬遷的《史記》更接近于歷史的本身、歷史的真實。《史記》是偉大的歷史著作、偉大的文學作品。但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司馬遷寫的秦皇也好，項羽也好，還是寫的刺客也好，我們不能全盤照收，因為司馬遷是這樣記載的，就認為它一定是歷史本身。

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歷史寫作的不真實性。我剛才提到，歷史寫作的不真實性是由于數據的缺乏，除了數據之外，還有主觀因素。歷史學者一般都有抱負，一本書寫10年、20年，甚至一輩子，我們把各種數據重新整合，寫成一本客觀真實的歷史。但是我越來越對此持質疑態度，我認為歷史寫作，不管你掌握的資料多豐富，不管你主觀想寫出多么客觀的歷史，無論你做出多大的努力，但是不可改變的是：歷史寫作是一種主觀行為。哪怕僅僅記載一個歷史事件或者書寫某個人物，哪怕不帶任何偏見，哪怕沒有任何歪曲歷史的初衷，但是任何文字的記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見和局限，甚至存在謬誤。這可能是記載者沒有意識到的，因為這種偏見、局限經常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一個是你看問題的角度，還有你所處的位置，你所處的時間，更不要說你的教育背景、家庭背景、經濟狀況、階級地位、意識形態……各種因素都在影響你對某一問題的看法。

正是因為歷史寫作是一種主觀行為，所以歷史寫作的真實性是無法驗證的，很難說清它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科學研究是可以驗證的，你發現了什么理論，做了什么實驗，是可以論證的。社會科學也是這樣，無論是社會學還是經濟學，你經過各種資料分析證明了某個問題，其他人也能得出同樣結果，這就是科學。為什么歷史不放在社會科學領域，而是歸于人文學科？過去經常說歷史科學，其實是不對的。不同的歷史學家面對同樣的資料，寫出來的東西千差萬別。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每個人對資料的理解和分析都是不一樣的，要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剛才已經提到了教育、家庭、階級、意識形態、地域文化等，都可以是干擾我們的因素。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是2002年的夏天，我們歷史學界也包括文學界的一些朋友，在北京西郊香山臥佛寺開了一個新史學的學術討論會。那時候我還在美國任教，專門回來參加這個會。在會下閑聊的時候，大家談到剛出版不久的《退想齋日記》。作者劉大鵬是山西地方小士紳，他在日記中對他的家庭、村落、經濟、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記載得非常詳細。這是非常珍貴的日記數據，但當時只選編了一小部分，非常不全，日記本身有200多本。大家都對這些日記感興趣，我當時提出一個建議，說可以從在座的或者其他愿意參加的學者中選10個歷史研究者去山西省圖書館（因為全套日記存放山西省圖書館）讀《退想齋日記》。我們分別去讀，不做任何討論，然后按照自己的興趣寫出論文，最后把它編成一本書，那絕對是非常好的嘗試。

我想證明的是，我們在讀日記的時候看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關注點也是不一樣的，主題、方法、問題意識、興趣點、出發點、使用數據的方法等等，可能都不一樣。后來我們真的去問了，當時山西省圖書館把這套日記看作鎮館之寶，不給外面人隨便查閱，所以我們這個計劃無疾而終。但是就在最近，我看到有消息稱山西省圖書館把《退想齋日記》全套影印出版。如果聽眾中哪些人對這個建議感興趣的話，可以去做這個有意義的嘗試。我還沒有看見在西方歷史、中國歷史上，有人做過類似的嘗試，絕對有意義。這個嘗試就能證明不同的研究者面對同樣的資料，讀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就是我反復講的，歷史寫作就是一種主觀的個體行為。

▲ 王笛著：《袍哥》，北京大學出版社

四、多學科交叉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下一個問題，從文學看歷史。這些年來隨著多學科交叉的日益發展，文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這些學科對歷史的研究都有影響，這讓研究歷史的人感到一種危機，擔心歷史這塊蛋糕被其他學科切去了，我們自己所剩無幾。有人對歷史研究的未來充滿擔憂，一些歷史研究者甚至開始懷疑，以后還有真正的歷史學嗎？文學有文學史，社會學有社會史，人類學有歷史人類學，其他什么學科都跟歷史有關，歷史還有存在的意義嗎？但是我從來沒有對這個問題有所擔憂，而且我認為多學科交叉研究是不可逆轉的一種趨勢，其他學科介入歷史學，不但沒有阻礙歷史學的發展，而且給歷史學注入新的活力。

為什么這樣說？歷史研究者經常面臨這樣的問題，好多歷史學的課題發展到一定程度，會讓人感到很難繼續深入下去。比如研究辛亥革命，2021年是辛亥革命爆發110周年，就有人說辛亥革命研究了這么多年，出了這么多的專著、論文，沒有什么好研究的，而我不這樣認為。過去研究近代史，焦點放在一些近代重大事件上，或是外交、戰爭、政治運動、思想史、精英人物等等，所以大家覺得好多課題走到盡頭了。其實當其他學科進入歷史學之后，我們感到好像無路可走的課題，一下又像打開了一扇門，找到了新的路徑，我們得以換一個角度，甚至用不同的學術語言，用不同的方法，對歷史課題進行新的研究。不管是人類學、社會學還是其他學科，我們面對同樣一個人物或者一個事件，一個研究課題，如果我們采取其他學科的一些思考模式、一些理論方法，我們發現觀察歷史的角度就不大一樣了，這為歷史學注入了新的活力。

所以我認為歷史學要對其他學科持開放態度。還是回到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問題。現在的歷史研究越來越多地把文學作品作為歷史數據，過去三四十年來，西方關于社會生活、社會風俗、城市文化特別是普通人的很多研究都是依靠文學作品才有了新的研究取向，這就叫“新文化史”。過去歷史對普通人和日常生活缺乏記載，到哪里去尋找數據？文學就是一個寶庫。

比如西方有一個歷史學家叫達恩頓，他寫的《屠貓記：法國社會文化史鉤沉》，其中的第一章就是通過《小紅帽》這些民間文學作品來看農民生活。其實每個民族都有各種傳說。研究中國歷史，也可以利用文學作品。舉個簡單的例子，明清時期有一部白話長篇神怪小說叫《三教開迷歸正演義》，二十卷，一百回，作者是潘鏡若，成書于17世紀明朝萬歷年間。歷史學家貝林（Judith Berling）就根據這部神怪小說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描寫，來看人性、禮儀、欲望、宗教。什么叫“三教”？就是指儒教、佛教、道教。通過這部小說，還可以看到城市中的社會生活，包括客棧、茶館、妓院的情況，鹽商、小販、鐵匠、店鋪老板、珠寶商甚至棺材匠的日常，我們正統歷史不記載這些。其實也有利用《金瓶梅》研究明代社會的學者，出了一些成果。通過對小說的分析，我們得到在歷史數據中得不到的關于宗教、大眾文化、日常生活、旅行的內容。在16、17世紀的明代，這類文學作品有很多，其中的道德說教反映出當時的精英意識、大眾意識、宗教、大眾文化、社會狀況等，都是豐富的資料。

伯克利大學研究古代史的歷史學家姜士彬（David Johnson），就一直在研究目蓮救母這個膾炙人口的佛教故事。他通過戲曲唱本、演出內容來看當時的文化，其實過去這些都是研究文學史才用的資料，目蓮救母、勸善文、目蓮傳、目蓮報恩經，這些都是研究戲曲史才去看的。但是作為歷史研究者，他甚至還參考周作人的《談目蓮戲》，來進行歷史寫作。所以歷史學家也切了別人的蛋糕，姜士彬就把文學史的蛋糕切了一塊，這沒有問題，我覺得是正常的。多學科的交叉讓一些過去很難再深入的研究進行下去，開拓了新的路徑。

其實我自己研究成都的時候也利用了很多文學資料，比如竹枝詞。在成都，由于戰亂，很多檔案數據沒有留下來，19世紀關于成都的數據非常少，一些文學作品，比如竹枝詞就是非常有用的數據。竹枝詞和現代詩歌不一樣，它比較通俗寫實，眼睛看到什么就寫什么，很少抒情。2003年，我寫了一篇英文論文，就是從19世紀的竹枝詞來看成都的城市生活。那篇論文其實蠻難寫的，因為要把竹枝詞翻譯成英語，根據竹枝詞來重建城市史。比如我中間引用了一首竹枝詞：“福德祠前影戲開”，福德祠是當時的一個廟，在這個廟前開始演皮影戲；“滿街鞭炮響如雷”，到處都在放鞭炮；“笑他會首醺醺醉”，會首就是這條街管事的人，已經喝得半醉；“土偶何曾喝一杯”，土偶就是那些泥菩薩，它們又沒有喝，說是敬神，是敬它們的，結果你自己喝得醉醺醺。

這首竹枝詞背后有非常豐富的內容，寫出了過去的成都在清明節前后的社會活動，當時在清明節前，每個街區或小區都有所謂的清醮會，“醮”就是打醮，敬神的一種儀式。清醮會又叫土地會，每年清明節前后都要舉行祭祀活動，每家每戶要湊錢雇戲班子演戲，街區舉行宴會，大家喝酒。喝了酒干啥？街區的街民組織起來開始掏陰溝，過去的陰溝都由石板蓋著，街民要把石板撬起來，把里面的污泥清除。農民再把清除掉的污泥運到城外做肥料。這個活動非常重要，因為成都地勢非常低洼，如果春天不把陰溝清掏干凈，讓它排水順暢的話，到了夏天雨季來臨的時候，成都就會遭水災。過去這個活動是由土地會，也就是清醮會來組織進行，和政府沒有關系。但是晚清新政一直到民國時期，政府開始對這些傳統的社會自治組織進行打擊，“你不要管了，由政府來管”，結果政府權力增加了以后，又無力管理清掏陰溝這些事情。所以到民國時期，成都的水災非常厲害。

一首小小的竹枝詞，其實展示了非常豐富的、復雜的歷史信息。過去我們對中國城市有偏見，西方也有偏見，認為中國一直都是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地方沒有任何自主權。其實，研究清代中國城市會發現城市的自治性，在清代，地方政府都是小政府。舉個簡單的例子，成都縣當時有七八十萬人，成都縣和華陽縣共同管理成都市區，兩個縣的官員加到一起，算上各種小衙吏，也就是七八百人，這七八百人還要同時管理鄉村。他們沒辦法管理地方社會，由誰來管理？就是小區自治，這個非常重要。

文學作品中間還有非常有意思的部分，比如李劼人的《暴風雨前》，大家如果看過的話就會對成都的茶館有印象。過去的成都有所謂的“吃講茶”的活動，李劼人在《暴風雨前》中描述過。如果有糾紛的話，大家好面子，又不愿意打官司，或者還沒有嚴重到打官司的程度，就到茶館里面去“吃講茶”。“吃講茶”就是找一個中人來評判到底誰對誰錯。按照李劼人的說法，在“吃講茶”的時候，兩方邀請的人越多越好，誰的勢力大，誰的人多，中間人就會判勢力大的那方贏。如果勢均力敵怎么辦？李劼人說，就讓他們去吵，吵得不可開交，最后在茶館里打起來，用茶桌、茶椅、茶碗做武器。打了之后，地方的會首都會出來解決糾紛，進行賠償。這些茶館老板高興極了，把放在角落里的，過去就爛掉的桌子、椅子、茶碗全部拿出來索取賠償。

所以他說過去成都茶館的老板非常喜歡“吃講茶”的活動。“吃講茶”的活動在歷史記載中非常少，但是我通過幾十年的努力，在檔案、報刊、個人回憶錄里找到一些描述。一方面，我承認李劼人在《暴風雨前》關于“吃講茶”的活動描寫非常生動，而且有歷史依據。但是另一方面，我在使用它的時候非常小心。為什么我要舉這個例子？其實李劼人對這個活動的描寫是帶有諷刺意味的，他作為一個精英知識分子，其實和巴金一樣，在那個時代對這種社會的自發活動幾乎都是持批評態度的。所以作為歷史的寫作者，如果全盤照搬《暴風雨前》中的描寫，那就會有問題。李劼人說，中人看誰的勢力大就判誰贏。根據檔案和其他資料，會發現他說的是不對的。大家可以想一想，這種活動過去在社會中一直存在，從清代到民國時期，警察不斷禁止，但為什么民間一直做這個活動？就是因為百姓認為請中人來做判決比去官府告狀還要公正，一般中人都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特別是袍哥的首領。他們很顧及自己的聲望，不能亂判；亂判的話，他自己的聲望也受到影響。如果按照李劼人的說法，中人都是亂判，這種活動就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這是第一點。

第二，他說茶館老板特別喜歡“吃講茶”的時候打起來，打起來可以把過去的爛桌爛椅、茶碗茶杯全部拿出來要求賠償，這也是不對的，也是為了諷刺的效果。根據各種記載，茶館最怕“吃講茶”的時候發生這種暴力活動，因為這些茶桌茶碗打碎，首先損失非常大，而且生意沒法做了，關門大吉，而且這種賠償經常耗費很多時間也不一定能得到。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我們運用文學數據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它的真實性問題，要用歷史的數據進行印證，不能完全照搬，直接采用，那樣就會有問題。

▲ 王笛著：《顯微鏡下的成都》，上海人民出版社

五、寫同時代的文學其實也是在記錄歷史

在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在時間維度上有各種選擇。第一種是寫同時代的事情；第二種是寫過去或者未來的時代，作者從來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但是通過文學作品來表達；第三種完全不涉及任何時代，表達的是一種抽象的精神世界，特別像詩歌這種形式。我這里主要討論的是寫同時代的文學。

寫同時代的文學，無論是小說還是其他文學形式，我認為就是在記錄歷史，我們可以找到非常多這樣的文學作品。以上海為例，就有張愛玲的《金鎖記》《傾城之戀》，王安憶的《長恨歌》，金宇澄的《繁花》；還有陳丹燕的“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風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本來就是寫真實人物發生的真實事情。所以當我讀這些作品的時候，我能從他們筆下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每天吃喝拉撒這樣的細節感覺到強烈的歷史感，更不要說作品背后還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這些東西。比如大家比較熟悉的余華的《活著》，福貴為什么會有這些遭遇？后面的大背景是非常清楚的，是時代后面的人生悲劇。當然我也注意到，目前有些文學作品在淡化政治背景，大家比較熟悉的楊本芬的《秋園》寫得非常好，但我讀完那本書在想，如果對那些歷史背景完全不清楚，就會問為什么會發生這么多事情？為什么活得這么苦，生存這么艱難？這些后面是有原因的，當然我可以理解在寫某些歷史階段的歷史時，必須把背景淡化。當然這樣做的代價就是，文學作品削弱了歷史感。

我經常在想，如果50年或者100年以后來看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想要去了解當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底是從文學那里得到的東西多，還是從歷史中得到的東西多？雖然我是一個歷史研究者，但我越來越懷疑，很多年以后，我們可能會從文學作品那里得到更多的東西，特別是關于普通人的信息。因為歷史學還是更加關注重大的事件、重要人物，對普通人很少關注。但是文學始終關注的是普通人，特別是當代文學，有的情節就是作家自己親身經歷過的，要不就是自己觀察過、通過自己的眼睛記錄下來的當時人們的生活。

所以從一定程度來說，我認為這些作品從文學的角度寫下了那個時代的歷史。作為歷史研究者一定不要輕視文學創作，因為它們經常有歷史根據，盡管是從特定角度塑造人物，但人物后面有歷史環境和歷史背景。當然我們要承認，文學描寫與歷史本身還是有差距的，甚至存在相當大的差距。作為歷史研究者，我們至少可以向文學家學習，特別是向他們學習關注普通人，要眼光向下。今天的歷史研究者經常找借口，因為環境局限等原因不能敞開寫，但是我想說，如果說寫某些大的事件、大的課題有一定難度，其實寫普通人局限反而會少一些。我們的史學觀沒有轉化過來，我們的歷史學秉承中國歷史寫作的傳統，熱衷于宏大敘事，對大事件、領袖、英雄、帝王充滿興趣，但是對于那些哪怕在我們眼前出現了1萬次的普通人，我們卻視而不見，這才是歷史寫作最大的問題。

在記錄當下歷史這方面，我們一定不要認為離我們太近的事情沒有價值，把周圍發生的事情，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如今年上海封控期間的生活寫下來，那不是非常好的歷史嗎？我們怎樣經過了這樣艱難的幾個月，我們不應該忘卻，歷史可以給我們教訓，也可以給我們經驗。

下面，我想講講文學寫作的歷史性問題。寫上海這些大城市要靠文學家，寫農村也是如此。當代寫中國農村的好作品非常多，像莫言的《生死疲勞》，余華的《活著》，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等，其實這些文學作品無疑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我們要通過這些文學作品來看普通人、普通農民，但是歷史學拿不出這些東西。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通過書寫當時農村孫少安、孫少平兩兄弟的命運來展現大時代，從“文革”到改革開放。這本書涉及20世紀70年代的饑餓。他描寫的那種饑餓，真的是自己親身經歷過才能寫得那么深刻，所以《平凡的世界》被稱為史詩，可以說是當之無愧。路遙自己也說他在寫的時候非常關注歷史感，他說生活可以故事化，但是歷史不能編造，不可以似是而非，一定要弄清楚歷史背景。雖然是文學的創作，但文學的創作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他后來回憶自己寫《平凡的世界》的經歷，他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等報紙的合訂本堆在屋子里，一本一本地翻看，做了大量筆記。所以為什么我們這么看重《平凡的世界》，正是因為它的歷史感非常強。如果沒有那種歷史感的話，這部書就不會有那么大的反響了。

當然，我們在討論歷史真實性的時候也得承認，我們每個人、每個學者、每個歷史學家，實際上都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什么是真實性，是因人而異的，也就是說這個人認為這個記錄、這個寫作是歷史的真實，但是另一個人可能并不這樣看，因為我們的判斷力也是主觀的。所以我不承認，或者我不贊成有所謂的絕對的歷史真實性，因為我們受到種種條件的制約。但是經過歷史研究者的不斷努力，我們會越來越接近歷史的真實。

▲ 王笛著：《走進中國城市內部》，人民文學出版社

六、文學和歷史相輔相成

我現在講最后一點，文學與歷史。

海登·懷特在寫《元史學》的時候說，歷史寫作深層結構和文學是一樣的。他特別分析19世紀研究歐洲歷史的4位歷史學家，包括米什萊、馮·蘭克、托克維爾、布克哈特。通過分析他們的作品，海登·懷特認為這4個歷史學家的歷史作品的深層結構可以分為浪漫劇、喜劇、悲劇和諷刺劇。其實推而廣之，全部的歷史作品，其深層結構，都可以歸結到這四種形式。而且他說，歷史寫作的表達也像文學一樣有各種手法，像隱喻、轉喻、提喻、諷喻等等，歷史和文學采用的語言、表達、書寫方式都非常類似。

所以歷史研究者一定不要排斥文學，文學創作也要有歷史感，它們是相輔相成的。我為什么喜歡李劼人的作品？因為李劼人的作品非常寫實，他寫的寺廟、茶館、戲院、街道、人物等，都是真名真事。1949年以后他反復修改這些書，因為別人批評他，說他的《暴風雨前》《大波》《死水微瀾》，特別是《大波》缺乏革命的浪漫主義，就像紀實本末一樣。但是對我這樣一個歷史研究者而言，這種寫實的風格就非常有用。沙汀也是這樣，他說《在其香居茶館》中的故事，就是他親眼所見的川北茶館中的一幕，他不過是加了最后一個尾巴而已，非常寫實。實際上，他們也在記錄歷史，我們作為歷史研究者不要輕視文學，但是文學寫作者應該像路遙那樣，尊重歷史，要有歷史感。《那間街角的茶鋪》中，我便引用了李劼人和沙汀的作品的一些段落。

最后作個簡單總結。首先，歷史研究者不應該放棄文學性的歷史寫作，如果歷史寫作變得越來越社會科學化的話，越來越遠離文學的話，會逐漸失去廣大的讀者。第二，歷史研究和寫作需要把關注的焦點轉移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這樣才可以在文學寫作上有所作為，我們可以回歸到文史不分家的傳統。第三，文學是可以作為歷史數據的，歷史研究者一定不要排斥文學，以文學證史不僅僅是西方新文化史的特點，中國也有歷史學家采用這些方法，像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便從大量的詩文中間讀出歷史，所以我們不應該輕視文學作品。過去歷史學忌諱引用文學作品，我覺得現在不應該這樣，而應該從文學中去發現那些正史里面缺失的東西。歷史學家不要太自負，不要認為只有自己才是記錄歷史的，才能夠尋找真實的歷史，不要過于夸大自己在記錄歷史、闡釋歷史方面的作用，文學對歷史記載的貢獻同樣重要。所以文學的寫作也可以是歷史性的，歷史寫作也要有文學性的追求。

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里，希望大家批評。謝謝大家。

▲ 王笛著：《消失的古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