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媒體沖擊與傳統媒體轉型困境交織的當下，新聞教育如何培養既適應新環境又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傳媒新人？

2025年4月17日，“共益資本論”主理人黎宇琳在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做了《一篇報道，一個角度，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方式 ——解困式新聞的問題意識是如何生成的？》的講座分享，同時，深圳大學傳播學院與“解困敘事網絡”合作成立解困+實驗室。

2025年5月10日，由中國新聞史學會應用新聞傳播學專業委員會與深圳大學傳播學院聯合主辦的“開放式新聞教育”研討會上，黎宇琳分享了他發起的“解困敘事網絡”，這一案例為開放式新聞教育的創新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路與范例。

黎宇琳，前記者、專欄作者、《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中文版編委、“共益資本論”主理人、解困式報道中國案例庫發起人，長期致力于推動解困式敘事在中國的發展。

在分享中，黎宇琳指出，如今許多媒體在嚴峻的營收壓力下，要求采編團隊削減成本，承擔經營任務。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媒體采編骨干流失，傳統“學徒制”失效，很少媒體還能夠為新人或實習生提供系統的業務指導。“解困敘事網絡是一個以媒體人和公益人為主體的跨界社群，用新的方式來回應了媒體傳統學徒制失效所帶來的挑戰。”

以下內容基于黎宇琳的分享與新新NewTimes對其訪談整理而成：

文字｜范馨雅

編輯｜胡世鑫

指導老師 | 陳顯玲

新媒體編輯 | 梁學思

以解困為核心的價值共同體

在解析“解困敘事網絡”前，需先錨定其核心理念——“解困式報道”。作為這一網絡得以構建的價值根基，解困式報道不僅明確了社群的敘事方向，更塑造了成員的共同行動邏輯。

解困式報道(Solutions journalism)是近年來在全球新聞界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的理念和方法。它希望推動媒體在實現公共利益的道路上更進一步，在報道中不僅揭示問題的根源和影響，更關注解決方案，深入介紹那些已經取得一定成功的解決方案和創新實踐。有研究指出，這一新聞范式鼓勵記者對報道對象做更全面地思考和探索，同時能幫助讀者減輕無力感。

以“解困”為導向的敘事思路也不局限于新聞行業，在這個人人皆是媒體人的時代，每一個內容創作者、傳播者都可以以通過解困式敘事，來團結更多志同道合者。

解困敘事網絡則以對“解困式敘事”的價值認同為橋梁，吸引了媒體人、公益人、新聞學生、社工、企業人士等不同界別的人士加入，形成一個充滿活力的價值共同體。

黎宇琳說，“我們希望推動更多人以解困為導向講故事，在今天日益極化的輿論生態里，激發建設性的公共對話。”解困敘事網絡以此為使命，推廣“解困式敘事”，提供相應的教育產品，支持媒體記者創作解困式新聞，搭建一個媒體人與行動者的溝通協作網絡

三大支點：

整合資源，打破壁壘

解困敘事網絡主要以解困支持計劃、解困式報道中國案例庫、共益沙龍論為三大支點，搭建起媒體人與行動者的溝通協作網絡。

解困敘事網絡的局部 圖源受訪者

以解困式報道中國案例庫（https://www.solutionsjournalismcase.com/，以下簡稱案例庫）的成立為標志，解困敘事網絡從2021年開始定制化地展開活動。案例庫定期招募成員，涵蓋了高校大學生、媒體從業者、企業職工等多元群體，組成在線志愿社群，每期進行5個月的案例庫運營，目前已開展到第6期。

成員們每月研讀解困式報道案例，評選并錄入案例庫網站。網站現已收錄380多條案例，涵蓋80多家媒體。除案例研讀的基礎工作外，開展“客廳聊天室”“女性與解困”“解困者說”等系列博客。作為知識共享和案例展示的核心平臺，案例庫為媒體人、行動者以及媒體新人提供了學習和交流的資源。

解困式報道中國案例庫網站

案例庫成員研讀案例錄入網站

解困支持計劃通過與樞紐型的公益機構合作，共同整合資源，推動搭建災害、兒童保護等議題的解困敘事。黎宇琳分享了與基金會救災協調會進行災害議題合作的案例，合作方與解困敘事網絡相互整合資源，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他認為社群網絡的有趣之處在于：“在各自的敘事里，各自都是彼此的中心。”這也是大家愿意參與其中的原因。

同時，解困支持計劃還推出“微光計劃”，專門為有志于解困式報道的媒體新人與新聞學生提供導師與資源的支持，創作了發布在南方周末、澎湃新聞、青年志等媒體的10余篇解困式報道，為解困敘事注入活力。

圖源受訪者

由黎宇琳主持的“共益論沙龍”，組織公益界、企業中致力于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士，就特定議題進行討論分享。“它是一個面向公益界、行動界的窗口。”共益論沙龍已圍繞教育公平、氣候變化、心理健康、公益籌款、兒童保護等社會議題開展了近40次活動，在討論中形成多元視角碰撞，為解困敘事網絡引入新的解法和渠道，拓寬視野和合作機會。

共益論沙龍播客

三大支點相互支撐、協同作用，鏈接媒體、公益、學術等不同領域，打破部門壁壘，整合跨界資源，使成員能夠接觸到多元的視角和實踐經驗，也為新聞教育和實踐創造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和機會。

志愿社群的“多中心”架構

解困敘事網絡的發展并非遵循預先制定好的、一成不變的清晰藍圖，而是在探索中不斷前行迭代，這個過程離不開網絡開放包容的社群文化與成員們的積極創新實踐。

黎宇琳介紹了杰里米·海曼斯和亨利·蒂姆斯在《超級參與者》中提出的新勢力理論，強調在數字技術環境已經成熟的當下，一種人人參與、人人決策的網絡化治理的重要性。在解困式報道中國案例庫的運營中，這種理論構想轉化為具體的實踐模式 ——多中心化的在線志愿社群架構，倡導開放包容的公共討論，鼓勵每個人提出自己的“解法”。

在多中心的公共話語空間中，傳統層級管理模式被打破。案例庫每月定期召開平等參與的議事會，每個成員的聲音都能被傾聽與尊重。黎宇琳分享了案例庫多線發展的故事，在案例庫網站穩定運營的基礎上，解困播客與解困公眾號分別由1期、2期成員自主提出構想并落實搭建。

案例庫公眾號與播客

人們往往用“去中心化”來形容這樣的新型組織，但黎宇琳認為在中文語境下，“去中心化”會產生一些誤導，讓人覺得一個組織缺乏明確的方向，因此，他更多地使用了“多中心化”的說法。“并不是沒有中心，而是很多人都可以成為中心，來階段性地引領社群的發展。”黎宇琳將案例庫的志愿社群比作一株生長著的植物，園丁有所修剪，案例庫自身也在不同的氣候下發展出新的特點，“它既有被設計的一部分，也有它自己生長的一部分。”

多元協作下的“做中學”

媒體新人與新聞學生不僅是新聞案例的研讀者，也是解困式報道的創作者。“讓媒體新人可以在‘做’中‘學’，是這個網絡在教育方面比較重要的一個原則。”黎宇琳說。

解困式報道的創作不僅需要扎實的新聞采寫能力，更需要對社會問題與解法具有深刻的理解與反思。黎宇琳表示：“無論是記者還是媒體新人，要去操作一個解困敘事的稿子，應當找到那個問題的專家，借助他對問題的判斷與經驗來展開報道，這樣會比純靠記者個人判斷要靠譜很多。”

因此，微光計劃采用業內媒體導師與公益導師的雙導師模式，為媒體新人提供專業指導，確保報道的專業性與深度。

“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學習采編相關的業務，也能夠深入了解一個特定的社會議題。”微光計劃讓媒體新人在“做”中“學”，通過實踐鍛煉新聞采寫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加深對特定社會問題的理解，豐富了新聞實務教學的訓練場景。

解困敘事網絡以其獨特的理念和實踐方式，為新聞教育和媒體實踐開辟了新的道路。多中心化模式為新聞教育和實踐提供了新的架構模式，激發創新活力，鼓勵學生和媒體新人積極參與、自主探索。網絡高度動態與開放的模式為新聞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為媒體實踐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

黎宇琳將自己與解困敘事網絡定位為活動組織者、服務提供者、網絡搭建者。“我首先希望大家過來能夠玩得開心，希望大家是enjoy的。第二的話，我希望大家能夠結交到很多師友。無論是拓展大家的社交，還是幫助大家去做各種各樣的提升，哪怕是交到了一個你比較聊得來的朋友。第三個，學到知識，不僅包括一些抽象知識，也包括一些經驗、技巧，待人接物的生活經驗。”

Q&A

新新報：解困式報道以解困為導向，但不保證可以解困。在這種情況下，它與其他報道的區別是什么？

黎宇琳：任何方法都不可能保證能夠解決某個問題，解困式報道也不能保證解困，但它鼓勵人們朝著解困的方向去努力。好比記者沒法確保獲得真相，但可以提供尋找真相的努力，這種努力的本身就是有意義的。

一個已經成型的社會問題，從發現到被解決，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需要很多人持續不斷地做出努力。解困的過程也可以分成若干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公眾意識到問題的存在，因為如果大家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那么你大概無法期待有人會花時間和精力去解決它。比如說，像自閉癥議題、性別歧視的問題，過去我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但在過去十多年里，社會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

這種觀念的變化，離不開許多媒體年復一年的報道，那種聚焦問題本身的報道，我們把它叫做“增強意識”的報道，它的功能是增強公眾對某一個議題的意識。在傳統的新聞操作里，我們認為做到這一步就可以了。

但解困式報道主張在原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不僅僅停留在“增強意識”的階段。因為，公眾、政府意識到一個問題的存在，并不代表他們會自然產生解決問題的意愿與行動，甚至有可能因為某個問題太過棘手，大家覺得沒有辦法、搞不定，反而可能會對反復增強意識的報道產生一種“新聞回避”的情緒。所以，解困式報道主張媒體人應當在報道中不僅揭示問題的根源和影響，更關注解決方案，深入介紹那些已經取得一定成功的解決方案和創新實踐。

新新報：您提到解困敘事網絡形成一個基于公共對話理論的價值共同體，這個價值共同體該怎么理解？

黎宇琳：解困敘事網絡的一大特點是，這是一個跨界的網絡社群，以媒體人和公益人為主體，此外有學者、有律師，甚至有公務員和企業從業人員，其中很多人從來都沒有見過面，大家的知識背景，從業經歷也不盡相同，是什么把大家聚到一起呢？我想，一定是大家認同一個共同的價值，這個價值如果用兩個字來表達，那就是——解困。

大家是基于一種對“解困”的非常樸素的認同聚集起來，也許大家對解困的理解也很不一樣，但這并不妨礙大家相互交流，一起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我想，一群人聚在一起，還得有一個明確的方向，所以近期我就把解困敘事網絡的使命描述成“推動更多的人以解困敘事去講故事，激發建設性的公共對話。”我覺得可能不一定所有人都認同后半句“激發更多建設性的公共對話”，但這其實是解困式報道的底層邏輯，這種報道范式基于哈貝馬斯的公共對話理論，可被視為公共對話理論在新聞實踐中的應用。

新新報：您認為國內解困式報道在體裁、主題等方面會有哪些發展趨勢？

黎宇琳：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媒體人認同解困的理念，我想未來主流媒體可能會越來越傾向于進行解困式敘事，各家媒體、各個編輯、各個記者會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釋和詮釋解困。有的人喜歡拍視頻，有的人喜歡錄播客，盡管文字報道依然是主流，但解困式敘事作為一種思維方式，顯然并不局限于文字。

我同時看到，許多媒體人對問題與解法的追問也會不斷深入。比如，看到一個貧困的小孩，傳統的解困思路是讓TA吃飽飯，給TA捐一些錢。但“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越來越多人會思考更可持續的解決辦法，再深入一點，如果一個漁業的生態環境被破壞了，有該如何解困呢？那就推動變革，營造一個有利于漁業發展的生態系統。解困，也應該由淺入深，不斷的追問結構性問題和潛在的解法。

這也是我們倡導“解困”的初衷：讓大家不斷思考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什么，以及如何回應這樣的問題。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讓這種嘗試不斷深化，提供更多的工具、知識、渠道、平臺，幫助有心有力的人繼續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