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 6 月的高考季，考點外總上演著這樣的場景：班主任凌晨 5 點挨個叫學生起床、手持證件清單核對到最后一秒，家長在校門口舉著保溫桶等待投喂，學校甚至制定堪比 "幼兒園接送系統" 的送考分工表。這群已滿 18 歲的法定成年人，為何需要如此密不透風的 "保護罩"？這場全民參與的 "保姆式送考" 鬧劇，實則是教育生態中多重矛盾的集中爆發。

為啥會出現這種情況,這里面有個“巨嬰養成”的問題，就是在這種包辦文化下，教育都有點畸形了。

家長把高考看得太重了，覺得這就是一場“一考定終身”的豪賭，稍微有點細節沒做好，就會特別焦慮，感覺一切都失控了。

有個重點中學的班主任就說，曾經有個學生因為忘帶準考證，結果錯過了考試，家長就在學校門口大鬧了三天。

這種對風險零容忍的心態，就催生出了從小學到高中的“代勞產業鏈”。

家長幫孩子整理書包、代做值日，老師幫學生把每小時的學習時間都規劃得明明白白。甚至還出現了“應急文具包”“堵車備選路線”這些特別精細化的服務。

說到底，這就是成年人把自己的焦慮，變成了對孩子生活的全面接管。

還有孩子的責任意識也在慢慢退化。現在“只要學習好，其他不用管”好像都成了大家默認的規則。

慢慢地，學生連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沒了。媒體報道過一個高三學生，因為家長不讓用手機，他連怎么用外賣軟件點餐都不知道。

還有考生高考后還抱怨“父母沒叫起床”“老師沒多提醒帶證件”。

這責任邊界都模糊不清了，孩子就覺得人生大事都是別人的責任。就像哲學家弗洛姆說的，“過度保護是對獨立人格的慢性扼殺”。

送考現在都有點變成一場全民參與的儀式表演了。

家長穿旗袍，寓意“旗開得勝”，老師集體戴紅繩祈福，警車全程護送弄出個“綠色通道”。

媒體還不停地報道這些“感人場景”，這就讓大家更覺得“高考必須得特殊對待”，甚至學校之間、家長之間還暗暗攀比，好像送考不隆重，就是對孩子不重視。

高考本來應該是檢驗孩子獨立能力的好機會，像規劃時間、整理物品、應對突發狀況，這些都是長大成人很重要的能力。

可在這種保姆式服務下，學生根本沒機會去“試錯 - 反思 - 成長”。就像心理學家皮亞杰說的，青少年得通過自己實踐，才能構建對世界的認知，過度保護只會阻礙他們的認知發展。

孩子和真實世界出現了斷層危機。你去大學宿舍看看，好多孩子連燈泡都不會換，還得叫家長。在職場里，那些抗壓能力弱，頻繁跳槽的“草莓族”也不少。

學校和家庭給孩子制造了一個像“無菌環境”一樣的保護罩，可孩子一旦接觸到真實社會，就像沒了免疫力，一下子就不行了。

有個 985 高校的輔導員就很無奈地說，每年都有新生因為不會管理生活費，結果陷入網貸危機。

在應試教育的影響下，分數成了衡量學生價值的唯一標準。有個學校做過調研，83% 的家長都覺得“孩子只要成績好，生活自理能力差點沒關系”。這樣一來，學校也不怎么重視生活教育、責任教育了。大家都只看分數，最后培養出來的可不就是“考試機器”嘛。

高考真正的意義，可不是用“保姆式服務”把孩子送進理想大學，而是要讓他們在自己應對挑戰的過程中，從一個事事依賴別人的人，變成能獨當一面的獨立個體。

就像作家龍應臺在《目送》里寫的：“所謂父母子女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只有當家長敢于放手、學校敢于“袖手”、社會敢于“束手”，年輕人才能在風雨中鍛煉出能搏擊長空的本事。

這才是高考送給孩子們最珍貴的成人禮，不是成績單上的那些數字，而是刻進他們生命里的獨立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