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9年，我在公社辦公室幫忙，算是“臨時秘書”。這么叫，是因為我原本是供銷社的職工，臨時被抽調到公社來幫忙的，不是正式的干部編制。
有一天，公社辦公室主任給我派了個活兒，讓我去登記一批下放到我們這兒基層鍛煉的干部。這批人是從省里、地區、縣里三級機關下來的，有二三十個。他們都住在公社中學騰出來的三間教室里。教室地上鋪著厚厚的麥秸桿，做成一個大通鋪，他們就在那上面休息。
我走進去的時候，屋里挺安靜。有人躺著，有人坐著，沒人說話。他們原來在省里、地區、縣里不同的單位，互相不認識。加上從城里機關一下子到了鄉下，生活條件差了不少，心里頭估計也不痛快，所以氣氛有點悶。
我簡單介紹了自己，說明來意：就是要登記一下每個人的基本情況，像原來在哪個單位、叫什么名字、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年紀、擔任什么職務、每月拿多少工資這些。我手里拿著鋼筆和幾張登記表，挨個問過去，往表上填。
問到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老同志時，他回答：“省商業廳，A某，53歲，工資每月158元。”他這幾句話一出口，逗得大伙兒都樂了。一位縣里機關的干部站起來說：“老伙計，你弄錯了吧？你工資要真有這么多，哪還用跟咱們一塊兒擠這草窩鋪啊？”另一個也說：“就是，到了這兒可別瞎吹。你這數，要是把前面那個‘1’字去了，還差不多。”
我也愣了一下，看看表上，別人的工資基本都是四十塊左右，最高的也就五十六塊。我心里也不太信，就沒往上寫，只是看著這位老同志，等他再說話。他留著平頭，嘴唇抿著，顯得挺沉穩。忽然，他站起來，一把拿過我手里的鋼筆，自己在登記表工資欄里，清清楚楚地寫上了“158元”。然后他回到鋪上，靠著墻說：“我還沒老糊涂，自己掙多少錢還能記不清？”

這下子，滿屋子的人都全愣在那兒了，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樣了，誰也不敢再吭聲。我回去跟辦公室主任匯報了這個場面，主任說，聽說是有個省里來的副處長，是部隊轉業的正團級干部。聽他這么一說，我才放心，看來沒登記錯。
過了一段時間，大家慢慢熟悉了，才知道這位A某同志，確實是個老革命。他1945年參加革命，1946年入黨，在打仗的年月里經歷過生死，立過戰功，當過班長、排長、連長、營長，最后干到團長，是行政14級的干部。從部隊轉業后，到了省商業廳當副處長。從那以后，大家都不叫他名字了，都叫他“老團長”。
不久，根據上級指示，又從公社抽了幾位干部，和這批下放干部合在一起，組成了“農業學大寨工作隊”，下到各個生產隊去，參加勞動，帶領群眾學習大寨精神，改變農村落后面貌。我也被抽到了工作隊里，正好分在“老團長”當組長的工作組，到一個生產隊去搞學大寨，跟他一起工作了一年。這一年，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不少老革命的好作風。
當時的要求是“三同”：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就是要在社員家里搭伙吃飯，在生產隊干活，住在農民騰出來的空房子里。還要和隊干部一起商量怎么發展農業，自己也得下地干活。
可誰都沒想到，“老團長”卻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在社員家吃飯行不通。在一次工作隊匯報會上，他講了理由：按照規定，我們每天交給社員家一斤二兩糧票和五毛錢，這根本不夠吃的。生產隊為了招待我們，還得偷偷貼補糧食，這等于占了集體的便宜。不如我們自己置辦鍋灶做飯，吃多少大家平攤，這樣才真正保護了集體利益，才是實事求是。結果，整個工作隊，就他們這個組沒按“同吃”的要求做。

這事匯報到縣里，縣革委領導在大會上點名批評了他們，要求必須改正。“老團長”挨了批，直接去找縣革委領導：“我們在農村干體力活，一頓四兩糧票夠不夠吃？不夠吃誰來補？生產隊補貼了，是不是占了農民的利益？你們理解的‘同吃’就是在一個鍋里攪勺子，那‘同住’是不是還得睡一個炕頭？我們認為我們的做法才是實事求是，你們這是教條主義！”縣領導知道他的身份和資歷，也拿他沒辦法。后來公社領導為了解決問題，專門跑到他們蹲點的生產隊了解情況，最后想了個折中的辦法：讓“老團長”這個工作組和隊里的下鄉知青合伙搭伙吃飯，這才算勉強符合了“三同”的要求。
還有一次，“老團長”去公社開農業學大寨工作組長會議，正好碰上一個連隊的解放軍戰士在公社大院里搞野營拉練。他看見有幾個戰士把吃剩的白米飯，直接倒進了豬食槽里。旁邊的公社干部看見了，都在小聲議論，說太浪費了。“老團長”看到這情形非常生氣，就嚴肅批評了那幾個倒飯的戰士。那幾個戰士看他穿著像個老農民，居然批評他們，就有點不在乎地說：“你沒當過兵吧？不知道部隊有規定，為了戰士身體健康，不能吃剩飯。”“老團長”一聽這話就火了，聲音一下子拔高了：“你們這幾個新兵，一點勤儉節約的觀念都沒有！當幾天兵就忘本了？走，跟我去看看農民兄弟現在吃的啥，還有多少粗糧和紅薯！”說著就拉著這幾個戰士找到他們的連長，說明了情況，對連長說：“我是團長轉業的，你帶的這幾個兵，把我軍的優良傳統都丟光了，敗壞了人民軍隊的形象！你是怎么教育的？要是我還在部隊，早就該處理你們了！”連長一聽，趕緊向“老團長”敬禮道歉，恭敬地說：“老首長，是我管教不嚴，我虛心接受您的批評，馬上讓他們改正錯誤！”
“老團長”帶著我們工作組，在那個生產隊實打實地幫忙搞學大寨，想方設法發展經濟。他們和隊干部一起商量，根據當地的情況，制定了種植計劃，調整了種什么的比例，擴大了棉花的種植面積，好增加收入。組織社員打井挖溝，修水利，深翻土地，積攢肥料。他還專門跑到省里，托熟人想辦法，給生產隊弄來了化肥，一門心思要提高糧食產量。在他們的努力下，僅僅一年時間，這個生產隊的糧食產量和經濟作物收入就大大增加了，被評為全公社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單位，工作組也成了典型，受到了縣里的通報表揚。
1970年，農業學大寨工作隊的工作結束了，這批下放鍛煉的干部都重新分配了工作。“老團長”被安排到縣商業局當了副局長。
那年冬天，縣里為了防洪防澇，組織全縣的勞力去治理一條橫穿縣境的大河。我被分到公社的挖河指揮部，負責全公社一千多號民工的后勤供應。那時候，東西特別緊缺，從挖河機械用的汽油柴油，到鐵鍬、鐵絲、油氈、手電筒這些東西，都很難弄到。那會兒還是計劃經濟，這些東西都得由商業部門按計劃供應。我就跑到縣商業局去找“老團長”，請他幫忙解決困難。他詳細地問我，公社出了多少民工，分了多長的河段，需要搭多少帳篷。然后又很認真地看了看我報上去的貨單，微笑著說：“治理河道，疏通水路，是防洪防澇的大事。你報的東西，我看沒有虛頭。你知道我這人講原則，也摳門，要是為了私事，一顆螺絲釘，一寸鐵絲，一斤柴油，我也不會開這個后門。這次是為了水利建設，我一定大力支持你們。”說完，他就叫來一位股長，交代他盡力解決我們需要的這些挖河物資，幫我們解了燃眉之急，保證了挖河任務按時完成。

后來，聽說“老團長”又被調回到省商業廳，恢復了他原來的職位。
五十多年過去了，“老團長”當年那股敢講真話、不怕擔責任的勁兒，他堅持實事求是、講究實際效果的態度，還有他那種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工作的樣子，一直牢牢地記在我心里。每當想起這些，就覺得老團長他們那代人留下的好作風，實在難得。他們身上那種堅持原則、勇于擔當、不搞形式、一心為民的精神，無論什么時候，都值得我們去學習，去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