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蜀漢昭烈帝劉備御駕親征，率領5萬（號稱70萬）大軍攻打東吳，東吳派出陸遜任總指揮迎戰。

兩軍在夷陵一帶相持不下，就這樣對峙了半年時間之久。隨后，積極采納部下建議的陸遜使出了一招“火燒連營”的妙計，蜀軍大敗，造就了一場三國“三大戰役”之一的經典戰例——夷陵之戰。

眾所周知，“夷陵之戰”的起因源自東吳為了奪取荊州，設計殺害了劉備的結義兄弟關羽。此后，怒火中燒的劉備不顧群臣勸阻，一意孤行，誓要踏平東吳為關羽報仇。

那么在真實的歷史上，劉備執意伐吳的原因真的僅僅是為了給關羽報仇嗎？其實事情遠非如此簡單。

《三國演義》一書中，將劉備描寫成一個寬厚待人，重情重義，但又有點遇事不決的主公，而歷史上真實的劉備卻是一位野心勃勃、殺伐果斷、頗有心計的人。

理解劉備的真實模樣其實不難，從劉備剛出道以賣草鞋為生，到一步步登頂蜀漢王座，與孫權、曹操三分天下，這豈能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能達到的成就？

言歸正傳，我們繼續來分析劉備執意伐吳的原因。一方面，像劉備這樣的人物是絕不可能因為一時沖動就梭哈全部身家去找孫權拼命的，另一方面，從關羽的死（公元220年2月）到劉備伐吳（公元221年7月），這其中時間相隔一年半之久，期間劉備還在成都完成了稱帝儀式，從這一點來看，說劉備是因為報仇才興兵伐吳的說法難免有些牽強。

既然不僅僅是為了給關羽報仇，那劉備究竟是為了什么一定要伐吳呢？其實最主要還是劉備出于戰略的考量——荊州所處的位置實在太過重要，位于長江中部，逆流而上可以奪取益州，順游而下可以輕取揚州，向北可以深入中原腹地，實為兵家必爭之地，而孫權奪取荊州后，劉備在南方的戰略優勢便蕩然無存了。

諸葛亮早前在“隆中對”中曾對蜀漢今后的發展戰略做了詳細的規劃，占據荊、益兩州的劉備可以靜守，直到局勢發生變化，可派出上將軍率荊州兵馬以向宛、洛，劉備則率領益州將士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

如果按照這個計劃實施，那么劉備匡扶漢室的霸業就可能達成了，然而就在他向著諸葛亮擎畫的雄偉藍圖奮力邁進的時候，荊州卻丟了。

益州山川險阻，易守難攻，作為劉備的后方大本營非常理想，但倘若僅僅憑借益州來與曹魏、孫權爭霸天下，這是遠遠不夠的。可以說，荊州的得失關乎蜀漢的生死存亡，從這一點來看，劉備出兵伐吳便顯得沒那么意氣用事了。

另外，劉備對于自身的實力也有著清晰的認識，他深知憑目前的實力還不足以和曹魏相爭，但攻打東吳還是有把握的，所以在揮師伐吳的征途中顯得自信心爆棚，勢不可擋，以至于對孫權的求和協議不屑一顧。

然而事實上，東吳并沒有劉備所幻想的那么不堪一擊，蜀漢與東吳的實力不相伯仲，兩方交戰，勝負難料。

關于劉備伐吳的最后一個原因，便是劉備想借此役來緩和蜀漢集團的內部矛盾。此話又從何說起呢？

原來，當時的益州內部并不是鐵板一塊，而是有著三股勢力互相角力，一是益州本土的財團勢力，二是益州牧劉璋為代表的管理階層，三是劉備為代表的皇室勢力。

其中，益州本土勢力都是本地的豪強，在經濟上占有絕對的實力，但在政治地位上，卻始終難以接近核心管理層。于是，這些豪強成了被剝削的對象，每當需要錢糧的時候，益州本土集團就成了“冤大頭”，出錢出力不說，還得不到政治上的回報，這使得益州集團對蜀漢有著強烈的不滿情緒。

這種憋屈長期演化成了對外界力量救贖的一種渴望，益州集團盼望著有一天曹魏能南下占領益州，將他們從苦海中解救出來。

而劉備和劉璋之間就顯得更為明顯，劉璋原本當著“土皇帝”瀟灑快活，誰曾想劉備這個“正統皇室”空降益州，雖然劉璋當時已經投降劉備，但關羽失荊州后，居住在荊州的劉璋又被孫權封為“益州牧”，其當年的老部下們一個個難免蠢蠢欲動。

因此為了政權的穩固，劉備就必須轉移這些內部的矛盾，于是對外征戰就成了不二之選，后來諸葛亮也是沿襲了這一策略，在明知打不過曹魏的前提下仍然出兵北伐。

分析到這里，劉備伐吳表面上看起來是沖動，意氣用事，實則是一種戰略行為，總結起來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奪回荊州控制權以增強蜀漢的實力；

二、通過戰爭來轉移蜀漢集團的內部矛盾；

三、給自己的結拜兄弟關羽報仇。

最終的結局，劉備因戰術上的重大失誤，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大軍葬送于火海之中?！耙牧曛畱稹钡膽K敗，所帶來的直接后果便是削弱了蜀漢的實力，增加了內部矛盾，給關羽報仇的目標也變得遙遙無期。

此役之后，蜀漢便一蹶不振，再也沒有實力改變三國的歷史格局，魏蜀吳三國疆域的穩定時間達到了四十年之久，所以“夷陵之戰”也被稱為前后三國的“歷史分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