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掀起熱潮，當時很多人對毛主席批孔決策困惑不解，如今看來，不得不佩服毛主席超前的思想。

毛主席對孔子的態度經歷了從尊崇到批判的演變。1917年，24歲的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體育之研究》一文中寫道：“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

求學湖南第一師范時，他甚至要求學生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禮，將其尊為通達天地的圣人，認為其思想是亙古不變的圣理。

彼時儒家思想在社會秩序中仍占據核心，即便在新文化運動中，青年毛主席也與“打倒孔家店”的激進派保持距離，還在給黎錦熙的信中，推崇孔孟為中國文明的精神支柱。

然而，到1920年前后，五四運動的思想沖擊與馬克思主義傳入，使毛主席思想發生重大轉變。他認識到封建禮教對思想的禁錮，在討論湖南建設根本問題時，痛批孔子禁錮中國思想兩千年，反對神化孔子和成為偶像的奴隸。但并非全盤否定，而是主張取其精華，肯定孔子教育理念，否定其維護等級秩序的思想。

延安時期，毛主席思想更成熟。他將魯迅稱為現代中國的圣人，孔子定位為封建社會的圣人。在抗大會議上，他指出“克己復禮”與共產黨“造反有理”的對峙，預示著更深層次的社會變革。

1958年武昌會議，毛主席首次公開質疑孔子地位，提出“圣人不圣”。此時新中國雖已成立，但他察覺封建思想在官場蔓延，“溫良恭儉讓”成為官僚主義遮羞布。1964年北戴河談話，他犀利指出孔子“仁者愛人”思想的階級局限性，認為其只愛剝削階級一部分人，批孔運動此時不僅是思想爭論，更是政治斗爭。

一九七三年，毛主席寫下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明高實秕糠。將秦始皇法家實踐與儒家空談對比，直指儒家維護舊秩序本質。次年，批林批孔運動全面展開，其深層邏輯可以歸納為三點：
一是打破解釋權壟斷。歷代統治者獨尊儒術、神話孔子，將儒家思想變為統治工具。毛主席發動群眾批孔，要奪回思想解釋權，讓人民認識真正的儒家精神應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二是終結跪拜文化。批林批孔材料強調讓人民站起來，封建禮教核心是等級制度，毛主席要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新倫理，顛覆幾千年臣民意識。
三是推動文明更新。毛主席批判的是儒學被異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他肯定孔子“有教無類”觀念，推動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打破讀書人特權。

回望批孔運動，它并非簡單的反傳統，也非某些人臆想的政治陰謀，而是關乎中國現代化路徑的思想實驗。

毛主席看透儒家文化被權力異化的本質，試圖恢復其人本精神。正如他所言，孔夫子要是活在今天，也會參加土改。這句話既是對儒家仁政思想的現代詮釋，也是對中國革命實踐的深刻總結。

如今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毛主席批孔的超前性與深刻性凸顯。他并非否定傳統，而是推動中華文明現代轉型，將孔子從神壇請回人間，讓文明在陽光下重生。這種批判性繼承的態度，體現了中華民族面對傳統與現代關系的智慧，是當代中國人在新時代應繼承的寶貴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