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備受后人敬仰的唐朝，大部分城市的設計、建造和管理與今日有著諸多不同。無論高低貴賤、不分男女老幼，幾乎所有居民都被限制在某個狹小空間內，過著按部就班的有序生活。

這就是堪稱古代網格化巔峰的里坊制，一種致力于將所有人都管起來的終極解決方案。盡管沒能延續到唐朝以后，卻在特定階段留下濃墨重彩的時代印記。

自古以來的傳承

最原始的里坊制起源于西周時期

事實上，里坊制的起源相當古老，至少能被追述到周朝。在西岐大舉入駐中原后，全面推廣以井田制為基礎的奴隸社會。隨即產生相對立的“國人”和“野人”階層，以及更多微如草芥的被奴役人口。尤其是后者，必須與特定土地相互綁定，分組形成里坊雛形。

因此，王候城邑及近郊實行鄉制。通常是民5家為1比、而5比為1閭，分別交由各自的比長、閭胥進行管理。邊遠農村則實行遂制，通常是5家為1鄰、5鄰為1里。既能方便貴族圈養奴隸，也能對自由民實施有效節制。但并無專門承載商業職能的市場，暴露出許多地方的貿易較為欠發達。

漢朝正式將里坊概念融入城市規劃

漢朝建立后，真正意義上的里坊制開始進化，讓包括長安在內的大都會采取棋盤布局。隨著具備商品交易功能的“市”出現，徹底與只有居住屬性的“里”分開，朝廷對個人的把控程度進一步加深。至此，各里之間開始用高墻阻隔。而且僅開一門用于白天進出，到晚上就必須迅速關閉，絕無通融走動可能。如有膽大妄為者越過雷池，立即會遭至守夜、打更人舉報制裁。

同時，里坊規劃能配合戶籍制度，最大程度限制住人口流動。在強調編戶齊民的秦制時代，同一里坊內的居民可相互監視、監督，將矛盾與不穩定因素化解于萌芽狀態。或是向類似鄉村保長的頭人揭發，反映給上級府衙另做定奪。

兩漢的長安與洛陽基本是按網格化概念設計

這套嚴密且不近人情的制度確立后，不斷被三國和魏晉時期的統治者所笑納。譬如曹魏在河北建造大本營--鄴城，將選擇把宮城置于主城區北端中心，再將余下空間劃分為若干方格。不僅市場、住宅區都安置其中，連部分近郊的名勝古跡或自然風景都要做相應圈禁。

唯有權貴扎堆的內城較為寬松，允許私家宅邸違制擴建成“坊”。但對更多生活在外城的普通人而言，自己只配擁有四面高墻包圍下的一尺空間。

曹操的三國鄴城是里坊制進化史上的里程碑

可能會有讀者覺得，里坊制的設計初衷或許附帶使用功能，乃至在洪澇與火災中起延緩阻隔作用。然而，今人幾乎找不到能支撐這些理論的歷史案例。唯有隋朝建立后才重修的東都洛陽是個例外，因考慮到要重點震懾關東貴胄集團，特意將各里之間墻體做進一步拉高。至于夯土墻+粗糙木板的組合能否防水防火，則更像是某種基于常識的智商測試。

此外，那些專供達官貴人居住的“坊”，同樣在該階段被要求有高墻阻隔。可見古往今來的限制措施都講究雨露均沾，絕不會漏過任何階層，連久居深宮的帝王本尊都可被視為其中一份子。

哪怕帝王本尊也僅僅是享有網格化圈禁的VIP房間

秩序井然的盛世

城市里坊制的巔峰還要等唐朝建立

當然，里坊制的巔峰還要看盛唐時期。在推翻舊主、橫掃各路諸侯、擊敗北方突厥后，李氏皇族就照搬洛陽新城規制，重建帝都長安。其中，最為關鍵的規劃思路，便是沿襲南北朝的里坊結構，實行封閉式管理。

彼時的長安城規模宏大，僅坊級單位就可根據大小分為30公頃、50公頃和80公頃這三個檔次。換句話說，一個坊的大小已相當于普通縣城。整個城市布局呈方格狀、整齊劃一，內部結構鱗次櫛比，再通過街道做區域劃分，承擔不同職責。

今人復刻的盛唐長安模型個里坊之間的圍墻清晰可見

每當太陽西下，坊門就按律令關閉，確保街上空無一人。而且每道門都有守卒看守，共同維護長安的秩序與安全。里坊內部亦實行鄰里相保制度，四家為鄰、三家為保、百戶為里。每里置正一人，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在交通領域，唐朝長安亦遵循祖制，分別構建三條縱向經道和三條橫向緯道。這些主干道的中間部分多供帝王將相出入，甚至能直抵城門。只留下兩側給下里巴人通過。

里坊制的街道亦會根據地位劃分通行區域

尤其是地位崇高的朱雀大街，全長約7959.6米，最寬處可達134米。官府特意在兩側挖掘溝渠、并種植高楊，以便“善意提醒”不同階層的行人“切勿侵犯路權”。

其他道路亦會根據等級，分別在兩側種植槐樹或柳樹。在視覺上強化道橫平豎直觀感，呈現出規整的方格網幾何秩序。

朱雀大街是盛唐長安的最大主干道

另一層目的，自然是在高聳城墻之內，配合內墻、圍欄等其他標識物，充當劃分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界線。不但能把住宅、商業、行政、外交設施囊括其中，連園林池塘、宗教廟宇都分門別戶，形成相當隔絕的里坊規制。

縱使廟宇園林都會設置相應里坊

值得一提的是，長安城中最大里坊，莫過于皇帝本人居住的宮城。其位置就在北部正中區域，東西長2820米、南北寬1492米，面積約有4.2平方公里。四周亦圍墻，其中的北墻與外城北墻直接重疊。宮城內主要建筑群，由中部的太極宮、東部的東宮和西部的掖庭宮組成，外側另有西內苑和大明宮。

總體來看，整座城市規劃嚴謹、布局整齊，外郭城、皇城、宮城三塊區域都有城墻分隔，體現除“官民不相參”的基本思想。通過三套方城的區域布局和中軸對稱的規劃手法，將中國古代皇權至上的思想在城市建設中表達得淋漓盡致。

李氏天子的宮殿也是里坊的組成部分

不過，這種過分強調整齊劃一的設計，必然給商業活動帶去負面影響。幾乎所有買賣都被嚴格限制在特定“市”內，而且與里坊間有明確界限。市內不允許住人，四周有高墻圍繞，僅開幾個門方便進出。每天定點開門、關門，對經濟活動的時間和空間都進行嚴格干預。一方面可以防止商業活動無序擴張，避免商業與居民區的混雜，保持城市的整潔和秩序。另一方面，也有利進行集中管理和方便征收賦稅。

唯一的非官方受益者，恐怕要數某些特殊行業。畢竟，每當市場與里坊的大門關閉，來不及撤退的恩客就要留下過夜。既然冒險翻墻的結果可能是又丟人又丟命，那還不如留下來繼續尋歡作樂。

深色場所無疑是宵禁制度的少數收益方之一

不可逆的消亡

安史之亂的浩劫倒閉里坊制走向消亡

盡管里坊制存有不少缺陷，但中央王朝秉持傳統御民要術，絕無可能輕易做出修改，乃至不留情面的斷然拋棄。奈何盛世終結，維護碩大都市的成本淪為高昂負擔，只能對各基層的違規舉動聽之任之。

首當其沖的便是官僚貴族階級。他們為擴大宅院而拆掉坊墻，用私人府邸侵占街道，甚至能一路違建到其他坊和市場。由于中晚唐的帝王普遍弱勢，不敢輕易得罪過多群體，類型行徑便成為常態。

達官貴人的府邸率先打破里坊制束縛

接著，賦稅壓力催促管理者給城市商業解綁。許多店家為擴大經營，也紛紛侵占街道修建房子。隨之而來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娛樂業蓬勃發展，形成今人都很熟悉的夜市場景。

換言之，持續千年的宵禁政策喪失效力。加之官府沒錢雇傭充足人手巡街，只能悶不吭聲的放棄管制，轉而將注意力聚焦于如何收稅。

商業擴張直接洞穿里坊制城市規劃

最終，城市居民也追隨潮流行動。他們為出現方便，直接在坊墻上挖洞開門。原先的坊門形同虛設，連造型規整的道路都難以幸免。于是，各類自然形成的彎曲小徑孕育而生，成為普通人抄近道、趕時間的不二之選。

直至唐朝滅亡，五代十國各政權為增加歲入、招攬流亡人口到轄區內定居，絕無動力復興里坊傳統。倒是趙匡胤的北宋建立后，曾試圖予以強行矯正。但由于后周擴建開封時，根本未劃出里坊范圍，以至于百姓散居而強行安置阻力過大。

北宋前期還試圖恢復里坊制

趙家天子只能“曲線救國”，分別設置城內設8廂+城外9廂，用專門的廂吏代替巡街使管理治安。順便承接案件訴訟，繼續將社會矛盾做大事化小處理。

百多年后，宋朝當局同樣出于經濟利益考量，完全取消城市宵禁制度。許多殘存的坊墻被陸續拆除，城市布局逐步往街巷制過度，延續太長時間的封閉式管理也就告一段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