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瀏覽某聊天群的時候，無意間看到了一個昵稱叫安然的歷史小白在妄議呂思勉所著的《中國通史》，妄言這就是垃圾，瞬間群友嘩然。

據我所知，呂思勉作為中國現代史學“四大家”之一，其《中國通史》自1940年初版以來，始終是歷史學界爭議與推崇并存的經典。

近年來，隨著史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與史料批判的深化，部分學者以“輝格史觀”“細節疏漏”“方法陳舊”等理由對其展開猛烈批判，甚至斷言其“不堪卒讀”。

然而，這類批評往往忽視了呂著誕生的歷史語境、學術創新的核心價值及其對中國史學現代化的奠基意義。

本文將從學術價值、批評局限性與歷史啟示三個維度，重新審視這部著作的永恒光芒。

一、呂著《中國通史》的學術突破與歷史貢獻

1. 通史寫作的范式革新

在呂思勉之前，中國傳統通史多以編年體或紀傳體為主，如《史記》《資治通鑒》，雖體系宏大卻難脫“帝王家譜”之窠臼。呂思勉的《中國通史》首次將“文化史”與“政治史”分編，上冊以婚姻、族制、階級、衣食住行等18個專題切入，下冊則以朝代更迭串聯歷史脈絡。這種“橫縱交織”的體例，打破了傳統史學的線性敘事，開創了“社會史視角下的通史寫作”先河。顧頡剛評價其“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開通史寫作新紀元”，實非虛言。

2. 白話文革命的史學實踐

1940年代，白話文尚未完全普及學術領域，呂思勉卻以通俗語言撰寫通史，將“二十四史”中的典章制度、社會風貌轉化為大眾可讀的文本。例如，在《衣食》一章中，他通過分析南北物產差異，揭示地理環境對文明形態的影響：“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長江流域的文明終超越黃河流域”。這種“去學術化”的努力，使歷史知識從精英殿堂走向民間，與梁啟超“新史學”的啟蒙目標高度契合。

3. 跨學科研究的超前意識

呂思勉雖以傳統考據見長，但其治史視野已滲透社會學、人類學等現代理論。在《婚姻》篇中，他對比古今婚俗變遷，指出“結婚冷靜期”古已有之，并批判傳統“從一而終”觀念對女性的壓迫；論及“女權”時，他更預言“女子參與社會工作將重塑家庭倫理”，這種對社會結構的動態觀察，遠超同時代學者的靜態考證。這種將史料分析與理論思辨結合的路徑，恰是現代史學“總體史”觀的雛形。

二、對“垃圾論”的批判性回應

1. “輝格史觀”指控的誤讀

批評者常指責呂思勉以今人視角曲解歷史，例如將秦始皇的集權政策視為“進步”，或將王莽改制等同于“民主探索”。此類批評忽視了呂著的史學立場：他始終強調“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對話”，主張通過考察制度演變揭示社會規律。例如，其論秦制“急進失序”，實為對比漢代“漸進改良”的成功經驗，而非簡單褒貶。這種基于歷史語境的分析，恰是唯物史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的體現。

2. “細節疏漏”的時代局限性

部分學者揪住呂著中個別史實錯誤（如對黃金價格的誤判）大做文章，卻無視其著作的史料基礎：呂思勉通讀二十四史十余遍，札記百萬余言，其考證功力在《隋唐五代史》等專著中可見一斑。所謂“錯誤”，多因20世紀上半葉考古成果尚未系統整理所致。例如，他對“汲冢書”的論述受限于王國維“二重證據法”初興階段的局限，但這一方法論本身已屬創舉。

3. “非專業化”批評的悖論

有論者認為呂思勉“重通識輕專精”，背離現代史學趨勢。然而，呂著的“通”恰是其價值所在：他通過跨朝代、跨領域的比較（如對比唐宋黨爭的“私利”與“政見”之異），揭示出歷史演進的深層邏輯。反觀當下某些“專題化”研究，雖數據精密卻淪為“碎片化考證”，反而背離了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史學精神。呂思勉的“通”，實為對抗“為考據而考據”的一劑良藥。

三、呂思勉的史學遺產與當代啟示

1. 史學大眾化的永恒命題

在“流量為王”的新媒體時代，呂思勉的白話通史仍具啟示意義。他將《史記·貨殖列傳》中的經濟思想轉化為“實業”“貨幣”等現代概念，用“住行”一章解析交通對文明興衰的影響，這種將學術通俗化的努力，與當下“讓文物活起來”的文化政策不謀而合。歷史若僅存于象牙塔內，終將淪為少數人的“智力游戲”。

2. 方法論上的兼容并蓄

呂思勉雖以傳統史學為根基，卻能兼容西方進化史觀與社會學理論。他既肯定“地理決定論”對文明分野的解釋力，又批判“西方中心主義”的線性進步史觀。這種開放而不失主體性的態度，恰是當代中國史學突破“西方范式”、構建本土話語的關鍵。

3. 史家責任的當代回響

呂思勉在抗戰烽火中完成《中國通史》，旨在“使讀者知現狀之由來，明未來之方向”。這種以史為鑒的擔當，在當今“歷史虛無主義”泛濫的語境下尤為珍貴。當某些學者沉迷于解構宏大敘事時，呂著提醒我們：歷史書寫不僅要“求真”，更要“致用”——為民族精神尋根，為時代問題求解。

攻擊呂思勉《中國通史》者，往往陷入“為批判而批判”的邏輯陷阱：或以今律古苛責先賢，或將局部瑕疵全盤否定。

呂思勉曾言：“讀史必先知人論世，然后可辨其是非。”我們評價一部著作，亦需將其置于特定歷史坐標中審視。呂著的“舊”，恰是其“新”之所在：它承載著傳統考據的嚴謹、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精神與現代史學的先聲。

在史學日益專業化、碎片化的今天，重讀呂思勉，不僅是對一位史學大師的致敬，更是對史學本質的回歸：歷史不應是冰冷的考據競賽，而應是照亮現實的智慧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