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30年代，亨利八世為了實行宗教改革，需要獲得社會支持，保持社會穩定，于是加大了封授貴族的力度。

他在位時期封授的貴族大多是在1529年以后封授的。

被亨利八世封為貴族的有他的朋友、親屬和侍從。

有時他做出的選擇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釋，有的時候，盡管我們可以從他選擇的封爵時間或封授的爵位上找到一些線索，但我們并不清楚他為什么在條件相等的人中選擇了一個而沒有選擇另一個。

但是，所有的封授爵位都服務于一個目的:彰顯一個慷慨大度的君主的形象，在封授爵位的時候為王權增添榮耀。

亨利八世在位時期出現的相當數量的被剝奪爵位的貴族和自然滅絕的貴族，意味著即使相當慷慨的封爵政策也不會導致貴族數量的大量增加。

但是，這卻使得到亨利八世在位末年的貴族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他自己授予爵位的貴族。

當亨利八世1547年去世時，英國有51個貴族，比他即位時多了9個。

?——【·男爵·】——?

在34個男爵中(其中4或5人未成年)，有16個是亨利八世授予爵位的貴族或他們的后代，1個(奧德利勛爵約翰·塔切特)是由他恢復其爵位的。

因此，有一半的男爵爵位是由亨利八世授予的。

在男爵以上的爵位中，這一比例更加突出。

在幸存的17個子爵及子爵以上的貴族中，只有6個不是亨利八世封授的(多塞特、阿倫德爾、德比、牛津、施魯斯伯里、威斯特摩蘭)。

據說，亨利八世死前不久對他在位時期的貴族數量不滿意，準備再授予10個新男爵并提升6個貴族的爵位。

愛德華六世在封爵問題上也較為慷慨。

在1558年的61個貴族中，26個是在此前的30年里封授的。

伊麗莎白女王即位后又恢復到封授貴族的吝音狀態。

在這方面，她和她的祖父不同，她不是出于有意削弱貴族的權力和數量，而是出于維持貴族作為由家世久遠的人們組成的“種姓”這種可笑的、越來越不現實的意圖。

弗蘭西斯·農頓(FrancisNaunntn)根據個人觀察得出結論說:“古老血統與忠誠的混合體是符合女王的本性的。”

這非常明顯地體現在她封授、恢復、認可或批準的18個貴族的身上，在這18個貴族中，6個只是以前爵位的恢復。

2個是按照女性世系繼承的，3個授予了貴族的幼子，2個授予了古老家族的繼承人，3個授予了王室親屬。

只有伯利勛爵和康普頓勛爵(出身于騎士家族)屬于既沒有身為貴族的祖先同時又和女王沒有血緣關系的新家族。

伊麗莎白女王在封授貴族上的吝音在其晚年表現得更加突出，1573到1603年間，除了批準威洛比勛爵繼承了他母親的爵位和將戰勝無敵艦隊的英雄霍華德勛爵提升為伯爵外，她只封授了一個新貴族。

為了使爵位貴族這一社會等級的最高層次保持穩定，她在擇選新的成員時嚴格篩選、格外慎重，竭力不使其總體規模無端地膨脹。

從而使得爵位擁有者和乞求者都感知到爵位本身的尊貴與威嚴，成為等級制度的擁戴者和維護者。”

“光榮革命”以后及18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國王一直保持著比較謹慎的封爵政策。

1689到1784年之間，英國貴族的數量保持了高度的穩定，大約在160到170家之間。

在此期間，新封授的貴族也不多，不足以取代己經絕嗣的貴族。

安妮女王封授了30個新貴族(除了貴族內部的提升)，喬治一世封授了28個，喬治二世封授了39個，喬治三世在位時期封授貴族相對較多，他在位的頭23年里就封授了47個。

?——【·喬治三世·】——?

但是，喬治三世十分注意維護貴族的榮譽。

在拒絕了埃格里蒙特申請侯爵爵位的要求后寫給布特的信中，喬治三世寫道：

“我把我們國家的上院貴族看作是所有國家中最可尊敬的貴族，我決不會因為將他們中的等級低下者置于等級較高者之上而損害它。”

喬治二世更是小心翼翼，不使貴族的身份遭到貶低，羅伯特·沃波爾爵士。

由于喬治二世在位長達33年，他對貴族總數的輕微減少負有一定的責任。

國王在封授貴族問題上的保守態度只會導致爵位、身份與權力、財富之間的更大的裂痕。

而且，由于沒有男性繼承人而帶來的無情的衰敗，以及由于剝奪爵位導致的滅絕，這種政策還導致了貴族數量的停滯不前甚至輕微下降。

16到18世紀，英國貴族數量出現了兩次較大的增加。

一次是斯圖亞特王朝早期，一次是18世紀末。

斯圖亞特王朝早期，部分由于貧窮，部分由于積壓的需求，國王在封授貴族問題上相當慷慨，一反前朝的謹慎作風。

詹姆斯一世授予不少于62人貴族爵位，王室的貪婪導致貴族數量在1615至1628年間增加了56%。

到內戰爆發時，英國貴族人數比伊麗莎白時期增加了一倍多，達到138人左右。

從18世紀80年代起，在喬治三世治下，英國貴族人數再次大幅度增加，從1780年的189人增加到1800年的267人。

斯圖亞特王朝早期的兩位國王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之所以在封授貴族問題上奉行慷慨大度的政策，是由于:

從16世紀以來，英國社會上日漸成熟的調整社會等級制度的要求，與都鐸諸王謹慎的封爵政策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矛盾，此時己到了必須解決的地步；國王意圖通過慷慨地封授貴族。

一則可以炫耀其作為最高權力擁有者的地位，二則可以籠絡社會上層，鞏固和擴大新王朝的社會基礎；

將封授貴族爵位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獎掖提拔親信寵臣，從而獲得建立統治所必須倚重的社會集團的更大的效忠；

通過封授貴族，減緩社會上尤其是社會上層各個集團之間的緊張關系，進而營造出一個有利于建立和鞏固新王朝統治秩序的社會環境。

18世紀末，喬治三世和小皮特大肆封授貴族，則主要是為了改變議會上院的黨派成分，削弱輝格黨(WhigParty)的實力，保證托利黨(ntryParty)寡頭統治的穩固。

有時候國王也會干涉絕嗣的貴族家族的爵位傳承，重新授予貴族產業的繼承者以爵位。

1706年，第四代沃克的格雷勛爵拉爾夫未婚而終，他的財產由他的侄女繼承，她的丈夫被封為坦克維爾勛爵。

無論其動機如何，國王在封授貴族問題上的慷慨政策，直接導致了英國貴族人數的大幅度增加。

到18世紀，為了制約國王和內閣濫封貴族的做法，保持自身的特權地位，貴族通過議會采取了相應措施。

1701年，上院提出一項提案，主張子爵的年收入不得低于4000鎊，男爵的年收入不得低于3000鎊。

?——【·平衡黨·】——?

1719年，為了防止國王出于平衡黨派力量的目的而大肆增封貴族，為了維持輝格黨統治和貴族的尊貴地位，議會上院通過了由薩默塞特公爵提出的《貴族爵位法案》(thePeerageBill)。

這一法案在議會下院遭到了否決。

國王既有授封貴族的權力，也有剝奪貴族爵位的權力。

亨利七世在位時期，對貴族最為嚴厲的懲罰是剝奪爵位。

在這一時期，有九名貴族被剝奪了爵位，其中三人被永遠剝奪了爵位，他們是林肯伯爵約翰·德·拉·波爾、薩福克伯爵愛德蒙·德·拉·波爾、洛弗爾子爵弗蘭西斯。

亨利八世在位時期發生的一系列審判貴族的事件和通過的剝奪貴族爵位的法案，都說明亨利八世通過實施他對貴族的個人權力來維持權力平衡。

亨利八世在位時期，有12個貴族被剝奪了爵位，直接的受害者并不總是貴族本人，有一些家族是隨著爵位繼承人被剝奪了繼承權而退出貴族行列的。

自然衰亡的結果再加上人為的因素，使舊貴族從1509到1547年間減少了33%，亨利八世封賜爵位的貴族中有41%的家族退出了貴族行列。

在關于國王的封爵政策的研究中，過去有一種看法:國王的貴族政策，是扶持新貴族、打擊舊貴族。

更有人由此推論出:國王與貴族是敵對的，新貴族與舊貴族是敵對的。

這些看法的根據多是采自都鐸王朝的。

實際上，這些看法并不符合歷史事實。

都鐸王朝建立后，消除了持續幾個世紀之久的貴族反叛的傳統威脅，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權勢顯赫的重臣的數量和勢力的衰落。

造成這一衰落的原因有許多，經濟的、法律的、思想觀念的，但毫無疑問，國王的貴族政策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通過零星的處決和剝奪爵位與財產，通過吝于建立新的貴族家族來取代那些己經絕嗣的家族，都鐸諸王成功地減少了權傾一方的大貴族的數量。

到1620年，在少數統治15世紀晚期社會和政治的家族中，只有霍華德家族幸存了下來，而這個家族己經極為馴服了。

?——【·結論·】——?

從1572年到詹姆斯一世恢復了里士滿和白金漢的爵位，英國沒有一個公爵。

都鐸諸王奉行謹慎的封爵政策，導致他們所封授的貴族數量剛剛趕得上消失的貴族數量。

這一證據并不能說明都鐸王朝是敵視貴族或對貴族缺乏同情。

1485到1529年間封爵的稀少可能是對約克王朝的慷慨政策的自然反應，約克王朝的慷慨曾經使得貴族數量大增。

賈斯鉑·都鐸家族—由于絕嗣而未成氣候—是由亨利七世扶植起來的，他還提升了斯坦利家族的地位，授予其伯爵爵位，并通過授予地產確立起他們在蘭卡郡的優勢地位。

亨利八世嚴厲地對待大批顯貴，但也通過授予財富扶植了一批顯貴以替代失勢的顯貴。

他年青的時候最為保守，至少在必要的時候才授予貴族爵位。

成年以后，亨利八世更愿意為了復雜的政治目的而封賜爵位，將獎賞和解決特殊問題結合在一起。

他晚年在封授貴族問題上的謹慎，說明他要保持對貴族的控制。

在他在位的整個時期，亨利八世小心地在封賜新貴族與提升舊貴族之間保持平衡。

“他致力于擴大貴族的規模表明，他相信貴族的價值。為了保護貴族的地位，他拒絕封賜過多的貴族。”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