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版圖上，印度宛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南亞次大陸。這片土地承載著古老而輝煌的文明，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三面環海，北部又有高大山脈作為天然屏障，看似固若金湯。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印度卻不斷遭受外來文明的侵襲。而這一切的關鍵，就在于印度西北方向興都庫什山脈中的開伯爾山口。它宛如一道敞開的“大門”，讓雅利安人、亞歷山大大帝的希臘大軍、阿拉伯人、蒙古人以及突厥人等紛紛長驅直入。開伯爾山口地形險峻，最窄處僅600米，兩側懸崖峭壁陡立，按理說易守難攻。可古印度人卻幾乎未在此修筑防御工事，任由異族入侵。這不禁讓人疑惑，如此重要的戰略要地，為何古印度人沒能像中國在河西走廊那樣構建起堅固的防御體系呢？

喜馬拉雅山南麓，熱帶陽光下的印度，無疑是充滿南亞特色的國度。

作為古代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古印度的地理位置可謂得天獨厚。南亞次大陸呈不規則的三角形，東南面和西面分別是開闊的孟加拉灣和阿拉伯海，南臨廣袤的印度洋。與歐亞大陸板塊連接的正北、西北和東北三個方向有一系列高大山脈。北方是喜馬拉雅山脈，綿延約2400公里，平均海拔超過6000米，最高峰為珠穆朗瑪峰，海拔8848.86米，喜馬拉雅山脈北側就是青藏高原；西北方向有蘇萊曼山脈，其最高峰為塔庫特山，海拔約3487米，與之相連的是興都庫什山脈，其最高峰為特里庫里峰，海拔7708米，平均海拔約4500米；東北部則有那加山脈（Naga Hills），部分山峰海拔超過3000米，其中最高峰為索馬雷峰（Saramati），海拔3841米。

喜馬拉雅山脈。來源/《紀錄頻道喜馬拉雅（精編版）》

按理說，這樣的自然地理環境，古印度應該十分安全才對。但回顧其數千年的歷史，印度地區似乎一直被外來文明侵入。到底為何會如此呢？

打開地圖，我們會發現在印度的西北方向，興都庫什山脈中裂開了一道溝壑，這就是被稱為“通向印度的大門”的開伯爾山口（Khyber Pass）。古往今來，印歐語系的雅利安人、亞歷山大大帝統率的希臘大軍、阿拉伯人、蒙古人（如巴布爾）以及突厥人，都曾通過這個山口入侵印度次大陸，長驅直入到達肥沃的恒河平原。

開佰爾山口具體位置

但細看地形圖會發現，開伯爾山口的地形地勢其實非常容易進行有效設防。山口谷地的喀布爾河海拔約1000米，山口最窄處包括河流在內僅600米寬，兩側的懸崖峭壁陡然高出河谷60-90米，然后就是向遠方延展的連綿的群山。沿河的山路蜿蜒崎嶇，山口谷地全長約70公里。

那么，為什么如此“易守難攻”的重要之地，最終卻成了印度文明的“阿喀琉斯之踵”？

開伯爾山口。攝影JonathanWilson，來源/圖蟲創意

首先我們要知道，開伯爾山口基本上一直處于開放狀態。按理說，如此狹窄、險峻的地形條件，修個關隘似乎并不是什么難事。如此性命攸關之地，豈能不設防？但是很奇怪，千百年來印度人幾乎沒有在山口修筑防御工事，更別說駐軍了。這簡直就是在異族入侵面前“躺平”“擺爛”。畢竟，如果換成中國人的話，開伯爾山口估計早被修造得固若金湯了。

其實，開伯爾山口是一條類似于中國河西走廊的通道。

漢朝時，通過一系列系統性工程，在河西走廊硬生生造出了“鋼鐵防線”，將其轉化為一道堅實的防御屏障，抵御了匈奴的侵擾。

河西走廊輪廓圖。來源／紀錄片《河西走廊》截圖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奪取河西后，漢武帝遷移中原貧民、刑徒、戍卒至此，僅公元前119年一次就移民72.5萬人。《漢書·武帝紀》記載：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

從此解除了自漢初以來匈奴對漢王朝的直接威脅。這些移民不僅充實邊防，更帶來先進農耕技術，在祁連山雪水的滋養下，武威、張掖等大型綠洲慢慢變成了“谷糴常賤”的產糧區。據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漢簡記載，漢代在河西走廊屯田時，駐軍糧食自給率可以達到70%，這就大大節省了從中原地區輸送糧食所需要的各種社會資源，對緩解邊郡的糧食緊缺問題起到很大的作用。

漢武帝還在河西設立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四郡，實行 “郡—縣—障—燧”四級管控。郡守兼領軍事，基層燧長需定期上報“日跡簿”（巡邏記錄），還修建從令居（今永登）到鹽澤（羅布泊）的漢長城，配合烽燧實現“五里一燧，十里一墩，百里一城”的防御體系。

敦煌、酒泉、張掖、武威四郡。來源/紀錄片《河西走廊》截圖

既然二者在地形和戰略地位上都如此相似，為何古印度人不在開伯爾山口一帶學習漢朝模式呢？

其實也不是印度不想學，而是真學不會。

先從地理環境上看，雖然開伯爾山口最窄處僅600米，但兩側山勢平緩，缺乏天然制高點，難以建立長期的防御工事。

另外，開伯爾山口地區干旱少雨，年均降水量不足200毫米，僅能支撐游牧與小規模農耕，難以實現糧食自給，倘若強行屯田，則需要修建遠超河西走廊的水利工程。若沒有完善的驛站和糧草儲備體系，守軍難以持久駐扎。很可惜，古印度顯然是不具備這些條件的。

印度大成就者龍樹唐卡。來源/故宮博物院

而且開伯爾山口的位置比較尷尬，它處于印度河和恒河的上游——如果有外來者從開伯爾山口侵入，并不會威脅到當時位于河流下游政治經濟文化的核心區。換句話說，就是開伯爾山口地區對整個印度次大陸來說沒有那么重要。

金嵌珠七珍。七珍，亦稱七政寶，為佛前供器，原為古印度神話中轉輪王福力所生之寶。來源/故宮博物院

況且要相對貧瘠的開伯爾山口地帶修筑要塞關卡抵抗入侵，就必須從人力、財力和物力更充裕的大河中下游地區調運，逆流而上這種事，在全靠人力的古代，難度太大。就算偶有統治者（如孔雀王朝的阿育王）設立哨所，也會因為離得實在太遠，缺乏系統性維護，導致很容易被摧毀。

而且我們要知道，“古印度”其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地理概念，其疆域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等地區。古印度政權政權林立，大部分時間處于分裂狀態。

雅利安人入侵后，古印度文明由印度河流域擴展到恒河流域，并形成了較大的16個邦國，史稱十六雄國。它們獨霸一隅，各自為政，時常為了爭奪地盤和財富而爭戰不休。對立與隔絕使人們的頭腦中只有王國、地區甚至更小的行政單元的概念，不曾產生過“印度國家”的概念，各地之間缺乏有效的認同。還常為爭奪內部霸權而忽視外患。公元前326年，亞歷山大東征時，印度西北部的波魯斯王國與塔克西拉王國內斗。塔克西拉主動引導馬其頓軍隊通過山口，導致波魯斯在孤立無援的海達斯佩斯河戰役中戰敗。12世紀突厥入侵前夕，北印度拉其普特諸國忙于互相征戰，未能形成有效的聯合抵抗，導致加茲尼王朝的馬哈茂德得以多次劫掠印度。

即便強盛如孔雀王朝或笈多王朝，其控制力也常限于恒河流域，但由于地域的廣闊和山川的阻塞，統一只是徒具其形，實質上仍是一盤散沙，沒能形成強大的中央集權。各地區相互隔絕、各行其是的狀況使印度人很難組織起有效的抵抗。

而且別忘了，自雅利安人入侵后，印度這片土地就深受 “種姓制度”掣肘。當漢朝平民可以通過軍功改變命運時，印度的軍事階層則被限定在剎帝利種姓，吠舍和首陀羅群體連參戰資格都沒有。

中國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印度人：有。

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載，戒日王想征調首陀羅種姓駐守山口，卻被婆羅門以“踐踏圣域”為由強烈反對。種姓制度下，移民實邊會遭遇“污染土地”的宗教抵制。這樣一來，各等級的人們也因此更難整合為一體，抵抗共同的敵人。

釋迦牟尼佛。來源/故宮博物院

但話又說回來，盡管印度這片大陸在漫長的歷史中歷經了各種外敵入侵，但從整體來看，這些入侵事件其實只是小概率事件。從雅利安人進入次大陸的公元前1500年起算，此后3500年間，外來入侵也不到10次，若按最小間隔算，平均200年一次入侵，這個時段也足夠三代人完成生老病死了。

更何況，印度地區長期沒有統一的政權，又沒有修編歷史的傳統，沒有統一的文字檔案記錄。對于平民百姓甚至統治者來說，也許很少有“以史為鑒”的意識，難以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

而且從后人的視角看，即便知曉了這些歷史教訓，意義也不大。因為等到敵軍打到家門口再修關隘也來不及了。你要是問他們為什么不未雨綢繆早早修好，答案就是真的不劃算。——假設現在修了，可能至少200年后才會用到，而在這漫長的200年時間里，還需要不斷地對這些防御工事進行維護和修繕，花費的成本可不小。

相比之下，古代中國的北方基本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潛在威脅，所以中國古代修建長城，也許當即或最多幾年內就有實在收益，并且還能長期受益，性價比高多了！

北京長城。來源/圖蟲創意

除此之外，開伯爾山口還是連接中亞與南亞的“絲綢之路”支線，商隊往來帶來巨大經濟利益，這導致其作為商路的價值遠高于軍事價值。

所以統治者常常選擇開放山口以便征稅，貴霜帝國時期，山口更是成為佛教傳播與貿易的核心通道。任何徹底封鎖都會引發商人集團反抗。

由此來看，開伯爾山口的“守不住”并非單純的軍事地理問題，而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與其說“守不住”，開伯爾山口，倒不如說古代印度的文化和觀念讓人們缺乏“抵御外敵”的意識，同時還缺乏一個集權、長久且具備戰略遠見的統一政權來統籌防御體系。

開伯爾山口“守不住”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地理環境的限制、政治格局的分裂、社會制度的掣肘、歷史意識的淡薄以及經濟利益的考量，讓古印度難以在這道“大門”前構建起有效的防御。這也反映出古印度歷史發展的獨特軌跡，與中國的集權統治和重視防御不同，古印度在歷史的長河中，因這些因素而不斷遭受外來文明的沖擊。開伯爾山口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古印度文明在面對外部威脅時的無奈與困境。它也提醒著我們，一個國家或文明的興衰，不僅取決于地理環境，更與政治、社會、歷史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關。在當今時代，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更應從中汲取教訓，重視國家安全與統一，構建強大的防御體系，以應對各種潛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