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建紅軍第一支防空部隊

1933年10月下旬的一天，瑞金上空出現了國民黨偵察機。第二天，轟 炸機就來了，在沙洲壩投下數枚炸彈。“獨立房子”和項英駐地門口被炸出 幾個大坑，幸好沒有造成傷亡。

博古、周恩來、劉伯承認為，國民黨已經獲 得“共產國際顧問已到瑞金”的情報，很可能已經知道他的具體住處。為了保衛顧問的安全，紅軍必須緊急建立防空部隊。

同日，由周恩來主持，召開 了中革軍委緊急會議，決定成立軍委防空科，任命我為科長(防空科只我一 人),并指示立即籌建防空部隊。經過調查研究和籌劃，我草擬了組建報 告。軍委批準后，決定成立防空訓練隊。

調彭楊步兵學校第一期指導員羅華 生任隊長，從駐防江西、福建一帶的九個師中各抽調了一個排，從瑞金部隊 中抽調了三個排，共十二個排，組成防空訓練隊。由各師配備好班、排長。 每個排帶三挺重機槍，每槍配二百五十發子彈。訓練隊設在瑞金。

當時的重 機槍都是老式的“三十節”式，不但陳舊破損，而且不適用對空射擊，必須 加以維修和改造。我兩天兩夜沒合眼，設計了高射架和瞄準具，以及飛機模 型活動靶，并繪制成圖。

通過楊立三，調來老軍工郝郗英和幾位熟練工人， 按圖紙將重機槍改造成高射機槍，并制作模型和教具。郝郗英曾是漢陽兵工 廠的技師，聰明能干，技術精湛。他帶領工人僅用兩天就完成了任務。

教學 和訓練由我負責。為了使四百多個沒有見過飛機，沒有擺弄過高射機槍的學 員在短期內掌握技、戰術，擔負起軍委駐地的防空任務，我撰寫教材，制訂 教學和訓練計劃，并親自組織實施。

《關于對空防御的指示》是王智濤擬文、制圖，由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 來，王稼祥于1934年4月10日簽發的。

軍委指示說： 這一指示是估計了 我們武裝斗爭的特殊條件所作，是關于戰術上和技術上的基本指示，應當作為 基本方針，而關于技術上的補充指示，即可作為教材，也是補充基本指示的， 特別是在測量到飛機的距離，飛行的速度，識別飛機，以及馬克沁機關槍的射 擊方法等方面。并有一些附圖，可以幫助了解對空防御的方法，不僅是各防空 排應當深刻研究這一指示……就是部隊及各學校也是同樣必須的，最低限度營 長以上的各級指揮員應當深刻了解防空的手段。“

1933年10月，王智濤在瑞金設計的高射機槍槍架和瞄準具(上圖)

及繪制的各國飛機標志 識別圖(下圖)

我采用了邊教學邊訓練的方法，就是課堂講理論，野外搞訓練，理論 由淺入深，循序漸進，訓練跟隨教學同步深入。

基礎理論主要包括：射擊原 理、高射機槍的構造、分解結合、防空陣地的選擇和構筑、對敵機機型的識 別、預先報警、進入陣地、射擊準備、組織戰斗等內容。

對空射擊訓練在一 片空曠地進行。在兩棵大樹之間，掛上鐵絲，有斜的、有平的，按照地面和 空中距離縮小比例，把木制飛機模型懸掛在鐵絲上，再裝上手搖滑輪，按照 適當的速度比例，模仿飛機起飛、降落、平飛、俯沖等各種姿態，學員則操 槍練習瞄準和射擊。

訓練后期，國民黨的飛機又來了，我立即組織對空作 戰，擊傷了一架敵機。實戰等于考核，訓練取得了實效。

經過三個月教學和 訓練，防空訓練隊結業。楊立三指示軍工部門，為各軍團改制了一批高射機 槍，九個排各回各師，三個排留在瑞金，組成軍委防空隊，羅華生任隊長、 廖冠賢任指導員。

這三個排分別配置在黨中央、中革軍委和中華蘇維埃政府 周圍的三個山頭，組成對空交叉火力網，有效地保衛了首腦機關的安全。

不 久，周恩來要我擔任防空司令。我建議說，軍委防空科只有我一個科長，還 是兼職的。下屬防空部隊只有三個排、九挺高射機槍，只不過是幾十個人的 防空隊。讓我擔任防空司令，其實是光桿司令。不如還是以防空科科長身份兼管防空隊為好。

周恩來說： “敵人的空中優勢對我軍威脅太大，全軍要高 度重視防空。各個軍團要加強部隊的防空訓練。有條件的話，還要再多組建 一些防空隊、防空排。委你司令之職，是讓你到各個軍團指導防空作戰和訓 練時，名正言順，有足夠的權威性，方便開展工作。”

隨后，中革軍委向各 軍團下達了關于我的兼職通知和防空訓練命令，以及訓練大綱。部隊開展訓 練后，對空防御能力有所加強，我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擊落敵機一架， 擊傷敵機兩架。空襲明顯減少，偶爾臨空也不敢像過去那樣肆無忌憚地低飛 了。擊落敵機和抓獲國民黨飛行員，極大地鼓舞了我軍的士氣，也充分證明 組建防空部隊和在全軍開展防空訓練是完全必要的。

創建防空部隊雖不是單純為保衛李德，但博古建議的主要由頭則是為確 保李德安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紅軍畢竟有了防空部隊。

李德推行冒險主義戰略戰術

李德在瑞金亮相后沒幾天，蔣介石親自率領的國民黨百萬大軍，悄然向中央 蘇區襲來，第五次“圍剿”的炮聲隆隆響起。蘇區短暫的平靜又被打破了。

為了部署反“圍剿”,博古主持召開了中革軍委會議。參加人員有軍委 負責人朱德、周恩來、項英、王稼祥，總參謀長劉伯承及各軍團、各軍區司令員、政委列席。毛澤東、張聞天等無軍職的政治局委員均未參加。

李德在會上作了《中國工農紅軍反“圍剿”戰略方針》的主報告。他先引 用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中國革命的論述和指示：“中國革命形勢已不亞于1917年 十月革命時的蘇聯，已經成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與戰爭鏈條上的主要環節。戰 勝敵人，奪取政權，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對共產國際領導的全世界無產階級革 命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武裝革命需要的是進攻、進攻、再進攻。"

他又援引了王明在共產國際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華蘇維埃共和 國領土的總面積共計一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比英、法、德、日等各國的領土都 大。蘇區總人口已超過一億，比美國人口還多。中國正式紅軍有三十五萬，非正式 武裝達六十萬以上。”

然后說：“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斗爭是阻止中國走向殖民 地道路的斗爭，是爭取蘇維埃在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因此，從本質上講，第五 次反‘圍剿”是中華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生死大決戰，正義強大的革 命武裝一定能夠戰勝腐朽沒落的反動軍隊。"

接著，他宣講了自己苦思冥想、閉門造車制訂的反“圍剿”計劃。

戰 略總方針是：全線抵御，御敵于國門之外，誓死捍衛蘇區每一寸土地。

戰役 部署是：敵人兵分六路，我亦六路分兵。以主力對主力，以集中對集中，以 陣地對陣地，以碉堡對碉堡，以正規戰對正規戰，以我之處處設防、節節固 守，對敵人步步為營、節節推進。

最后是博古講話。他吹捧李德制訂的作戰計劃是借鑒了蘇聯紅軍國內 戰爭成功的經驗，是馬、恩、列、斯軍事科學與中國工農紅軍武裝斗爭實際 相結合的典范，是全軍克敵制勝的指南，是完全符合共產國際路線和指示精 神的。因此紅軍全體將士，特別是高級指揮員必須認真研究，深刻領會，堅 定不移地貫徹執行。

他特別指出，蘇區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雖然取得勝 利，但前四次敵我態勢、力量對比與第五次不同，游擊戰、運動戰雖曾發揮 了一定作用，但此次則完全不適用。大家應該認識到游擊主義、游擊作風、 游擊習氣對紅軍正規化建設危害極大，必須堅決反對，徹底肅清。

最后，他 代表臨時中央宣布，由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處于戰爭狀態的非常時期，全黨 全軍實行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領導。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 團”,負責重大問題之決策和實施。

1934年1月，中共第六屆五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在瑞金召開。博古連任 中央總負責人。李德在會上就第五次反“圍剿”的形勢任務及方針策略作了 指 示 。

五中全會后，蘇區立即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張聞天替 代毛澤東出任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主持蘇維埃政府的工作。毛澤東任蘇 維埃政府主席，分管經濟和群眾工作。

黨政軍的這三個會議在組織上肯定了博古、李德的統治地位，進一步 排斥了毛澤東，形成了特殊和不正常的領導體制，這就是全黨全軍服從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服從博古，而博古只聽命于李德。

在這三個會議上，幾乎沒 有反對意見，也沒有激烈爭論。這并不說明與會者一致贊成，主要是博古他 們搞的這一套很突然，又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大家一時還沒有反應過來。

毛澤東則看清了潛在的危機，一針見血地對王稼祥說，李德，一個外國人， 連中國話都不會說，跑到我們這里來，實際上是個凌駕于中央和軍委之上的 “太上皇”,什么人都得聽命于他。

李德為了推行“正規戰” “陣地戰”“堡壘戰”等新戰略，接受了博古的建議，加強了對軍隊的宣傳教育。他在博古的陪同下，借視察部隊、機 關、學校之機，頻頻向團以上干部、參謀人員和軍校學員宣講他制定的軍事 方針和推崇的戰略戰術。

為了使李德的軍事路線、戰略戰術，更加理論化、系統化，更加順利 地灌輸給各級指揮員，中革軍委創辦了軍事理論刊物《革命與戰爭》,由劉少文任編輯。

李德頻頻撰寫和發表文章。他要我把他的講話或初稿先整理成 俄文文稿，經他審定后由伍修權和我譯成中文，再請博古過目后送編輯部發 表。

博古為李德取筆名"華夫”。他討好地說： “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叫 米夫，你是國際派來的顧問，取名華夫，中文的意思是中國的米夫，是中國 革命的最高領導。”李德聽了很得意，欣然同意。

李德先后發表了《革命戰 爭的迫切問題》《論紅軍在堡壘主義下的戰術》《反對曲解我們的戰術》 《再論戰術原則》《短促突擊之戰例》等文章。

朱德、劉伯承、陳毅等各級 領導人，根據紅軍作戰、教育、訓練之需要，發表了多篇文章。伍修權和我 也在繁忙的翻譯、參謀工作之余，撰寫發表了幾篇技術、戰術文章。

陳毅和林彪對李德軍事路線的表態

首先接受和支持李德軍事路線的紅軍將領是林彪。李德到紅一軍團視 察，林彪集合團以上干部和機關人員歡迎，請他作報告。

李德重點講了短促突擊，他說： “紅軍在防御的主要方向上，構筑支 撐點和堡壘群，抵御敵人火力襲擊，鉗制和阻擊敵人進攻。然后，集中我主 力，趁敵離開堡壘向我進犯時，對其實施短促、有決定意義的突然襲擊，消 滅其有生力量。”

他詳細說明了兵力部署、工事構筑、火力配置、步炮協 同、出擊時機、火力兵力互援及預備隊使用等問題。

他反復強調說：“這是 我根據蘇聯紅軍作戰經驗和蘇沃洛夫、庫圖佐夫的軍事理論，結合中國工農 紅軍的實際，創造的戰術新理論。由于紅軍大多數指揮員沒有經過正規的系 統的軍事教育，受游擊主義影響很深，因此要立新，先破舊。必須堅決徹底 鏟除游擊主義，游擊習氣，按正規戰的要求，建設正規化的紅軍。”

李德的 演講是我翻譯的，他眉飛色舞講得很起勁，一軍團的干部則像是在聽天書。

中間休息時，楊得志對耿飆說： "我怎么一點兒也聽不明白?是他講得不清 楚還是我水平太低?”

耿飆沒說話，站在旁邊的林彪接話說： “聽不懂，說 明你更需要好好學。”

會后，他當面贊揚李德講得好，講得生動。之后，還 專門給軍委寫了一封信，談自己對短促突擊的學習體會。

他寫道：“敵人現 在已經進占蘇區的門戶。我軍以后將會遇到更多地采用短促突擊戰術去消滅 敵人的戰斗。短促突擊戰斗的發生是突然的，戰斗的過程是短促的。運用它 不僅能取得戰術上的勝利，而且能取得戰役上的勝利。這是紅軍反‘圍剿 克敵制勝的新法寶。”

李德看了信很高興，立即給林彪復信，要他整理成文 在雜志上發表。軍團政委聶榮臻對林彪此舉很反感。

多年后，聶總回憶起當 年的情況時，一語道破林彪政治上的“精明”。他說： "林彪的文章自然不 僅是談戰術，實際上是他對當時形勢的一個政治表態。"

“短促突擊”是陣地防御的應用戰術之一，局限性較大，受火力和部隊 機動能力的制約，一般應用于營以下分隊。以通俗比喻解釋戰術概念，有點 類似球類比賽中的防守反擊。

作為戰略最高指揮員的李德，跑到部隊來，不 談戰略，不講戰役，卻大講特講一個極其普通的分隊戰術。我不理解他本末 倒置的用意，不理解他為什么把“短促突擊”當作取得第五次反“圍剿”勝 利的靈丹妙藥，更不理解堂堂軍事顧問、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才生為什么混 淆了“戰術”“戰役”“戰略”的概念和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

林彪是黃埔 畢業、身經百戰的戰役指揮員，姑且不論林彪是否真的贊同推廣、運用“短 促突擊”,僅就其學識和戰爭經驗而言，他不可能不知道， 一個普通的分隊 戰術根本起不到戰役和戰略作用。

最先站出來反對李德軍事路線的是陳毅。而且，矛頭直指消極防御的戰 略方針 。

1934年1月中革軍委會議后，陳毅和江西省軍區參謀長宋時輪、政治部主 任羅榮桓到“獨立房子”,與博古、李德、周恩來最高三人團專門談對第五 次反"圍剿”戰略戰術的意見。

陳毅說：“江西軍區轄地十余縣，兵力不足 三萬，其中新入伍戰士和赤衛隊員占三分之一。抵御數倍于我之敵，萬萬不 可化整為零，兵分數路。紅軍現在打堡壘戰的條件根本不具備。

單就構筑碉 堡工事而言，你們的指示就行不通，哪里有那么多鋼筋水泥?哪里有那么多 民工?哪里有那么多時間?

很可能是我們搞了個半吊子，敵人就打來了，我 們的戰士躲在磚木籠子里當‘活靶子’。

關于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是御 敵于國門之外還是誘敵深入?是死守每寸土地還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是大 決戰還是反‘圍剿’?都應該認真研究，民主商榷。"

接著，陳毅嚴肅地說："李德顧問前不久到我們那里講課，嚴厲批評 了紅軍的游擊戰、運動戰。對此，我要搞點反批評。

一到四次反‘圍剿’, 蔣介石在德國軍事顧問團指導下搞的就是陣地戰、堡壘戰。紅軍正是以運動 戰、游擊戰誘敵深入，分而殲之，粉碎了四次‘圍剿’。

顧問同志不應指責 勝利之師和紅軍運用多年、戰之能勝的戰略戰術。顧問同志傷害了紅軍將 士，不得人心啊!”

陳毅緊緊圍繞戰略方針，坦誠向李德直諫。講了一個多 小時，旗幟鮮明，立據充分。

周恩來靜心聆聽后說： "你們有意見就提，這很好，我們再研究研究。”

博古和李德則很不耐煩，不時插話，反駁陳毅。

我為他們談話做翻譯，十分欽佩陳毅的膽略和遠見卓識。

談話后，陳毅相繼 發表了《開展游擊戰爭的潮流》《幾個支點守備隊的教訓》《最近時期西北 線游擊斗爭的檢查》等文章，繼續批評李德的錯誤戰略方針，力主以我之長 擊敵之短。

博古、李德非但不接受陳毅的正確意見，還指責陳是“典型的機 會主義、頑固的游擊主義”